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聖歎的絕命聯金聖歎是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在批點完《水滸傳》、《西廂記》三年後，他因冒犯皇帝受哭廟案牽連被朝廷處以極刑。在刑場上，他泰然自若，並向監斬官索酒暢飲，飲罷大笑，說：“割頭，痛事也；飲酒，快事也；割頭而先飲酒，痛快痛快！”他想起一天夜裏他留宿報國寺，由於睡不著覺，便去向方丈借佛經。老方丈說：“我有一條件，如果你能對出我出的上聯，我便借你佛經。”當時正是午夜，老方丈隨口說出上聯：“半夜二更半。”金聖歎冥思苦想，徹夜未眠，仍未對出下聯，隻得抱憾而歸。今日死在當前，可能此事要成為永遠的遺憾了。此時其子趕到刑場，痛哭不已，金聖歎問：“今天是什麽日子？”兒子答道：“八月十五，中秋！”他聽得中秋二字，忽然仰天大笑，說：“有了，有了。中秋八月中。”笑罷，他讓兒子馬上去報國寺告訴方丈，他已對出了下聯。當兒子趕回來時已是行刑在即，兒子更是悲痛萬分，金聖歎安慰兒子說：“哭是沒有用的。來，我出個上聯你對對看，上聯是‘蓮子心中苦’。”兒子跪在地上肝膽欲裂，哪有心思想對聯。金聖歎稍思索一下說：“起來吧，別哭了，我替你對下聯。下聯可對‘梨兒腹內酸’。”旁聽者無不唏噓，上聯的“蓮”與“憐”諧音，意為看到兒子悲戚之狀深感可憐；下聯的“梨”與“離”諧音，意為與兒子永別心中酸楚萬分。那年雪早，行刑前下起雪來，金聖歎高聲吟了一首詩：“天悲悼我地亦憂，萬裏河山帶白頭。明日太陽來弔唁，家家戶戶淚長流。”吟罷刀光一閃，一代才華橫溢、不畏權貴的文壇巨星隕落了。隻留下那字字珠璣情真意切的對聯和詩，讓人讀罷悠然神飛，湧起深深的懷念之情。
作品相關介紹 危時計拙--書生誤國
1644年4月23日早晨，當大順軍隊攻到離紫禁城僅有65公裏的昌平時，“崇禎皇帝主持了最後一次正式朝會。他步入大廳，登上寶座後，環顧群臣，不禁潸然淚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計’。皇上所能做的隻是擬定一份詔書，宣布：‘文臣個個可殺。’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損官民士氣為由，勸皇上收回了此詔。”這一天的朝會就這樣不了了之。到4月25日，崇禎獨坐在朝堂上，環顧空蕩蕩的大殿，不禁長嘆道：“諸臣誤聯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三天後，宮廷內待在煤山的一棵鬆樹下發現了身著藍袍紅褲的崇禎屍首，旁邊有他手書的“天子”二字。（[美]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陳蘇鎮薄小瑩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82-84頁）
崇禎帶著對身邊大臣深深的恨撒手人寰，而這恨確如刀子般紮進許多臣子的心頭，沒過幾天，京城中就有40多位重臣相繼自殺。麵對此景，無怪乎後來殺入京城的滿清首領們更願意把南明的崩潰當作明朝終結的標誌，因為看上去崇禎並不像傳統意義上的“亡國之君”，而被崇禎責為“奸臣”的諸大臣，也以自殺之舉表明他們也不是什麽“亡國之臣”。然而，斷送大明江山的恰恰就是這些不似亡國君臣的君臣。
有明一朝，以德以國，所以上自朝堂、下至鄉裏，調節行止除了非打既殺的刑律外，大量事務主要依靠一些抽象的道德律。因而，就會出現海瑞在處理民事糾紛時的那種簡單做法，即“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5月第1版，第139頁）
這種建立在抽象道德律基礎上處理事務的方法看似荒謬，但究其初衷也不無合理之處，以德治國的設計者們致力於維持一種簡單質樸的社會生活，同時也隻有在這種簡單質樸的社會中僅靠幾條道德律就能發揮積極的維繫社會和諧的功能。所以，自洪武皇帝始，大明的高層統治者一直努力消除使社會趨向複雜的各種因素，重農輕商，建立嚴格的戶籍製度，禁止百姓私自遷移，建立高度的中央，剝奪地方官員的自主性……如果社會永遠處在簡樸狀態，治國之法便也簡單，隻要士生官宦階層沉浸於抽象道德體係中，以身作則，並促使舉國百姓亦嚴格遵循之，江山自可穩固。
可惜，隨著國家步入盛世，社會上下還是不可遏製地日趨複雜起來，人心不古了，而且許多事就是堅守道德原則也解決不了，否則便出現海瑞式的荒謬做法，隻能引發更大糾紛。因而，為了既不違祖製，又能在現實中把複雜的事給做成，在社會治理方麵不得不分裂為兩大塊：一塊停留在盤踞於京城的士生、官僚、皇帝的腦殼裏，那是一個由道德原則左右著的虛幻社會；另一塊則活生生地擺在前線的軍官、士卒，官府的幕僚、小吏以及鄉裏的地主、商人麵前，這是一個充滿複雜棘手問題的現實社會。分裂開來的兩塊社會相互隔絕地平行存在，兩邊的人們也互不理解地生活著。
這種分裂的局麵就如從中間斷開的房子，如果沒有外力衝擊，倒也能夠勉強立著，即便要倒也不會那麽快。然而，大明帝國的周遭自始至終都不乏強勁的野蠻部落，它們不僅時時衝擊著大明的江山，尤其是到了大明的廣廈從中分裂時，旁邊的野蠻部落卻在部落廝殺的烈火中溶煉為一，像一隻堅固沉重的撞城錘，狠狠地向大明城門撞來。因而，當滿清的鐵騎揮鞭南下時，明庭在軍事上的一連串失誤將這種分裂狀態的危害顯露無遺。
作品相關介紹 危時計拙--書生誤國
1644年4月23日早晨，當大順軍隊攻到離紫禁城僅有65公裏的昌平時，“崇禎皇帝主持了最後一次正式朝會。他步入大廳，登上寶座後，環顧群臣，不禁潸然淚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計’。皇上所能做的隻是擬定一份詔書，宣布：‘文臣個個可殺。’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損官民士氣為由，勸皇上收回了此詔。”這一天的朝會就這樣不了了之。到4月25日，崇禎獨坐在朝堂上，環顧空蕩蕩的大殿，不禁長嘆道：“諸臣誤聯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三天後，宮廷內待在煤山的一棵鬆樹下發現了身著藍袍紅褲的崇禎屍首，旁邊有他手書的“天子”二字。（[美]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陳蘇鎮薄小瑩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82-84頁）
崇禎帶著對身邊大臣深深的恨撒手人寰，而這恨確如刀子般紮進許多臣子的心頭，沒過幾天，京城中就有40多位重臣相繼自殺。麵對此景，無怪乎後來殺入京城的滿清首領們更願意把南明的崩潰當作明朝終結的標誌，因為看上去崇禎並不像傳統意義上的“亡國之君”，而被崇禎責為“奸臣”的諸大臣，也以自殺之舉表明他們也不是什麽“亡國之臣”。然而，斷送大明江山的恰恰就是這些不似亡國君臣的君臣。
有明一朝，以德以國，所以上自朝堂、下至鄉裏，調節行止除了非打既殺的刑律外，大量事務主要依靠一些抽象的道德律。因而，就會出現海瑞在處理民事糾紛時的那種簡單做法，即“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5月第1版，第139頁）
這種建立在抽象道德律基礎上處理事務的方法看似荒謬，但究其初衷也不無合理之處，以德治國的設計者們致力於維持一種簡單質樸的社會生活，同時也隻有在這種簡單質樸的社會中僅靠幾條道德律就能發揮積極的維繫社會和諧的功能。所以，自洪武皇帝始，大明的高層統治者一直努力消除使社會趨向複雜的各種因素，重農輕商，建立嚴格的戶籍製度，禁止百姓私自遷移，建立高度的中央，剝奪地方官員的自主性……如果社會永遠處在簡樸狀態，治國之法便也簡單，隻要士生官宦階層沉浸於抽象道德體係中，以身作則，並促使舉國百姓亦嚴格遵循之，江山自可穩固。
可惜，隨著國家步入盛世，社會上下還是不可遏製地日趨複雜起來，人心不古了，而且許多事就是堅守道德原則也解決不了，否則便出現海瑞式的荒謬做法，隻能引發更大糾紛。因而，為了既不違祖製，又能在現實中把複雜的事給做成，在社會治理方麵不得不分裂為兩大塊：一塊停留在盤踞於京城的士生、官僚、皇帝的腦殼裏，那是一個由道德原則左右著的虛幻社會；另一塊則活生生地擺在前線的軍官、士卒，官府的幕僚、小吏以及鄉裏的地主、商人麵前，這是一個充滿複雜棘手問題的現實社會。分裂開來的兩塊社會相互隔絕地平行存在，兩邊的人們也互不理解地生活著。
這種分裂的局麵就如從中間斷開的房子，如果沒有外力衝擊，倒也能夠勉強立著，即便要倒也不會那麽快。然而，大明帝國的周遭自始至終都不乏強勁的野蠻部落，它們不僅時時衝擊著大明的江山，尤其是到了大明的廣廈從中分裂時，旁邊的野蠻部落卻在部落廝殺的烈火中溶煉為一，像一隻堅固沉重的撞城錘，狠狠地向大明城門撞來。因而，當滿清的鐵騎揮鞭南下時，明庭在軍事上的一連串失誤將這種分裂狀態的危害顯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