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江陰強盜”閻應元。
閻應元是個粗人，他沒有獲取科舉功名，在那個時代，這就意味著在官場上很難有所作為。嚴格地說，他擔任的那個典史算不上官，隻能稱為“吏”。在此之前，他還擔任過京倉大使，這是個管理倉庫的小吏。管理倉庫至少需要兩方麵的素質：一要有武藝，施保衛之責；二要有協調統籌能力。我們在以後的江陰守城戰中將會看到，閻應元如何把這兩種素質發揮得淋漓盡致。
順治二年（1645年）七月初九夜間，閻應元在瀟瀟細雨中悄然進入江陰東門，直奔孔廟大成殿後麵的明倫堂，主持守城軍務。從這個時刻開始，他就把自己和全城6萬多人一起放到了一座巨大的悲劇祭壇上，他們將用自己噴湧的熱血和強悍的生命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愴然偉岸的民族精神。
江陰戰事之初，閻應元已經離任，與老母一起避居在江陰城外的砂山腳下。他是在戰事開始一段時間以後，應義民之邀入城的。據說，在從砂山赴江陰途中，他曾題詩於東門七裏廟之壁，情辭慷慨，有易水悲音。300多年以後，一個文化人發思古之幽情，沿著當初閻應元入城的路線從砂山出發，一路尋尋覓覓，力圖找到當年那座七裏廟的遺蹟，卻一無所獲。他終於領悟到，自己的舉動實在無異於刻舟求劍，所謂寺壁題詩很可能是後人的假託或杜撰。閻應元一介武夫，有沒有那種寄誌抒懷的雅興，很值得懷疑。況且當時軍情火急，城外到處是清軍營寨，即便有雅興也未必能盡情揮灑。中國人歷來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崇拜，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多少總應該有點儒將風度，起碼也要能“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最高典範自然是那個在燈下披著戰袍讀《春秋》的關雲長。因此，即使是目不識丁的村夫丘八，一旦留之青史，後人總要給他湊上幾句打油詩，以顯出幾分文採風流的人格氣韻。你看我們的閻典史從容地輾轉於敵營之中，還能在寺壁上題上幾句豪言壯語，實在夠瀟灑的了。但問題是，閻應元恐怕沒有那樣的情致，此刻，他根本沒功夫去憧憬青史留名之類，而隻會想著如何提著腦袋去衝殺。因此，隻能辜負七裏廟的那堵牆壁和後人為他附會的那幾句絕妙好詞了。
今天我們讀著《閻典史記》時，不得不驚嘆閻應元那卓越的軍事天才，可惜歷史隻給他提供了這麽一塊小小的舞台。任何英雄都離不開造就自己的那塊舞台，如果沒有奧茨特裏斯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拿破崙最終可能隻是法蘭西歷史上一個黯然無光的過客。同時，多少天才都由於沒有自己的舞台而默默無聞，被深深湮沒在風幹的青史之中。歷史學家從來就是一群淺薄而勢利的觀眾，他們喜歡看熱鬧，他們的目光隻盯著舞台上線條粗獷的動作，而對所有的潛台詞不屑一顧。是的，閻應元腳下的這塊舞台太蹩窄了，“螺絲殼裏做道場”，連閃展騰挪的餘地也沒有。彈丸之地的江陰城，一場力量懸殊、根本無法打贏的戰爭，悲劇性的結局是無可逆轉的。但有時候結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結局的過程。閻應元的天才就在於他把自己僅有的一點力量恣肆張揚地發揮到了極致，多少抗爭和吶喊，多少謀略和鮮血，多少英雄淚和兒女情，把走向結局的每一步都演繹得奇詭輝煌，令人心旌搖動而又覺不可思議。這樣，當最後的結局降臨時，轟然坍塌的隻是斷垣殘壁的江陰城樓，而傲然立起的則是一尊悲劇英雄的雕像。
作為有清一代著名的詩人和史學家，趙翼是一個相當苛刻的人，有時甚至相當狂妄。他對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也不以為然：“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口氣中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但他站在閻應元的畫像麵前卻不得不肅然起敬，他的那首《題閻典史祠》，把閻應元放在那個時代的大背景中，和明末的諸多忠臣義士、叛官降將進行對比，發出了“何哉節烈奇男子，乃出區區一典史”的慨嘆，應該說是很有見地的。一場本來是一邊倒的戰爭，卻悲壯慘烈地進行了81天，孤城困守，6萬義民麵對24萬清兵，並且讓對方付出了75000餘人的代價，這在中外戰爭史上可以算得上一個奇蹟。三十六計中能用上的計謀，差不多都用上了：詐降、偷營、火攻、釘炮眼、草人借箭、裝神弄鬼、小股出擊、登陴楚歌……無所不用其極，無不閃爍著創造性的光芒。最壯烈的莫過於派白髮耆老出城假投降，把火藥暗藏在放銀子的木桶底層，等清軍升帳納降時，火發炮裂，當場炸死清軍3000餘人，其中有親王一人、大將兩人，清軍為之三軍掛孝。與此同時，江陰城頭也響起了悲愴的炮聲，那是在為慷慨赴死的鄉賢耆老們誌哀……
至此，我們也許會生出這樣的設想：如果讓閻應元站在揚州的城堞上……
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趙翼的詩中還有這樣兩句：“明季雖多殉節臣，乙酉之變殊少人。”按理說“揚州十日”當是“乙酉之變”中最重大的事件，有壯烈殉國的大忠臣史可法在那兒，這“殊少人”就有點令人費解了。趙翼在對閻應元由衷讚賞的同時，有沒有對史可法不以為然的意思呢？
這就很難說了。
四
閻應元是個粗人，他沒有獲取科舉功名，在那個時代，這就意味著在官場上很難有所作為。嚴格地說，他擔任的那個典史算不上官，隻能稱為“吏”。在此之前，他還擔任過京倉大使，這是個管理倉庫的小吏。管理倉庫至少需要兩方麵的素質：一要有武藝，施保衛之責；二要有協調統籌能力。我們在以後的江陰守城戰中將會看到，閻應元如何把這兩種素質發揮得淋漓盡致。
順治二年（1645年）七月初九夜間，閻應元在瀟瀟細雨中悄然進入江陰東門，直奔孔廟大成殿後麵的明倫堂，主持守城軍務。從這個時刻開始，他就把自己和全城6萬多人一起放到了一座巨大的悲劇祭壇上，他們將用自己噴湧的熱血和強悍的生命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愴然偉岸的民族精神。
江陰戰事之初，閻應元已經離任，與老母一起避居在江陰城外的砂山腳下。他是在戰事開始一段時間以後，應義民之邀入城的。據說，在從砂山赴江陰途中，他曾題詩於東門七裏廟之壁，情辭慷慨，有易水悲音。300多年以後，一個文化人發思古之幽情，沿著當初閻應元入城的路線從砂山出發，一路尋尋覓覓，力圖找到當年那座七裏廟的遺蹟，卻一無所獲。他終於領悟到，自己的舉動實在無異於刻舟求劍，所謂寺壁題詩很可能是後人的假託或杜撰。閻應元一介武夫，有沒有那種寄誌抒懷的雅興，很值得懷疑。況且當時軍情火急，城外到處是清軍營寨，即便有雅興也未必能盡情揮灑。中國人歷來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崇拜，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多少總應該有點儒將風度，起碼也要能“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最高典範自然是那個在燈下披著戰袍讀《春秋》的關雲長。因此，即使是目不識丁的村夫丘八，一旦留之青史，後人總要給他湊上幾句打油詩，以顯出幾分文採風流的人格氣韻。你看我們的閻典史從容地輾轉於敵營之中，還能在寺壁上題上幾句豪言壯語，實在夠瀟灑的了。但問題是，閻應元恐怕沒有那樣的情致，此刻，他根本沒功夫去憧憬青史留名之類，而隻會想著如何提著腦袋去衝殺。因此，隻能辜負七裏廟的那堵牆壁和後人為他附會的那幾句絕妙好詞了。
今天我們讀著《閻典史記》時，不得不驚嘆閻應元那卓越的軍事天才，可惜歷史隻給他提供了這麽一塊小小的舞台。任何英雄都離不開造就自己的那塊舞台，如果沒有奧茨特裏斯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拿破崙最終可能隻是法蘭西歷史上一個黯然無光的過客。同時，多少天才都由於沒有自己的舞台而默默無聞，被深深湮沒在風幹的青史之中。歷史學家從來就是一群淺薄而勢利的觀眾，他們喜歡看熱鬧，他們的目光隻盯著舞台上線條粗獷的動作，而對所有的潛台詞不屑一顧。是的，閻應元腳下的這塊舞台太蹩窄了，“螺絲殼裏做道場”，連閃展騰挪的餘地也沒有。彈丸之地的江陰城，一場力量懸殊、根本無法打贏的戰爭，悲劇性的結局是無可逆轉的。但有時候結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結局的過程。閻應元的天才就在於他把自己僅有的一點力量恣肆張揚地發揮到了極致，多少抗爭和吶喊，多少謀略和鮮血，多少英雄淚和兒女情，把走向結局的每一步都演繹得奇詭輝煌，令人心旌搖動而又覺不可思議。這樣，當最後的結局降臨時，轟然坍塌的隻是斷垣殘壁的江陰城樓，而傲然立起的則是一尊悲劇英雄的雕像。
作為有清一代著名的詩人和史學家，趙翼是一個相當苛刻的人，有時甚至相當狂妄。他對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也不以為然：“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口氣中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但他站在閻應元的畫像麵前卻不得不肅然起敬，他的那首《題閻典史祠》，把閻應元放在那個時代的大背景中，和明末的諸多忠臣義士、叛官降將進行對比，發出了“何哉節烈奇男子，乃出區區一典史”的慨嘆，應該說是很有見地的。一場本來是一邊倒的戰爭，卻悲壯慘烈地進行了81天，孤城困守，6萬義民麵對24萬清兵，並且讓對方付出了75000餘人的代價，這在中外戰爭史上可以算得上一個奇蹟。三十六計中能用上的計謀，差不多都用上了：詐降、偷營、火攻、釘炮眼、草人借箭、裝神弄鬼、小股出擊、登陴楚歌……無所不用其極，無不閃爍著創造性的光芒。最壯烈的莫過於派白髮耆老出城假投降，把火藥暗藏在放銀子的木桶底層，等清軍升帳納降時，火發炮裂，當場炸死清軍3000餘人，其中有親王一人、大將兩人，清軍為之三軍掛孝。與此同時，江陰城頭也響起了悲愴的炮聲，那是在為慷慨赴死的鄉賢耆老們誌哀……
至此，我們也許會生出這樣的設想：如果讓閻應元站在揚州的城堞上……
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趙翼的詩中還有這樣兩句：“明季雖多殉節臣，乙酉之變殊少人。”按理說“揚州十日”當是“乙酉之變”中最重大的事件，有壯烈殉國的大忠臣史可法在那兒，這“殊少人”就有點令人費解了。趙翼在對閻應元由衷讚賞的同時，有沒有對史可法不以為然的意思呢？
這就很難說了。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