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本段身負武學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王餘佑還身負武學。早年他跟隨孫奇逢受學時，就是一麵學兵家言，一麵習騎射、擊刺，無不工。時人稱其才兼文武，精於技擊，說他“恆以談兵說劍為事”。他常與弟子歌詩飲酒、騎射技擊為樂，直到晚年，他談兵述往事，仍能目光炯炯如電，聲若洪鍾。有時持兵指畫，鬍鬚戟張，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使觀者莫不震慄色動，嘖嘖稱嘆。王餘佑自己也說他平生性不平，好武健，生來一點血性，不肯以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有時居家鬱悶，一室叫跳，鬚眉如刀槊立，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擊節徘徊，欲歌欲泣。王餘佑在新城時，李恭曾將他車迎至家，傳授槍法刀法。在王餘佑的諸多遺著中，亦有一套《十三刀法》，又稱《太極連環刀法》傳世。王餘佑研究兵法戰略是將理學、武學、兵法和慷慨任俠的性格合為一體，這樣貫通成一種有根基、有淵源、有活力的實學。就此而言王餘佑實非尋常文弱書生排比史事紙上談兵之可比。清初盛傳於北方的顏李學派力倡實學，高舉實學、實習、實用的大旗，而顏李學派的創始人顏元在三十歲時就曾登門問學於王餘佑，受到王餘佑的很大影響。就此來看，王餘佑完全可以稱做清初北方實學的先驅。
編輯本段對清廷的態度再說到王餘佑對清廷的態度。王餘佑生當明末清初，父兄又為清人所殺，國亡家毀，對於滿清異族統治不能沒有牴觸。隻不過當時天下大局已定，而河北又近在京畿，所以他不可能有太過激烈的舉動。《清詩紀事初編》中評論說他詩似謝皋羽（謝翱）、鄭所南（鄭思肖），文模陳同甫（陳亮），“然辭旨隱約，不作陵厲指斥之語”，也即此意。陳亮於謝翱、鄭思肖均為南宋人，陳亮力主抗金，詩文豪放激越。謝翱曾參加文天祥的抗元義軍，詩風沉鬱，寓淪亡之意。鄭思肖於宋亡後隱居蘇州，更名思肖、所南、憶翁，墨蘭不畫土根，墨竹畫蒼煙斜月，皆寓對趙宋的思念。王餘佑身上所表現出的抗清情緒可以從數處隱約察知。其一，他平生獨慕陳同甫，為其有真英雄風度。而至垂老讀史，“至謝皋羽、鄭所南諸君，又未嚐不掩卷流涕也”。說明他的個人情感已與國家興亡連在一起而不可更改。其二，王延善父子起兵時，值清兵入關，仇人誣陷。然而王氏父子是否真正有心抗拒清兵，恐怕確實在半虛半實之間。王餘恪入京赴難，不喊冤枉，而大呼“義軍來赴死”，似是自服之辭。其三，入清後，王餘佑先在五公山隱居三十年，又在獻縣講學十年。四十年不出仕，亦當是一種不合作的抗拒。其四，王餘佑在編定了《幹坤大略》的十卷之後，又專門搜集了江南對於北方的十次勝戰，編定了補遺一卷。他說：“十卷中至矣盡矣，尚須補也與哉？曰：為十勝而設也。”“此十者，皆起於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江南脆弱，誰不聞之？然跡其所以勝，不在強弱也，顧人之運用何如耳！”其意似深望於南明之光復。王源對王餘佑所著諸多兵書戰略評論說：“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詳其水平。後交李剛主，始聞其詳。而今乃得讀其遺書，撫卷流涕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謂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又說：隋代文中子隱居教授，所造就的人才皆足以安民濟世，而不必功自己出。現在天下人才日下，沒有能比得上前人的，但是也許王餘佑的弟子不同。王餘佑的親傳弟子雖不能有所作為，但是日後隻要是讀過其書能私淑王餘佑的，自然也是他的弟子，“雖數十百年之久，固無異於親炙之者。”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王餘佑“又何憾焉？”觀其文意，似已預期數十百年後謀圖翻覆之舉。王源的這個意思，未始不是道出了王餘佑的真意。而這反清復明的心願，無疑更加突出了王餘佑兵略研究中的實學特點。
編輯本段著作王餘佑一生著述除《幹坤大略》外，還有《居諸編》十卷、《諸葛八陣圖》一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十三刀法》一卷、《文集》三十二卷，《湧幢草》三十卷，以及《認理說》、《前著集》、《通鑑獨觀》、《茅簷款議》等。《居諸編》匯集古人經世之事而成，據《幹坤大略總序》所說“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等語，當是作者較為注重的一部書。原書不存，其大部分內容收入蠡吾人李培所編《灰畫集》中，後者的書名亦取自王餘佑詩“灰畫何年計得成”。《茅簷款議》據《清詩紀事初編》稱是作者所最自信者，該書與《通鑑獨觀》、《前著集》三書中，估計應有不少篇幅仍是論述軍事地理與軍國大略的。《太極連環刀法》今見於《蟫隱廬叢書》。《湧幢草》應是王餘佑的詩集。今所傳《五公山人集》是在王餘佑卒後，由門人李興祖（字慎齋）另外搜集、抄錄的，後遲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行世。共十六卷（《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存目》直隸總督采進本為十四卷），其中詩五卷，文十一卷。王餘佑卒後，其遺書一說存於後人、家人之手，一說交與門人李塨。王餘佑有二子，長子王孚，次子王鹹。王鹹早殤。王孚字曙光，曾與李塨同遊，但在王餘佑卒後，亦尋卒。不過據秦聚奎《幹坤大略序》王餘佑裔孫王懋亭（字茂才）攜其先人藏書數種、《四庫全書總目》子孫遂為獻縣人等語，王餘佑應有後人傳嗣。李興祖在編定《五公山人集》時也說：“先生編纂甚富，幾重壓牛腰，今藏於家，未及行世。”但據《顏李師承記》所說，王孚將卒，使人招李塨至獻縣，“盡以五公遺著付之”，李塨還選編了一種《五公文集》，並為王餘佑寫了傳記。而在二十年之後，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源也確是在李恭處得以讀到了王餘佑的遺著。大概在李塨卒後，王餘佑的遺著便也從此逐漸散失。《幹坤大略》的編撰在《居諸編》之後，觀其總序，當時王餘佑仍在五公山隱居，而其署名中稱獻縣人，似到其晚年在獻陵書院時最後編定。魏坤《五公山人傳》也說：《居諸編》、《幹坤大略》、《諸葛陣圖》、《通鑑獨觀》諸書“皆山人所手輯也”。據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和《顏李師承記》所說，《幹坤大略》又名《廿一史兵略》。但由該書既不按史書分類、又不依先後編年的體例而論，仍以《幹坤大略》的書名更為切題。《幹坤大略》的版本最初為王餘佑“山中所手輯”的手稿本。辰州人秦聚奎任肅水（即安肅，今徐水）知縣時，由當時的傳抄本過錄了一個本子，但所抄本的內容往往事不歸類，舛駁頗多，甚為可疑。秦聚奎隨後調任饒川（即饒陽），鹹豐四年（1854），正逢王餘佑的裔孫王懋亭到饒，帶來了王餘佑的藏書數種，其中就有《幹坤大略》。秦聚奎稱此書為“原本”應該就是王餘佑的手稿本。秦聚奎將傳抄本依據原本重校一遍，才知傳抄本中錯雜重複之處為後人所竄入，“而原書固自融貫也”。當時正值太平軍起，“籌防吃緊，到處戒嚴，韜鈐攻守之術尤為救時良劑”。於是秦聚奎又據原本將此書重新校錄，將傳抄本恢復為原本。傳抄本的主要問題，是較原本多出了十三條，其中一條是重出的，十二條是不類的。王餘佑原書編纂時的體例，是各卷之間不避重複，所謂“一時俱有”，這樣的重複全書共有五條，而秦聚奎校出的一條是於本卷中重出的，因此在重新校錄時便刪去了。不類的十二條則仍然保持傳抄本的原狀，而於各條下註明“秦校原本無此條”小字。這時上距王餘佑之卒已有一百七十年。又過了二十餘年，光緒五年（1879），《畿輔叢書》開雕，《幹坤大略》是惟一被選刻的王餘佑的著作，所依據的就是秦聚奎據原稿校錄的本子。這是該書的首次校錄，上距王餘佑之卒已近二百年。《幹坤大略》後來的版本，有寶興堂光緒三十二年（1907）刻本，山西育才館民國九年（1920）鉛印本，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叢書集成初編》鉛印本，都以《畿輔叢書》本為底本。
編輯本段對清廷的態度再說到王餘佑對清廷的態度。王餘佑生當明末清初，父兄又為清人所殺，國亡家毀，對於滿清異族統治不能沒有牴觸。隻不過當時天下大局已定，而河北又近在京畿，所以他不可能有太過激烈的舉動。《清詩紀事初編》中評論說他詩似謝皋羽（謝翱）、鄭所南（鄭思肖），文模陳同甫（陳亮），“然辭旨隱約，不作陵厲指斥之語”，也即此意。陳亮於謝翱、鄭思肖均為南宋人，陳亮力主抗金，詩文豪放激越。謝翱曾參加文天祥的抗元義軍，詩風沉鬱，寓淪亡之意。鄭思肖於宋亡後隱居蘇州，更名思肖、所南、憶翁，墨蘭不畫土根，墨竹畫蒼煙斜月，皆寓對趙宋的思念。王餘佑身上所表現出的抗清情緒可以從數處隱約察知。其一，他平生獨慕陳同甫，為其有真英雄風度。而至垂老讀史，“至謝皋羽、鄭所南諸君，又未嚐不掩卷流涕也”。說明他的個人情感已與國家興亡連在一起而不可更改。其二，王延善父子起兵時，值清兵入關，仇人誣陷。然而王氏父子是否真正有心抗拒清兵，恐怕確實在半虛半實之間。王餘恪入京赴難，不喊冤枉，而大呼“義軍來赴死”，似是自服之辭。其三，入清後，王餘佑先在五公山隱居三十年，又在獻縣講學十年。四十年不出仕，亦當是一種不合作的抗拒。其四，王餘佑在編定了《幹坤大略》的十卷之後，又專門搜集了江南對於北方的十次勝戰，編定了補遺一卷。他說：“十卷中至矣盡矣，尚須補也與哉？曰：為十勝而設也。”“此十者，皆起於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江南脆弱，誰不聞之？然跡其所以勝，不在強弱也，顧人之運用何如耳！”其意似深望於南明之光復。王源對王餘佑所著諸多兵書戰略評論說：“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詳其水平。後交李剛主，始聞其詳。而今乃得讀其遺書，撫卷流涕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謂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又說：隋代文中子隱居教授，所造就的人才皆足以安民濟世，而不必功自己出。現在天下人才日下，沒有能比得上前人的，但是也許王餘佑的弟子不同。王餘佑的親傳弟子雖不能有所作為，但是日後隻要是讀過其書能私淑王餘佑的，自然也是他的弟子，“雖數十百年之久，固無異於親炙之者。”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王餘佑“又何憾焉？”觀其文意，似已預期數十百年後謀圖翻覆之舉。王源的這個意思，未始不是道出了王餘佑的真意。而這反清復明的心願，無疑更加突出了王餘佑兵略研究中的實學特點。
編輯本段著作王餘佑一生著述除《幹坤大略》外，還有《居諸編》十卷、《諸葛八陣圖》一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十三刀法》一卷、《文集》三十二卷，《湧幢草》三十卷，以及《認理說》、《前著集》、《通鑑獨觀》、《茅簷款議》等。《居諸編》匯集古人經世之事而成，據《幹坤大略總序》所說“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等語，當是作者較為注重的一部書。原書不存，其大部分內容收入蠡吾人李培所編《灰畫集》中，後者的書名亦取自王餘佑詩“灰畫何年計得成”。《茅簷款議》據《清詩紀事初編》稱是作者所最自信者，該書與《通鑑獨觀》、《前著集》三書中，估計應有不少篇幅仍是論述軍事地理與軍國大略的。《太極連環刀法》今見於《蟫隱廬叢書》。《湧幢草》應是王餘佑的詩集。今所傳《五公山人集》是在王餘佑卒後，由門人李興祖（字慎齋）另外搜集、抄錄的，後遲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行世。共十六卷（《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存目》直隸總督采進本為十四卷），其中詩五卷，文十一卷。王餘佑卒後，其遺書一說存於後人、家人之手，一說交與門人李塨。王餘佑有二子，長子王孚，次子王鹹。王鹹早殤。王孚字曙光，曾與李塨同遊，但在王餘佑卒後，亦尋卒。不過據秦聚奎《幹坤大略序》王餘佑裔孫王懋亭（字茂才）攜其先人藏書數種、《四庫全書總目》子孫遂為獻縣人等語，王餘佑應有後人傳嗣。李興祖在編定《五公山人集》時也說：“先生編纂甚富，幾重壓牛腰，今藏於家，未及行世。”但據《顏李師承記》所說，王孚將卒，使人招李塨至獻縣，“盡以五公遺著付之”，李塨還選編了一種《五公文集》，並為王餘佑寫了傳記。而在二十年之後，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源也確是在李恭處得以讀到了王餘佑的遺著。大概在李塨卒後，王餘佑的遺著便也從此逐漸散失。《幹坤大略》的編撰在《居諸編》之後，觀其總序，當時王餘佑仍在五公山隱居，而其署名中稱獻縣人，似到其晚年在獻陵書院時最後編定。魏坤《五公山人傳》也說：《居諸編》、《幹坤大略》、《諸葛陣圖》、《通鑑獨觀》諸書“皆山人所手輯也”。據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和《顏李師承記》所說，《幹坤大略》又名《廿一史兵略》。但由該書既不按史書分類、又不依先後編年的體例而論，仍以《幹坤大略》的書名更為切題。《幹坤大略》的版本最初為王餘佑“山中所手輯”的手稿本。辰州人秦聚奎任肅水（即安肅，今徐水）知縣時，由當時的傳抄本過錄了一個本子，但所抄本的內容往往事不歸類，舛駁頗多，甚為可疑。秦聚奎隨後調任饒川（即饒陽），鹹豐四年（1854），正逢王餘佑的裔孫王懋亭到饒，帶來了王餘佑的藏書數種，其中就有《幹坤大略》。秦聚奎稱此書為“原本”應該就是王餘佑的手稿本。秦聚奎將傳抄本依據原本重校一遍，才知傳抄本中錯雜重複之處為後人所竄入，“而原書固自融貫也”。當時正值太平軍起，“籌防吃緊，到處戒嚴，韜鈐攻守之術尤為救時良劑”。於是秦聚奎又據原本將此書重新校錄，將傳抄本恢復為原本。傳抄本的主要問題，是較原本多出了十三條，其中一條是重出的，十二條是不類的。王餘佑原書編纂時的體例，是各卷之間不避重複，所謂“一時俱有”，這樣的重複全書共有五條，而秦聚奎校出的一條是於本卷中重出的，因此在重新校錄時便刪去了。不類的十二條則仍然保持傳抄本的原狀，而於各條下註明“秦校原本無此條”小字。這時上距王餘佑之卒已有一百七十年。又過了二十餘年，光緒五年（1879），《畿輔叢書》開雕，《幹坤大略》是惟一被選刻的王餘佑的著作，所依據的就是秦聚奎據原稿校錄的本子。這是該書的首次校錄，上距王餘佑之卒已近二百年。《幹坤大略》後來的版本，有寶興堂光緒三十二年（1907）刻本，山西育才館民國九年（1920）鉛印本，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叢書集成初編》鉛印本，都以《畿輔叢書》本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