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這樣的研究課題，經仔細查閱《聊齋誌異》原文及有關的背景資料，果然有了重大的發現。在歷史上，大同市在清代有三件與清王朝有關的大事：一是血洗雲中；二是康熙帝玄燁親征葛爾丹兩次路過並駐紮於大同；三是西太後慈禧逃難去西安，路經大同住在總兵府。其中，前兩件事發生在蒲鬆齡生活的年代，《聊齋誌異》通過四篇鬼狐故事將其作了形象的反映。後一件事發生時，蒲氏早已亡故，“聊齋”中也就自然不會有其筆墨印記了。
1648年，明末大同總兵薑由於聽說江南燃起了“反清”烈火，誤認為時機成熟，便樹起了“反清”大旗，並很快占領了雁北各地。翌年仲春，又攻下了交城、文水等地，剎時間震驚了在北京建都不久的清王朝。清攝政王多爾袞派王公重臣火速包圍了大同，沒想到9個月攻不下來。1649年，多爾袞親赴前線收買了薑的部下楊某，殺了薑，才打開了城門。清兵入城後，竟將城內七八萬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和已經交出武器的五六萬降卒全部斬殺。一時間血流成河，橫屍遍野；城外百裏鄉間，男人被拉去當兵，女人被當作戰利品在北京市麵上出售。對於這樣一次震驚全國的屠城血案，清廷雖諱莫如深，但在民間卻不脛而傳。蒲鬆齡在其《聊齋誌異》中的《狐妾》《亂離二則》《汾州狐》三個故事，分別從三個側麵反映了這一大事。
《狐妾》中記載居民財產慘遭掠奪《狐妾》從大同城內居民的財產多被公開掠奪，少數人在被殺前寧肯將金銀埋入地下，也不留給這幫強盜這一角度，反映了屠城時的血腥慘狀。這一故事是說劉洞九在汾州做官時，納一狐女為妾。這狐女不僅懂預測、會偷運，還可暗知別人心裏想的事。因而，洞九對其十分信任，每遇疑難之事，總要向她討教。有一次，她突然說：“大難快要臨頭了”，洞九驚問：“家眷有無吉凶？”她又說：“除了二公子外，其他人等都沒事。”接著她說：“這裏將要成為戰場了，你隻有到遠地，才可免此一劫。”於是洞九請求上司準他到雲貴解運糧餉。別人都認為跋山涉水是自找苦吃，狐女卻向他祝賀。至於他走後，大同發生了什麽事？原文如下：“無何，薑砡叛，汾州沒為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其害。城陷，官僚皆罹於難，惟劉公出，得免。”
動亂平息後，劉公因一件大案牽連，被撤職而抄家，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可當權者仍要向他敲詐勒索。正於窘迫之際，狐女曰：“勿憂，床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洞九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這就說明大同城內的居民被殺光了。蒲公怕讀者不解，特別寫出“薑叛”三字，真可謂用心良苦。汾州，在晉中汾河邊，在此，實指大同。
《亂離二則》記載婦女被出售再一篇是《亂離二則》，由於屠城，大同方圓百裏斷了人煙，在北京順承門內大街的人市上，正把從大同郊區抓來的婦女當牛馬一樣叫賣出售，從又一個角度反映了屠城帶給百姓的“悲慘世界”，原文如下：“陝西某公，任鐵秩，家累不從。值薑砡之變，故裏陷為盜藪，音信隔絕。後亂平，遣人探問，則百裏絕煙，無處可詢消息。……時大兵凱旋，俘獲婦口無算，插標市上，如賣牛馬。”
事實正是如此。大屠殺之後，五年之間，大同及其郊區百餘裏之許堡、周士莊、古店、西坪……等30多個村鎮斷了人煙。至於一個到北京述職的鹽務官，因老侍衛孤身，便賞他幾兩銀子，讓其到街上給他自己買個老伴時，誰會想到，老侍衛竟將鹽務官的母親和妻子買了回來，鹽務官全家抱頭而泣。同一個時期，另外一個隻管300人的牛錄（即佐領）的軍官，因無子女，怕斷了自家的香火，硬將兩個青年男女配對並認作是自己的幹兒子、兒媳。沒想到這對小兩口，原本就是訂過親，正準備結婚，卻被亂兵衝散的一對。像這樣的事，在那個年代都有可能發生，不為稀奇。
《亂離二則》真實地記載了當時的社會現狀，但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災禍，這裏將山西寫為陝西，應為蒲公的假託之意。
《汾州狐》講述大同破城前軼事第三篇《汾州狐》是講大同破城前，守將副總彭有德力勸主將投城，不料薑翻臉，迫使他不得不從東門隻身逃出，而全家遇害之事。原文首句為：“汾州判朱公者”指彭有德破城前的官邸，即大同城內的朱家衙門。有一天，狐說：“君秩當遷。”在其它文獻中查知，當年彭有德確實升為主將了。但是狐又說：“賀者在門，吊者在閭。”在史料中有記載，後來，彭“全家六十餘人果然遇害。”
《辛十四娘》反映玄燁西征《辛十四娘》反映的是在大同發生的另一件事。該篇直接指出：“忽聞今上將幸大同”。這是指康熙三十五年（即1696年）玄燁親征葛爾丹叛亂一事。當年10月12日，玄燁路過大同，住在總兵高鼎家。第二年，玄燁再次西征葛爾丹，回京時又落腳大同。故事中之薛尚書指巡案監察禦史薛陳偉之外甥孫馮生，以此影射和反映當時清初各級官吏之貪婪與橫暴，官紳勾結，胡亂判案，冤獄迭起的社會現實。蒲公曰：“若馮氏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囹圄，以再生於當時耶？可懼哉。”可見當時不但平民百姓無法安生，連官家之親眷也惶惶不可終日；像薛家這樣的後代，也因被誣告而遭冤案，何況平頭百姓？
1648年，明末大同總兵薑由於聽說江南燃起了“反清”烈火，誤認為時機成熟，便樹起了“反清”大旗，並很快占領了雁北各地。翌年仲春，又攻下了交城、文水等地，剎時間震驚了在北京建都不久的清王朝。清攝政王多爾袞派王公重臣火速包圍了大同，沒想到9個月攻不下來。1649年，多爾袞親赴前線收買了薑的部下楊某，殺了薑，才打開了城門。清兵入城後，竟將城內七八萬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和已經交出武器的五六萬降卒全部斬殺。一時間血流成河，橫屍遍野；城外百裏鄉間，男人被拉去當兵，女人被當作戰利品在北京市麵上出售。對於這樣一次震驚全國的屠城血案，清廷雖諱莫如深，但在民間卻不脛而傳。蒲鬆齡在其《聊齋誌異》中的《狐妾》《亂離二則》《汾州狐》三個故事，分別從三個側麵反映了這一大事。
《狐妾》中記載居民財產慘遭掠奪《狐妾》從大同城內居民的財產多被公開掠奪，少數人在被殺前寧肯將金銀埋入地下，也不留給這幫強盜這一角度，反映了屠城時的血腥慘狀。這一故事是說劉洞九在汾州做官時，納一狐女為妾。這狐女不僅懂預測、會偷運，還可暗知別人心裏想的事。因而，洞九對其十分信任，每遇疑難之事，總要向她討教。有一次，她突然說：“大難快要臨頭了”，洞九驚問：“家眷有無吉凶？”她又說：“除了二公子外，其他人等都沒事。”接著她說：“這裏將要成為戰場了，你隻有到遠地，才可免此一劫。”於是洞九請求上司準他到雲貴解運糧餉。別人都認為跋山涉水是自找苦吃，狐女卻向他祝賀。至於他走後，大同發生了什麽事？原文如下：“無何，薑砡叛，汾州沒為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其害。城陷，官僚皆罹於難，惟劉公出，得免。”
動亂平息後，劉公因一件大案牽連，被撤職而抄家，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可當權者仍要向他敲詐勒索。正於窘迫之際，狐女曰：“勿憂，床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洞九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這就說明大同城內的居民被殺光了。蒲公怕讀者不解，特別寫出“薑叛”三字，真可謂用心良苦。汾州，在晉中汾河邊，在此，實指大同。
《亂離二則》記載婦女被出售再一篇是《亂離二則》，由於屠城，大同方圓百裏斷了人煙，在北京順承門內大街的人市上，正把從大同郊區抓來的婦女當牛馬一樣叫賣出售，從又一個角度反映了屠城帶給百姓的“悲慘世界”，原文如下：“陝西某公，任鐵秩，家累不從。值薑砡之變，故裏陷為盜藪，音信隔絕。後亂平，遣人探問，則百裏絕煙，無處可詢消息。……時大兵凱旋，俘獲婦口無算，插標市上，如賣牛馬。”
事實正是如此。大屠殺之後，五年之間，大同及其郊區百餘裏之許堡、周士莊、古店、西坪……等30多個村鎮斷了人煙。至於一個到北京述職的鹽務官，因老侍衛孤身，便賞他幾兩銀子，讓其到街上給他自己買個老伴時，誰會想到，老侍衛竟將鹽務官的母親和妻子買了回來，鹽務官全家抱頭而泣。同一個時期，另外一個隻管300人的牛錄（即佐領）的軍官，因無子女，怕斷了自家的香火，硬將兩個青年男女配對並認作是自己的幹兒子、兒媳。沒想到這對小兩口，原本就是訂過親，正準備結婚，卻被亂兵衝散的一對。像這樣的事，在那個年代都有可能發生，不為稀奇。
《亂離二則》真實地記載了當時的社會現狀，但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災禍，這裏將山西寫為陝西，應為蒲公的假託之意。
《汾州狐》講述大同破城前軼事第三篇《汾州狐》是講大同破城前，守將副總彭有德力勸主將投城，不料薑翻臉，迫使他不得不從東門隻身逃出，而全家遇害之事。原文首句為：“汾州判朱公者”指彭有德破城前的官邸，即大同城內的朱家衙門。有一天，狐說：“君秩當遷。”在其它文獻中查知，當年彭有德確實升為主將了。但是狐又說：“賀者在門，吊者在閭。”在史料中有記載，後來，彭“全家六十餘人果然遇害。”
《辛十四娘》反映玄燁西征《辛十四娘》反映的是在大同發生的另一件事。該篇直接指出：“忽聞今上將幸大同”。這是指康熙三十五年（即1696年）玄燁親征葛爾丹叛亂一事。當年10月12日，玄燁路過大同，住在總兵高鼎家。第二年，玄燁再次西征葛爾丹，回京時又落腳大同。故事中之薛尚書指巡案監察禦史薛陳偉之外甥孫馮生，以此影射和反映當時清初各級官吏之貪婪與橫暴，官紳勾結，胡亂判案，冤獄迭起的社會現實。蒲公曰：“若馮氏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囹圄，以再生於當時耶？可懼哉。”可見當時不但平民百姓無法安生，連官家之親眷也惶惶不可終日；像薛家這樣的後代，也因被誣告而遭冤案，何況平頭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