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恰逢黃得功、高傑爭揚州，史可法早早離寧，馬士英、阮大鋮一夥便無所顧忌地將“順案”擴大化。“順案”中一個關鍵性人物是：周鍾，這位復社領袖、1643年殿試狀員在北京陷落時仿佛看到了改朝換代的氣象，向進城的“馬上天子”獻“勸進表”，其中寫道：“獨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洪業》，第91頁）此種背叛行為對朝中“君子黨”打擊甚重，馬士英、阮大鋮等人抓住不放，將“順案”擴大成對南明朝中東林、復社勢力的清洗，而“君子黨”為求自保，想到尋求軍閥支持，這又成為左良玉移兵東進的一根引線。
弘光皇帝也惹上了麻煩，他先後陷入“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泥潭。“童妃案”中，弘光對一個自稱是他失散的愛妃避而不見，而且在朝中很多人相信這個女人的說法時慌忙將她處死，這使人有些懷疑弘光皇帝是否真是那個叫朱由崧的福王。而南京城破前3個月忽然又冒出個“明太子”，引得滿城人心動盪，文武官員也不知如何是好，雖然“太子”被押了起來，可誰也不敢如收拾童妃似的幹掉這“太子”。
這些事鬧得沸沸揚揚時，揚州陷落了，史可法殉國，清軍在那裏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1645年6月3日弘光偷偷逃離南京，恐懼的百姓衝進監牢，找出“太子”，在戲班子的行頭裏尋了件龍袍套在他身上，便擁著“太子”登基，仿佛這樣就安全了。6月4日馬士英出逃，大勢已去，錢謙益、趙之龍和王鐸隻得組個班子，討論投降事宜，6月8日他們帶著一朝文官在首府門外列隊歡迎多鐸的到來。
逃走的弘光最終被叛將出賣，押回南京。6月18日晚上他被帶到靈璧府邸，那裏多鐸正舉行宴會，他被有意排在同樣被俘的“太子”下座，聽著多鐸的挖苦，弘光“想替自己辯護，但卻無言以對，而且已經汗流浹背了。他隻有在眾人麵前難堪地低下頭來，裝聾作啞。”（《洪業》，第200頁）之後他被押往北京，第二年便被秘密處死。至於那位“太子”，據說也在次年與一些被義軍利用的明皇子們一道被處決了。
詩人閻爾梅曾致信史可法，在信中表態說：隻要史公一展忠信之旗，縱是文弱書生的他，亦能“潛糾河北忠勇之士，凡數萬，為王師前驅，報先帝之大仇，復祖宗之疆土。”（《洪業》，第172頁）等南明政權崩潰後，救國重任似乎真壓到了這些信誓旦旦的書生肩頭，不過他們依然堅信：隻要說出忠君愛國的道理，足以喚起無數義士和義民。
在組織民間起義的書生心中，所謂“義士”起碼是讀過些聖賢書的地主、鄉紳，他們在地方上既有很強的號召力，又十分尊重讀書人，能夠聽從書生指揮，個個願意毀家紓難，匡復社稷。所謂“義民”，則都應當是些樸實的莊稼漢子，這些人自覺地跟在“義士”身後，如思歸的群鳥，成片、成片匯聚到復明的大旗下，同仇敵愾，索還江山！
可當書生真得拉隊伍起誓時，卻發現聚來的“義士”多是一些無法無天、鋌而走險的亡命徒，或是頂著不知道多少條人命官司、罪大惡極的罪犯，書生本來就怕這號人，現在竟要和他們一起並肩作戰，心先涼了半截。復社領袖楊廷樞的困惑典型反映出書生的矛盾心態，當太湖地區的反清武裝邀他入夥時，“他問他們怎樣得到給養，他們回答說：‘取自百姓’。楊廷樞說：那樣的話，你們就是強盜，那還有什麽正義可言？”（《洪業》，第209頁）
同時，書生雖然活動於歷來富庶的江南地區，但到明中晚期，隨著國家逐漸陷入危機，江南的賦稅愈漸沉重，至17世紀20年代，地方上的“義紳”就常和社會下層聯合起來，抵製中央政府的稅賦雜役，他們態度強硬，手段狡猾，與書生心目中的“義士”大相逕庭，倒更象是些刁頑奸商。可是就連這種上下串通的行動到明末也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長期聚積的階級仇恨的總暴發。
作為魚米之鄉的江南隨著經濟發展，比糧食作物獲利更多的經濟作物受到普遍青睞，大批優良水田騰出來種棉花，江南消費的大米反要從湖廣地區輸入。再後來，由於種棉對地力破壞很大，再者江南手工業發展迅速，於是連棉花也多由北方輸入。江南經濟呈現出商品經濟的性質，這給當地鄉紳地主、商人帶來大筆收益，甚至社會富裕階層中又要分出許多個等級，在17世紀30年代，“‘大家’擁有的財富價值在1000萬兩白銀的家產，‘中家’約100萬兩，而以萬計者不可枚舉。”（《洪業》，第211頁）
可就在江南富豪富中稱富之時，江南窮戶則出現了貧上加貧的現象。由於賦稅加重，支撐不起的農民便把土地交給可以免除賦稅的庠生，自己成為其佃戶，這種避稅方法被稱之為“投靠”，農民減輕了一些直接壓力，卻強化了社會中私人依附關係。那些不願“投靠”的農民往往破產，生活窘困，淪為長工，被社會看作是“賤民”，不得科舉，不能和普通百姓通婚，犯了罪還要受更嚴酷的懲罰。
進而，有些養不起孩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到大家豪門，成為其僕人，年景不好時，甚至許多大男、大女也自賣為仆，這些人中混成有權有勢的高級家奴的是少數，大多數過著十分悲慘的生活。到了17世紀，“江南鄉村人口的20%—30%，已經通過‘賣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戶人家。其他許多農民成了富人的佃戶”。（《洪業》，第214頁）
弘光皇帝也惹上了麻煩，他先後陷入“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泥潭。“童妃案”中，弘光對一個自稱是他失散的愛妃避而不見，而且在朝中很多人相信這個女人的說法時慌忙將她處死，這使人有些懷疑弘光皇帝是否真是那個叫朱由崧的福王。而南京城破前3個月忽然又冒出個“明太子”，引得滿城人心動盪，文武官員也不知如何是好，雖然“太子”被押了起來，可誰也不敢如收拾童妃似的幹掉這“太子”。
這些事鬧得沸沸揚揚時，揚州陷落了，史可法殉國，清軍在那裏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1645年6月3日弘光偷偷逃離南京，恐懼的百姓衝進監牢，找出“太子”，在戲班子的行頭裏尋了件龍袍套在他身上，便擁著“太子”登基，仿佛這樣就安全了。6月4日馬士英出逃，大勢已去，錢謙益、趙之龍和王鐸隻得組個班子，討論投降事宜，6月8日他們帶著一朝文官在首府門外列隊歡迎多鐸的到來。
逃走的弘光最終被叛將出賣，押回南京。6月18日晚上他被帶到靈璧府邸，那裏多鐸正舉行宴會，他被有意排在同樣被俘的“太子”下座，聽著多鐸的挖苦，弘光“想替自己辯護，但卻無言以對，而且已經汗流浹背了。他隻有在眾人麵前難堪地低下頭來，裝聾作啞。”（《洪業》，第200頁）之後他被押往北京，第二年便被秘密處死。至於那位“太子”，據說也在次年與一些被義軍利用的明皇子們一道被處決了。
詩人閻爾梅曾致信史可法，在信中表態說：隻要史公一展忠信之旗，縱是文弱書生的他，亦能“潛糾河北忠勇之士，凡數萬，為王師前驅，報先帝之大仇，復祖宗之疆土。”（《洪業》，第172頁）等南明政權崩潰後，救國重任似乎真壓到了這些信誓旦旦的書生肩頭，不過他們依然堅信：隻要說出忠君愛國的道理，足以喚起無數義士和義民。
在組織民間起義的書生心中，所謂“義士”起碼是讀過些聖賢書的地主、鄉紳，他們在地方上既有很強的號召力，又十分尊重讀書人，能夠聽從書生指揮，個個願意毀家紓難，匡復社稷。所謂“義民”，則都應當是些樸實的莊稼漢子，這些人自覺地跟在“義士”身後，如思歸的群鳥，成片、成片匯聚到復明的大旗下，同仇敵愾，索還江山！
可當書生真得拉隊伍起誓時，卻發現聚來的“義士”多是一些無法無天、鋌而走險的亡命徒，或是頂著不知道多少條人命官司、罪大惡極的罪犯，書生本來就怕這號人，現在竟要和他們一起並肩作戰，心先涼了半截。復社領袖楊廷樞的困惑典型反映出書生的矛盾心態，當太湖地區的反清武裝邀他入夥時，“他問他們怎樣得到給養，他們回答說：‘取自百姓’。楊廷樞說：那樣的話，你們就是強盜，那還有什麽正義可言？”（《洪業》，第209頁）
同時，書生雖然活動於歷來富庶的江南地區，但到明中晚期，隨著國家逐漸陷入危機，江南的賦稅愈漸沉重，至17世紀20年代，地方上的“義紳”就常和社會下層聯合起來，抵製中央政府的稅賦雜役，他們態度強硬，手段狡猾，與書生心目中的“義士”大相逕庭，倒更象是些刁頑奸商。可是就連這種上下串通的行動到明末也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長期聚積的階級仇恨的總暴發。
作為魚米之鄉的江南隨著經濟發展，比糧食作物獲利更多的經濟作物受到普遍青睞，大批優良水田騰出來種棉花，江南消費的大米反要從湖廣地區輸入。再後來，由於種棉對地力破壞很大，再者江南手工業發展迅速，於是連棉花也多由北方輸入。江南經濟呈現出商品經濟的性質，這給當地鄉紳地主、商人帶來大筆收益，甚至社會富裕階層中又要分出許多個等級，在17世紀30年代，“‘大家’擁有的財富價值在1000萬兩白銀的家產，‘中家’約100萬兩，而以萬計者不可枚舉。”（《洪業》，第211頁）
可就在江南富豪富中稱富之時，江南窮戶則出現了貧上加貧的現象。由於賦稅加重，支撐不起的農民便把土地交給可以免除賦稅的庠生，自己成為其佃戶，這種避稅方法被稱之為“投靠”，農民減輕了一些直接壓力，卻強化了社會中私人依附關係。那些不願“投靠”的農民往往破產，生活窘困，淪為長工，被社會看作是“賤民”，不得科舉，不能和普通百姓通婚，犯了罪還要受更嚴酷的懲罰。
進而，有些養不起孩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到大家豪門，成為其僕人，年景不好時，甚至許多大男、大女也自賣為仆，這些人中混成有權有勢的高級家奴的是少數，大多數過著十分悲慘的生活。到了17世紀，“江南鄉村人口的20%—30%，已經通過‘賣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戶人家。其他許多農民成了富人的佃戶”。（《洪業》，第2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