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堤2號門前自掛出了黃埔軍校籌備處的牌子後，門裏門外開始忙碌起來，人群絡繹不絕。與此同時，市內的大街小巷也貼出了黃埔軍校的《招生簡章》。招生條件要求“明白主義”，學歷上要求中學或相當於中學畢業，身體要求“強健”、無眼病、無肺病和性病。考試要求筆試口試，考試內容是作文、政治和數學。黃埔軍校招生雖說是全國性的，但實行起來困難很大。在國民黨有一定影響的幾個省份和地區，可以在《民國日報》上登幾則啟事。但在軍閥盤踞的多數省份，卻不能公開招生，甚至有的省份的軍閥竟下令學生不得出省一步。那時的國民黨組織鬆散，對在全國招生無能為力。眼看著各地報考工作要落空，孫中山焦急萬分，廖仲愷急忙找到中共總書記陳獨秀。陳獨秀召集在國民黨中任職的中共黨員譚平山和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決定以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名義向各地組織發電，衝破軍閥障礙，挑選優秀分子赴廣州應試。
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2)
1924年，毛澤東在廣州。幫助黃埔軍校招收人才，最不遺餘力的還有時年31歲的毛澤東，他精力過人，膽大心細。查閱《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第一至第四隊詳細調查表》，可見在學生親筆填寫的“入校介紹人”一欄中，有5名湖南學生的入校介紹人中都有毛澤東的名字，這5人是：新田縣的蔣先雲，耒陽縣的伍文生和李漢藩，衡山縣的趙楠，醴陵縣的張際春（非後來的解放軍第2野戰軍副政委張際春，兩人同名同姓同鄉，考入黃埔軍校第1期的張際春畢業後曾任國民革命軍團長，在蘇聯學習兩年回國後到上海中央軍委工作，曾擔任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1933年病逝）。1924年3月，由毛澤東出麵在軍閥孫傳芳的眼皮底下，在上海秘密組織了一個黃埔軍校分考場。所謂分考場是指整個長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到這裏集中，經過篩選，再赴廣州參加總考。毛澤東在這裏給許多人發放了路費和證明，送他們登上南下的火車和輪船，多年後這些熱血青年還記得，在送別的時刻，毛澤東都會說一句“讓我們相會在廣州”，都記得毛澤東在碼頭上那清瘦的身影和真誠的祝願。
廖仲愷在1924年的題詞籌備軍校的各項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自然也就涉及到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這就是關於校長的人選。本來軍校校長是由孫中山本人兼任的，但是他考慮到自己的身體狀況等原因，不適宜做具體的校務工作，於是最初決定讓程潛擔任校長一職，而以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誰知蔣介石不願在程潛之下，對孫中山的這一安排大為不滿。本來由孫中山任校長，蔣介石無話可說，但當孫中山透露出不兼任校長之職時，蔣介石則對校長一職誌在必得，他耍起了政客的慣用手段。2月21日，蔣介石未經孫中山和廖仲愷的同意，就宣布軍校不辦了，並擅自發給教職員離職津貼，企圖解散籌委會。他寫了一份辭職書，說“籌備處已移交廖仲愷先生代為交卸”，便不辭而別。孫中山與廖仲愷對蔣介石的行為十分不滿。廖仲愷當即對籌委會的工作人員說：“辦黃埔是黨要辦的，而且一定要辦成。”“蔣介石不要辦，或因此辦不成，蔣先生要開罪於全黨。”
蔣介石辭去軍校籌備委員長職務後，擅自離開廣州，跑到上海消極對抗。他給廖仲愷的信中託詞說明他為什麽要離廣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對孫中山的政績不滿，二是對廖仲愷的財政不滿，三是對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不信任。另一方麵，蔣介石又委託張靜江找孫中山說情，明言他想當這個校長。
孫中山在蔣介石的辭職書上批覆：“務須任勞任怨，百折不回，從窮苦中去奮鬥，故不準辭職。”為了不影響軍校籌備工作的進程，2月23日，孫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愷兼理籌委會委員長之職，同時邀請鄧演達、葉劍英等一道辦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愷忠心耿耿，積極進行籌備工作，同時竭力催促蔣介石回廣州復職。孫中山後又電催蔣介石回粵復職，責問：“辭呈未準，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愷也電催蔣介石南歸，責令“毋負遠來考者，以損黨譽”。3月14日，蔣介石復函廖仲愷，表示不相信國共始終合作。對蔣介石的如此要挾，孫中山和廖仲愷仍是苦口婆心地勸說，3月16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孫總理勉勵同誌文》，再次闡述聯俄、聯共的必要性。
為了切實做好招生工作，孫中山指示軍校籌備委員會成立入學試驗委員會，仍公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王伯齡、鄧演達、彭素民、嚴重、錢大鈞、胡樹森、張家瑞、宋榮昌、簡作楨等9人為委員，經孫中山批準於3月21日成立。因當時蔣介石離職，指定李濟深為代理委員長。
軍校籌備工作日益繁忙，蔣介石卻逍遙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這一期間，廖仲愷連日電催蔣介石南歸，3月26日詢問：“歸否？俾得自決。”表示作最後通知。3月30日蔣介石致電廖仲愷，藉口懷疑軍校經費不足，黃埔軍校校黨代表廖仲愷表示對軍校失去信心。廖仲愷復電錶示，經費不乏，盡可安心辦學，惟請即來。然而，蔣介石未達目的，哪肯罷休，仍以種種理由不歸，暗中也在四處探聽孫中山對校長一職的安排。為了革命大業，孫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許崇智專程到奉化勸說蔣介石回校，並說明如果蔣介石再不回廣州，軍校之責就隻好另請別人了。4月21日，蔣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凶多吉少的情況下，他這才重返廣州。
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2)
1924年，毛澤東在廣州。幫助黃埔軍校招收人才，最不遺餘力的還有時年31歲的毛澤東，他精力過人，膽大心細。查閱《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第一至第四隊詳細調查表》，可見在學生親筆填寫的“入校介紹人”一欄中，有5名湖南學生的入校介紹人中都有毛澤東的名字，這5人是：新田縣的蔣先雲，耒陽縣的伍文生和李漢藩，衡山縣的趙楠，醴陵縣的張際春（非後來的解放軍第2野戰軍副政委張際春，兩人同名同姓同鄉，考入黃埔軍校第1期的張際春畢業後曾任國民革命軍團長，在蘇聯學習兩年回國後到上海中央軍委工作，曾擔任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1933年病逝）。1924年3月，由毛澤東出麵在軍閥孫傳芳的眼皮底下，在上海秘密組織了一個黃埔軍校分考場。所謂分考場是指整個長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到這裏集中，經過篩選，再赴廣州參加總考。毛澤東在這裏給許多人發放了路費和證明，送他們登上南下的火車和輪船，多年後這些熱血青年還記得，在送別的時刻，毛澤東都會說一句“讓我們相會在廣州”，都記得毛澤東在碼頭上那清瘦的身影和真誠的祝願。
廖仲愷在1924年的題詞籌備軍校的各項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自然也就涉及到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這就是關於校長的人選。本來軍校校長是由孫中山本人兼任的，但是他考慮到自己的身體狀況等原因，不適宜做具體的校務工作，於是最初決定讓程潛擔任校長一職，而以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誰知蔣介石不願在程潛之下，對孫中山的這一安排大為不滿。本來由孫中山任校長，蔣介石無話可說，但當孫中山透露出不兼任校長之職時，蔣介石則對校長一職誌在必得，他耍起了政客的慣用手段。2月21日，蔣介石未經孫中山和廖仲愷的同意，就宣布軍校不辦了，並擅自發給教職員離職津貼，企圖解散籌委會。他寫了一份辭職書，說“籌備處已移交廖仲愷先生代為交卸”，便不辭而別。孫中山與廖仲愷對蔣介石的行為十分不滿。廖仲愷當即對籌委會的工作人員說：“辦黃埔是黨要辦的，而且一定要辦成。”“蔣介石不要辦，或因此辦不成，蔣先生要開罪於全黨。”
蔣介石辭去軍校籌備委員長職務後，擅自離開廣州，跑到上海消極對抗。他給廖仲愷的信中託詞說明他為什麽要離廣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對孫中山的政績不滿，二是對廖仲愷的財政不滿，三是對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不信任。另一方麵，蔣介石又委託張靜江找孫中山說情，明言他想當這個校長。
孫中山在蔣介石的辭職書上批覆：“務須任勞任怨，百折不回，從窮苦中去奮鬥，故不準辭職。”為了不影響軍校籌備工作的進程，2月23日，孫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愷兼理籌委會委員長之職，同時邀請鄧演達、葉劍英等一道辦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愷忠心耿耿，積極進行籌備工作，同時竭力催促蔣介石回廣州復職。孫中山後又電催蔣介石回粵復職，責問：“辭呈未準，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愷也電催蔣介石南歸，責令“毋負遠來考者，以損黨譽”。3月14日，蔣介石復函廖仲愷，表示不相信國共始終合作。對蔣介石的如此要挾，孫中山和廖仲愷仍是苦口婆心地勸說，3月16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孫總理勉勵同誌文》，再次闡述聯俄、聯共的必要性。
為了切實做好招生工作，孫中山指示軍校籌備委員會成立入學試驗委員會，仍公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王伯齡、鄧演達、彭素民、嚴重、錢大鈞、胡樹森、張家瑞、宋榮昌、簡作楨等9人為委員，經孫中山批準於3月21日成立。因當時蔣介石離職，指定李濟深為代理委員長。
軍校籌備工作日益繁忙，蔣介石卻逍遙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這一期間，廖仲愷連日電催蔣介石南歸，3月26日詢問：“歸否？俾得自決。”表示作最後通知。3月30日蔣介石致電廖仲愷，藉口懷疑軍校經費不足，黃埔軍校校黨代表廖仲愷表示對軍校失去信心。廖仲愷復電錶示，經費不乏，盡可安心辦學，惟請即來。然而，蔣介石未達目的，哪肯罷休，仍以種種理由不歸，暗中也在四處探聽孫中山對校長一職的安排。為了革命大業，孫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許崇智專程到奉化勸說蔣介石回校，並說明如果蔣介石再不回廣州，軍校之責就隻好另請別人了。4月21日，蔣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凶多吉少的情況下，他這才重返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