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3)
蔣介石回廣州後，在未正式下達校長命令前，仍是對籌委會的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當時，籌措辦校經費是一大困難，蔣介石對此十分不滿，質問廖仲愷：軍校費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愷為使蔣放心，對他說：“軍校款，弟不問支出，兄亦不問來源。”實際上，從籌備到辦校，廖仲愷為解決軍校經費問題，常常不得不以極大耐心同控製了廣東財政收入的西南軍閥交涉，甚至要跑到楊希閔的鴉片煙床前耐心做工作，才能夠從他們霸占的稅收中得到一點撥款。廖仲愷扶持軍校的苦心，使師生深為感動，譽稱他為“黃埔慈母”。同時參與軍校籌備工作的葉劍英後來就此事評價說：“當時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軍思想的是廖仲愷先生，而不是蔣介石。”（1956年11月10日《文匯報》）
蔣介石不顧大局，鬧個人意見，孫中山欲想換人，但權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於是想出了一個妥協而又明智的巧妙辦法：決定讓出校長一職給蔣介石，另設軍校總理一職由自己親任，仍位駕於校長之上，並設校黨代表由廖仲愷擔任，以製約校長。5月3日，簽署了“特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的任命；5月9日，簽署了“特派廖仲愷為駐陸軍軍官學校中國國民黨代表”的任命。
籌備處自2月6日成立，至5月9日本校開課，軍校辦事機構在黃埔島正式開張，南堤籌委會改為軍校駐省辦事處。籌委會歷時3個月，共召開籌備會議32次。這一時期，蔣介石在籌委會僅工作了很短的時籌辦軍官學校的報導間，許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愷負責籌劃的。然而，蔣介石卻如願以償地當上了黃埔軍校校長，這裏麵既有蔣介石的投機成分在內，也是由多種因素組合造成的這一歷史必然。首先是國民黨內缺乏軍事人才，其次是蔣介石先期要求出使蘇俄，造成了先入為主、舍其無人的態勢，從而迫使孫中山最終做出了這一決定。
孫中山對黃埔軍校十分重視，他作為軍校總理與校長、黨代表3人組成校本部，這是軍校的最高領導機構。校本部之下，除原設5個部外，為加強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決定增設政治部。另設教官室主管戰術訓練工作。後又增設教育長一職。建校之初，政治部以戴季陶為主任，張申府（當時是共產黨員）為副主任；教練部以李濟深為主任，鄧演達為副主任兼總隊長；教授部以王伯齡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管理部以林振雄為主任；軍需部以周駿彥為主任，俞飛鵬為副主任；軍醫部以宋榮昌為主任，李其芳為副主任；以何應欽為戰術總教官。教育長則先後由胡謙、王伯齡、何應欽、鄧演達等擔任。後又增設參謀處，以錢大鈞為處長。
黃埔軍校以造就革命軍幹部為目的，所以教練部特別注意各級官長的人選，以作為學生的楷模。籌委會規定，凡是由各方舉薦的人員，先填寫履歷表，再經過詳細考察，然後任用。3月24日，軍校在廣州市文明路高等師範學校內舉行下級幹部考試，對各方舉薦人員嚴格考察。各學生隊分隊長、副分隊長則從廣東警衛軍講武堂和西江講武堂畢業生中挑選。籌委會負責人在對下級幹部考試中講話，讚揚他們來校為黨犧牲的決心，要求本校教職員必須明了黨紀、軍紀及自己的地位和責任。建校籌備工作至4月1日基本結束。
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對創辦黃埔軍校給予大力支持。在蔣介石訪蘇期間，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專門討論創辦軍校的問題，並讓蘇聯顧問鮑羅廷與廖仲愷等人負責籌辦。國民黨“一大”閉幕後，鮑羅廷隨即將首批蘇聯軍事顧問推薦給孫中山，幫助規劃黃埔軍校。蘇聯又應孫中山的要求，為黃埔軍校派來了以切列潘諾夫為組長的第一個軍事顧問小組，參加軍校的籌建工作，還給軍校贈送了武器和經費。隨後，蘇聯又派遣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將軍率領40多位蘇聯軍事專家在黃埔軍校工作。蘇聯顧問的工作中心就是創建黃埔軍校，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地為創建軍校作出了貢獻。這是黃埔軍校培養革命軍事人才能在短期內收效的一個重要原因。
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4)
黃埔軍校宣告成立後，麵臨著多方麵的困難，由於經費拮據，武器奇缺，孫中山曾批準發給黃埔軍校300支毛瑟槍，但兵工廠最初隻能發給30支，勉強夠衛兵放哨用。這時，蘇聯政府給予慷慨援助，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麵施以無償支援，幫助黃埔軍校渡過難關。據統計，第一次撥交學校開辦費10萬盧布，同年，又給廣東政府45萬盧布，作為編練新軍的費用，蘇聯先後無條件地撥交黃埔軍校的開辦經費共達250萬盧布。第一次運給軍校的槍8000多支，子彈400多萬發，以後逐年增加。先後6次為軍校運來了大批的槍炮彈藥，計有步槍51000支，子彈57400萬發，機槍1090挺等，從根本上保證了軍校之訓練、建軍及其軍事鬥爭的順利進行。與此同時，蘇聯政府派來了由軍事政治幹部組成的顧問運送武器的蘇聯水兵和黃埔師生舉行聯歡團協助軍校工作。先後來黃埔軍校擔任顧問的有：政治總顧問鮑羅廷，軍事總顧問加倫，首席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步兵顧問白禮別列夫，炮兵顧問加列裏，工兵顧問互林，政治顧問喀拉覺夫等人。
黃埔軍校深受蘇聯紅軍的影響，無論是編製體製還是軍事教育訓練，都深深地打上了蘇軍的烙印。黃埔軍校顯著的教育成績，是與蘇聯顧問在教學實踐中的幫助分不開的。他們幫助製定教學計劃，提供蘇聯紅軍最新資料，修訂各科教程，在教學中親自示範和教練，為軍校培養出大批軍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蔣介石回廣州後，在未正式下達校長命令前，仍是對籌委會的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當時，籌措辦校經費是一大困難，蔣介石對此十分不滿，質問廖仲愷：軍校費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愷為使蔣放心，對他說：“軍校款，弟不問支出，兄亦不問來源。”實際上，從籌備到辦校，廖仲愷為解決軍校經費問題，常常不得不以極大耐心同控製了廣東財政收入的西南軍閥交涉，甚至要跑到楊希閔的鴉片煙床前耐心做工作，才能夠從他們霸占的稅收中得到一點撥款。廖仲愷扶持軍校的苦心，使師生深為感動，譽稱他為“黃埔慈母”。同時參與軍校籌備工作的葉劍英後來就此事評價說：“當時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軍思想的是廖仲愷先生，而不是蔣介石。”（1956年11月10日《文匯報》）
蔣介石不顧大局，鬧個人意見，孫中山欲想換人，但權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於是想出了一個妥協而又明智的巧妙辦法：決定讓出校長一職給蔣介石，另設軍校總理一職由自己親任，仍位駕於校長之上，並設校黨代表由廖仲愷擔任，以製約校長。5月3日，簽署了“特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的任命；5月9日，簽署了“特派廖仲愷為駐陸軍軍官學校中國國民黨代表”的任命。
籌備處自2月6日成立，至5月9日本校開課，軍校辦事機構在黃埔島正式開張，南堤籌委會改為軍校駐省辦事處。籌委會歷時3個月，共召開籌備會議32次。這一時期，蔣介石在籌委會僅工作了很短的時籌辦軍官學校的報導間，許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愷負責籌劃的。然而，蔣介石卻如願以償地當上了黃埔軍校校長，這裏麵既有蔣介石的投機成分在內，也是由多種因素組合造成的這一歷史必然。首先是國民黨內缺乏軍事人才，其次是蔣介石先期要求出使蘇俄，造成了先入為主、舍其無人的態勢，從而迫使孫中山最終做出了這一決定。
孫中山對黃埔軍校十分重視，他作為軍校總理與校長、黨代表3人組成校本部，這是軍校的最高領導機構。校本部之下，除原設5個部外，為加強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決定增設政治部。另設教官室主管戰術訓練工作。後又增設教育長一職。建校之初，政治部以戴季陶為主任，張申府（當時是共產黨員）為副主任；教練部以李濟深為主任，鄧演達為副主任兼總隊長；教授部以王伯齡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管理部以林振雄為主任；軍需部以周駿彥為主任，俞飛鵬為副主任；軍醫部以宋榮昌為主任，李其芳為副主任；以何應欽為戰術總教官。教育長則先後由胡謙、王伯齡、何應欽、鄧演達等擔任。後又增設參謀處，以錢大鈞為處長。
黃埔軍校以造就革命軍幹部為目的，所以教練部特別注意各級官長的人選，以作為學生的楷模。籌委會規定，凡是由各方舉薦的人員，先填寫履歷表，再經過詳細考察，然後任用。3月24日，軍校在廣州市文明路高等師範學校內舉行下級幹部考試，對各方舉薦人員嚴格考察。各學生隊分隊長、副分隊長則從廣東警衛軍講武堂和西江講武堂畢業生中挑選。籌委會負責人在對下級幹部考試中講話，讚揚他們來校為黨犧牲的決心，要求本校教職員必須明了黨紀、軍紀及自己的地位和責任。建校籌備工作至4月1日基本結束。
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對創辦黃埔軍校給予大力支持。在蔣介石訪蘇期間，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專門討論創辦軍校的問題，並讓蘇聯顧問鮑羅廷與廖仲愷等人負責籌辦。國民黨“一大”閉幕後，鮑羅廷隨即將首批蘇聯軍事顧問推薦給孫中山，幫助規劃黃埔軍校。蘇聯又應孫中山的要求，為黃埔軍校派來了以切列潘諾夫為組長的第一個軍事顧問小組，參加軍校的籌建工作，還給軍校贈送了武器和經費。隨後，蘇聯又派遣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將軍率領40多位蘇聯軍事專家在黃埔軍校工作。蘇聯顧問的工作中心就是創建黃埔軍校，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地為創建軍校作出了貢獻。這是黃埔軍校培養革命軍事人才能在短期內收效的一個重要原因。
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4)
黃埔軍校宣告成立後，麵臨著多方麵的困難，由於經費拮據，武器奇缺，孫中山曾批準發給黃埔軍校300支毛瑟槍，但兵工廠最初隻能發給30支，勉強夠衛兵放哨用。這時，蘇聯政府給予慷慨援助，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麵施以無償支援，幫助黃埔軍校渡過難關。據統計，第一次撥交學校開辦費10萬盧布，同年，又給廣東政府45萬盧布，作為編練新軍的費用，蘇聯先後無條件地撥交黃埔軍校的開辦經費共達250萬盧布。第一次運給軍校的槍8000多支，子彈400多萬發，以後逐年增加。先後6次為軍校運來了大批的槍炮彈藥，計有步槍51000支，子彈57400萬發，機槍1090挺等，從根本上保證了軍校之訓練、建軍及其軍事鬥爭的順利進行。與此同時，蘇聯政府派來了由軍事政治幹部組成的顧問運送武器的蘇聯水兵和黃埔師生舉行聯歡團協助軍校工作。先後來黃埔軍校擔任顧問的有：政治總顧問鮑羅廷，軍事總顧問加倫，首席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步兵顧問白禮別列夫，炮兵顧問加列裏，工兵顧問互林，政治顧問喀拉覺夫等人。
黃埔軍校深受蘇聯紅軍的影響，無論是編製體製還是軍事教育訓練，都深深地打上了蘇軍的烙印。黃埔軍校顯著的教育成績，是與蘇聯顧問在教學實踐中的幫助分不開的。他們幫助製定教學計劃，提供蘇聯紅軍最新資料，修訂各科教程，在教學中親自示範和教練，為軍校培養出大批軍事人才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