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開國之初曾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製，又吸收元軍製中某些要素建起“衛所軍製”：每衛5600人，下設5個千戶所，各1120人，衛所軍士每人授田50畝，給耕牛農具，並免田租徭役，衛所官兵都由身份永遠不變的世襲軍戶充任。這種半軍半農、自給自足的軍屯製度不僅使國家迅速擁有了強大的武裝力量，還節省下朝廷大筆軍餉開支，可衛所製度也有頗多隱患，“軍屯沒有事先作出計劃，進行周密準備，沒有進行過實際調查，沒有做過試點，也沒有建立起專門管理的部門。”（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阿風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6月第1版，第76頁）
同時，明朝會計帳目極混雜，朝廷竟然始終也搞不清各衛所的經濟實情。至15世紀後期，王公貴戚、地方官僚開始把衛所軍士變為其勞工、農奴，商賈勢力也浸透進來，軍官貪汙受賄，士卒不堪其苦紛紛逃亡，軍力迅速衰落。以北京周邊78個衛為例，“原有38萬人，至16世紀初，隻剩5—6萬人，而其中實際*兵器者僅有1萬人。蒙古騎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門處，明軍竟不敢前去應戰。”（《洪業》，第409頁）
國家兵製頹敗如此，可京城中固守於道德律令簡單世界中的士生官宦階層卻並不了解實情，自然他們不願了解，也不能了解。於是想當然地覺得大明朝天威浩蕩，四方來服，即便有番邦挑釁，天子大軍一到，頃刻可令敵陣崩潰。因此，每當邊關守將報告不利軍情時，得到的多半是一通不分青紅皂白的斥責。
1609年深知明軍虛弱的遼東經略熊廷弼意識到努爾哈赤的威脅，他奏請朝廷考慮，不得已時可向這位新崛起的酋長暫作讓步。朝中“言官”將熊的建議看作“帶有怯懦、綏靖的味道，隻會鼓勵而不能阻止努爾哈赤的入侵。兩年後，熊廷弼被彈劾，調離遼東，努爾哈赤征服天下的勢頭卻繼續發展。”（《洪業》，第14頁）
1616年努爾哈赤吞併女真各部建立後金王朝，兩年後遼東重鎮撫順被後金攻陷，又過了一年，後金軍隊大破明軍，取得薩爾滸大捷……一係列的失敗似乎要將文官們從夢中驚醒，可1626年袁崇煥寧遠大敗金軍的消息傳至京城，朝野一片歡騰，大家長出了口氣，重又飄飄然起來，全然忘了明軍防備整體脆弱的事實，隨即毫無策略地斷然拒絕皇太極的議和要求，使疲憊的國家錯失了一次喘息修整的好機會。
北邊危機未減，明朝內部又陷在農民起義的泥潭裏，由於連年對女真用兵，“朝廷一方麵對尚可控製地區的人口增加稅收，另一方麵大量裁減對朝廷威脅還較小的西北地區的雇役。李自成就是朝廷為節省支出而裁減的驛卒。”（[美]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黃純艷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21頁）於是被裁的兵卒不可避免地和大量破產的流民結合到一起，1627年陝西爆發一係列兵變和叛亂，雖然在1636年這些叛亂被暫時瓦解，但起義者活動範圍卻擴至湖廣、河南和陝西交界的大片地區。
1637年後，李自成和張獻忠的兩支大軍聯合，轉敗為勝，勢不可擋，之後二人的分裂使他們在1641年各自受到明軍重創，可時至1642年，明軍還是最終失去了軍事優勢。這場大亂充分暴露出國家基層行政能力和衛所製度的敗落，朝廷已漸漸失去對縣鄉政權的控製權，賦稅結構更是殘缺不全。
真是屋漏偏逢連陰雨，朝堂上“東林”與“閹黨”兩敗俱傷後遺留勢力仍對峙朝野，至天啟年間，民間文人社團“復社”興起，社員自命君子，誓與閹黨不兩立，隨著這些人紛紛入仕，朝中出現所謂“小東林”勢力，政壇惡鬥復起。可悲的是，自1630年溫體仁和周延儒共執首輔以來，遼東戰事危機竟被當作黨爭磨盤下的穀米！許多朝臣以為：區區幾場失敗畢竟斷送不了大明江山，而利用這些失敗打擊政敵倒是極佳手段。
於是，任何一方在戰略戰術上提出合乎實際的退守之策時，都會被另一方利用，上升為愛國還是賣國的道德原則問題。1638年對現實困境有清醒認識的兵部尚書楊嗣昌上疏指出：朝廷無法同時應付兩場戰爭，必須馬上與清議和，同意割讓土地並恢復被明朝單方麵關閉的邊貿，以集中兵力剿滅內地叛軍。為打動皇帝，楊嗣昌還借彗星出現大做文章，讓人覺得議和合乎天意。然而“楊嗣昌立刻被復古派打上了綏靖的印記。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對袁崇煥收復失地的主張仍然戀戀不捨，齊聲斥責楊嗣昌違背朝廷既定的收復北土的方針。一時反對議和的呼聲甚囂塵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採納楊嗣昌的主張。”（《洪業》，第40頁）
1641年清軍連敗明軍，這使崇禎又想到楊嗣昌的建議，於是他密令新任兵部尚書陳新甲派人向皇太極詢問媾和條件，可一時疏忽，這份密件經塘報傳抄於外，結果“不出所料，此事在復古派中立刻激起軒然大波。皇上迫於壓力，不敢對此負責，遂以越權為名，將陳新甲逮捕棄市。”此後鬆山失守，清廷主動提出議和，“崇禎皇帝由於對議和心有餘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開討論此事。”（《洪業》，第44頁）
連皇帝都屈服於朝中空洞卻又強大的道德輿論的壓力，也就無人再敢言“議和”二字了。1644年1月3日，麵對迫在眉睫的大難，大學士黃景昉冒險請求皇上從東北前線調吳三桂部回守京師，同時鼓勵豫陝一帶豪俠士紳組練鄉兵，創立地方政府。崇禎知道此折一出，朝會上定起風波，隻好偷偷將它丟在一邊，從而明廷一直未能從遼東調兵側擊義軍，這也使清廷斷了與明議和之念。
同時，明朝會計帳目極混雜，朝廷竟然始終也搞不清各衛所的經濟實情。至15世紀後期，王公貴戚、地方官僚開始把衛所軍士變為其勞工、農奴，商賈勢力也浸透進來，軍官貪汙受賄，士卒不堪其苦紛紛逃亡，軍力迅速衰落。以北京周邊78個衛為例，“原有38萬人，至16世紀初，隻剩5—6萬人，而其中實際*兵器者僅有1萬人。蒙古騎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門處，明軍竟不敢前去應戰。”（《洪業》，第409頁）
國家兵製頹敗如此，可京城中固守於道德律令簡單世界中的士生官宦階層卻並不了解實情，自然他們不願了解，也不能了解。於是想當然地覺得大明朝天威浩蕩，四方來服，即便有番邦挑釁，天子大軍一到，頃刻可令敵陣崩潰。因此，每當邊關守將報告不利軍情時，得到的多半是一通不分青紅皂白的斥責。
1609年深知明軍虛弱的遼東經略熊廷弼意識到努爾哈赤的威脅，他奏請朝廷考慮，不得已時可向這位新崛起的酋長暫作讓步。朝中“言官”將熊的建議看作“帶有怯懦、綏靖的味道，隻會鼓勵而不能阻止努爾哈赤的入侵。兩年後，熊廷弼被彈劾，調離遼東，努爾哈赤征服天下的勢頭卻繼續發展。”（《洪業》，第14頁）
1616年努爾哈赤吞併女真各部建立後金王朝，兩年後遼東重鎮撫順被後金攻陷，又過了一年，後金軍隊大破明軍，取得薩爾滸大捷……一係列的失敗似乎要將文官們從夢中驚醒，可1626年袁崇煥寧遠大敗金軍的消息傳至京城，朝野一片歡騰，大家長出了口氣，重又飄飄然起來，全然忘了明軍防備整體脆弱的事實，隨即毫無策略地斷然拒絕皇太極的議和要求，使疲憊的國家錯失了一次喘息修整的好機會。
北邊危機未減，明朝內部又陷在農民起義的泥潭裏，由於連年對女真用兵，“朝廷一方麵對尚可控製地區的人口增加稅收，另一方麵大量裁減對朝廷威脅還較小的西北地區的雇役。李自成就是朝廷為節省支出而裁減的驛卒。”（[美]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黃純艷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21頁）於是被裁的兵卒不可避免地和大量破產的流民結合到一起，1627年陝西爆發一係列兵變和叛亂，雖然在1636年這些叛亂被暫時瓦解，但起義者活動範圍卻擴至湖廣、河南和陝西交界的大片地區。
1637年後，李自成和張獻忠的兩支大軍聯合，轉敗為勝，勢不可擋，之後二人的分裂使他們在1641年各自受到明軍重創，可時至1642年，明軍還是最終失去了軍事優勢。這場大亂充分暴露出國家基層行政能力和衛所製度的敗落，朝廷已漸漸失去對縣鄉政權的控製權，賦稅結構更是殘缺不全。
真是屋漏偏逢連陰雨，朝堂上“東林”與“閹黨”兩敗俱傷後遺留勢力仍對峙朝野，至天啟年間，民間文人社團“復社”興起，社員自命君子，誓與閹黨不兩立，隨著這些人紛紛入仕，朝中出現所謂“小東林”勢力，政壇惡鬥復起。可悲的是，自1630年溫體仁和周延儒共執首輔以來，遼東戰事危機竟被當作黨爭磨盤下的穀米！許多朝臣以為：區區幾場失敗畢竟斷送不了大明江山，而利用這些失敗打擊政敵倒是極佳手段。
於是，任何一方在戰略戰術上提出合乎實際的退守之策時，都會被另一方利用，上升為愛國還是賣國的道德原則問題。1638年對現實困境有清醒認識的兵部尚書楊嗣昌上疏指出：朝廷無法同時應付兩場戰爭，必須馬上與清議和，同意割讓土地並恢復被明朝單方麵關閉的邊貿，以集中兵力剿滅內地叛軍。為打動皇帝，楊嗣昌還借彗星出現大做文章，讓人覺得議和合乎天意。然而“楊嗣昌立刻被復古派打上了綏靖的印記。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對袁崇煥收復失地的主張仍然戀戀不捨，齊聲斥責楊嗣昌違背朝廷既定的收復北土的方針。一時反對議和的呼聲甚囂塵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採納楊嗣昌的主張。”（《洪業》，第40頁）
1641年清軍連敗明軍，這使崇禎又想到楊嗣昌的建議，於是他密令新任兵部尚書陳新甲派人向皇太極詢問媾和條件，可一時疏忽，這份密件經塘報傳抄於外，結果“不出所料，此事在復古派中立刻激起軒然大波。皇上迫於壓力，不敢對此負責，遂以越權為名，將陳新甲逮捕棄市。”此後鬆山失守，清廷主動提出議和，“崇禎皇帝由於對議和心有餘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開討論此事。”（《洪業》，第44頁）
連皇帝都屈服於朝中空洞卻又強大的道德輿論的壓力，也就無人再敢言“議和”二字了。1644年1月3日，麵對迫在眉睫的大難，大學士黃景昉冒險請求皇上從東北前線調吳三桂部回守京師，同時鼓勵豫陝一帶豪俠士紳組練鄉兵，創立地方政府。崇禎知道此折一出，朝會上定起風波，隻好偷偷將它丟在一邊，從而明廷一直未能從遼東調兵側擊義軍，這也使清廷斷了與明議和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