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軍隊合起來，據稱兵丁過百萬，可實際上能戰者不過十萬，且兵匪混雜，善戰者少，善劫者眾。另一麻煩在於：南明政權任命四大軍閥鎮守四鎮要害地區後，卻發不出軍餉，所以四鎮幹脆就地取材，搶奪百姓，甚至彼此火併，爭搶富裕地區。加之此輩之間私仇頗深，每次軍事行動時，都欲先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根本談不上聯手抗擊清軍。於是，北方形勢危機時，高傑卻與黃得功為爭搶揚州，大大出手，史可法為平息爭端隻得離開南京，親守揚州。
麵對弘光政權這幅爛攤子，文臣書生象他們北方的老前輩一樣，繼續提出一個又一個空洞無用的計劃！鬆江幾社（復社內部最著名的組織之一）的實際領袖陳子龍在南京兵部任職負責南京防務時，便主張建立一支以儒家精神激勵著的子弟兵，同時藉助山東、河北的“義士”，興師北伐，一舉收復失地。陳的建議中還有另一層意義，即讓弘光支持江南主張北伐的“眾賢”之意，趁機打擊朝中閹黨勢力。至於北伐的基礎何在，陳子龍認為這是民情所向，他心中，北地“義旗雲集，鹹拭目以望王師。”（《洪業》，第121頁）
比這更有想像力的是大儒劉宗周的建議，劉宗周時任左都禦史，他一上任就指責高傑、劉澤清等人土匪出身，是自私、投機分子，君子不屑與之同伍，繼而又主張那位“萬事莫若杯在後，一生幾回月當空”的弘光皇帝禦駕親征，並相信一旦如此，百姓便會群起響應，北地須臾可復矣。此論一出，劉澤清立刻上疏參劾，馬士英也以欲危害皇帝性命的理由彈劾他，朝中勛臣趁機將打擊麵擴大到所有支持薑曰廣的“閣臣”身上，結果劉、薑雙雙罷官回家，“北伐宏業”在一片吵鬧中不了了之。
與這些人相比，同為書生出身，卻執掌著兵權的官員就現實多了。馬士英也好，史可法也罷，都不幻想著迅速收復中原，雖然史可法也強調進攻，但主要思路是以攻為守，保住南京。可他們還是犯了一個致命錯誤，尤其是史可法，排兵布陣“隻顧守衛淮安地區和南京，而忽視對付來自北方日益增長的現實威脅的思想。總之在史可法看來，最主要的敵人顯然是農民軍而不是清軍。”（《洪業》，第113頁）與史可法一樣，南明許多官員對農民軍的仇恨和恐懼遠大於清軍，他們擔心清軍與農民軍聯合，所以樂得旁觀清軍與農民軍在中原廝殺。“以夷滅順”的思想使南明軍隊錯過一次次戰機。
文官對南下清軍的誤判，主要在於他們對敵人知之甚少，很多人隻是根據對以前蒙古部落的印象和查找歷史書本上的記載進行判斷，而沒有也不願進行複雜的實際情報搜集工作，從而想當然地把清軍等同於傳統遊牧部落。的確，傳統遊牧民族沒有城市管理經驗，他們對中原隻是進行周期性的搶劫，甚至在遊牧民族看來，城市是一種累贅。十世紀時契丹人攻占開封，竟不知如何處理，隻好退出該地；成吉思汗的部下勸他緩攻西夏時也說：“唐兀人（即西夏人）住在城裏，總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們。”（[法]格魯塞：《蒙古帝國史》龔鉞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72-273頁）然而，清軍在未入關前已開始漢化，入關就為奪天下。
當清廷掃滅中原義軍殘部後，自然沒回老家，反而大舉南下，直撲南京，這使等著坐收漁利的南明部隊亂作一團。1645年1月，史可法命高傑率部進駐淮州，與那裏的許定國部一起阻擊多鐸的部隊。由於高傑降明之前曾殺害過許定國一家老小，許恨透了這位“反賊上司”，加之許已生降清之意，所以借宴請高傑之機，把高傑和他的衛隊殺得一個不剩，然後投清而去。高傑部群龍無首，史可法建議由深孚眾望的李本深（高傑之婿）繼任，馬士英擔心這將強化史可法對高傑部的控製，百般幹擾，另派自己係的人來接任，眾將不服，四散走空，史可法沿黃河的第一道防線就這樣破裂了。
此時，史可法不得不親自北上擊敵先鋒，希望通過主動攻擊來援助徐州守將李成棟。然而黃得功得知高傑被害和史可法北上的消息後，又打起了揚州的主意，準備突襲揚州，洗劫這個城市，史可法隻得放棄反攻計劃。至4月，徐州守將李成棟、劉良佐叛變降清，把整個南明的西北防線讓給敵人。
同在4月，武昌左良玉移兵東進，直奔江南而來，打出“清君側”的旗號，意在剷除朝中的馬士英。此事起因於朝中閹黨剋扣左部軍餉，同時，南京“順案”鬧得正盛，東林、復社成員希望借左軍東進，打擊閹黨。雖然老邁的左良玉到九江後沒幾天就死了，但其大軍仍一路劫奪，馬士英嚇得急調淮陽守軍，從而削弱了抗清防線，按他的說法，“寧可皆死於清，而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洪業》，第183頁）這種分兵並無必要，左部洗劫安慶、池洲後，在銅陵被黃得功擋住，便返回九江，在那裏悉數降清。
就在南明防線一道道崩潰時，南京小朝廷裏又起內訌。在李自成打下北京後，許多士生官員選擇了與大順政權合作，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又輾轉返回南明，如何對待這些人成為棘手問題。對此，史可法認為應以大局為重，不應拒絕南下的北地官員，更不能擴大對曾經失節官員的打擊麵，可閹黨卻在懲處降順官員的過程中看到了打擊政敵的絕好時機。
麵對弘光政權這幅爛攤子，文臣書生象他們北方的老前輩一樣，繼續提出一個又一個空洞無用的計劃！鬆江幾社（復社內部最著名的組織之一）的實際領袖陳子龍在南京兵部任職負責南京防務時，便主張建立一支以儒家精神激勵著的子弟兵，同時藉助山東、河北的“義士”，興師北伐，一舉收復失地。陳的建議中還有另一層意義，即讓弘光支持江南主張北伐的“眾賢”之意，趁機打擊朝中閹黨勢力。至於北伐的基礎何在，陳子龍認為這是民情所向，他心中，北地“義旗雲集，鹹拭目以望王師。”（《洪業》，第121頁）
比這更有想像力的是大儒劉宗周的建議，劉宗周時任左都禦史，他一上任就指責高傑、劉澤清等人土匪出身，是自私、投機分子，君子不屑與之同伍，繼而又主張那位“萬事莫若杯在後，一生幾回月當空”的弘光皇帝禦駕親征，並相信一旦如此，百姓便會群起響應，北地須臾可復矣。此論一出，劉澤清立刻上疏參劾，馬士英也以欲危害皇帝性命的理由彈劾他，朝中勛臣趁機將打擊麵擴大到所有支持薑曰廣的“閣臣”身上，結果劉、薑雙雙罷官回家，“北伐宏業”在一片吵鬧中不了了之。
與這些人相比，同為書生出身，卻執掌著兵權的官員就現實多了。馬士英也好，史可法也罷，都不幻想著迅速收復中原，雖然史可法也強調進攻，但主要思路是以攻為守，保住南京。可他們還是犯了一個致命錯誤，尤其是史可法，排兵布陣“隻顧守衛淮安地區和南京，而忽視對付來自北方日益增長的現實威脅的思想。總之在史可法看來，最主要的敵人顯然是農民軍而不是清軍。”（《洪業》，第113頁）與史可法一樣，南明許多官員對農民軍的仇恨和恐懼遠大於清軍，他們擔心清軍與農民軍聯合，所以樂得旁觀清軍與農民軍在中原廝殺。“以夷滅順”的思想使南明軍隊錯過一次次戰機。
文官對南下清軍的誤判，主要在於他們對敵人知之甚少，很多人隻是根據對以前蒙古部落的印象和查找歷史書本上的記載進行判斷，而沒有也不願進行複雜的實際情報搜集工作，從而想當然地把清軍等同於傳統遊牧部落。的確，傳統遊牧民族沒有城市管理經驗，他們對中原隻是進行周期性的搶劫，甚至在遊牧民族看來，城市是一種累贅。十世紀時契丹人攻占開封，竟不知如何處理，隻好退出該地；成吉思汗的部下勸他緩攻西夏時也說：“唐兀人（即西夏人）住在城裏，總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們。”（[法]格魯塞：《蒙古帝國史》龔鉞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72-273頁）然而，清軍在未入關前已開始漢化，入關就為奪天下。
當清廷掃滅中原義軍殘部後，自然沒回老家，反而大舉南下，直撲南京，這使等著坐收漁利的南明部隊亂作一團。1645年1月，史可法命高傑率部進駐淮州，與那裏的許定國部一起阻擊多鐸的部隊。由於高傑降明之前曾殺害過許定國一家老小，許恨透了這位“反賊上司”，加之許已生降清之意，所以借宴請高傑之機，把高傑和他的衛隊殺得一個不剩，然後投清而去。高傑部群龍無首，史可法建議由深孚眾望的李本深（高傑之婿）繼任，馬士英擔心這將強化史可法對高傑部的控製，百般幹擾，另派自己係的人來接任，眾將不服，四散走空，史可法沿黃河的第一道防線就這樣破裂了。
此時，史可法不得不親自北上擊敵先鋒，希望通過主動攻擊來援助徐州守將李成棟。然而黃得功得知高傑被害和史可法北上的消息後，又打起了揚州的主意，準備突襲揚州，洗劫這個城市，史可法隻得放棄反攻計劃。至4月，徐州守將李成棟、劉良佐叛變降清，把整個南明的西北防線讓給敵人。
同在4月，武昌左良玉移兵東進，直奔江南而來，打出“清君側”的旗號，意在剷除朝中的馬士英。此事起因於朝中閹黨剋扣左部軍餉，同時，南京“順案”鬧得正盛，東林、復社成員希望借左軍東進，打擊閹黨。雖然老邁的左良玉到九江後沒幾天就死了，但其大軍仍一路劫奪，馬士英嚇得急調淮陽守軍，從而削弱了抗清防線，按他的說法，“寧可皆死於清，而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洪業》，第183頁）這種分兵並無必要，左部洗劫安慶、池洲後，在銅陵被黃得功擋住，便返回九江，在那裏悉數降清。
就在南明防線一道道崩潰時，南京小朝廷裏又起內訌。在李自成打下北京後，許多士生官員選擇了與大順政權合作，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又輾轉返回南明，如何對待這些人成為棘手問題。對此，史可法認為應以大局為重，不應拒絕南下的北地官員，更不能擴大對曾經失節官員的打擊麵，可閹黨卻在懲處降順官員的過程中看到了打擊政敵的絕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