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本段實學精神和任俠性格有幾件事很能說明王餘佑躬行實踐的實學精神和他北方學者慷慨悲歌的任俠性格。一是明末天啟五年（1625）魏大中、楊漣、左光鬥等人被閹黨魏忠賢逮捕入獄，魏大中長子魏學洢至京師抗爭，當時閹黨邏卒四布，王餘佑與鹿善繼、孫奇逢、杜越等人予以掩護，奮不顧身，相與周旋患難。二是在山西臨縣時，條列時弊數千言上之，由於拂忤當事者之意，繼父王建善被調任魯山，實欲困之。王餘佑見時世不可為，遂力勸繼父解印歸田。三是在明末清初，經歷了父兄的死難。王餘佑的生父王延善為縣諸生，為人尚氣義，曾以萬金家產結客。明末兵亂，王餘佑正校試於易州，聞訊投筆而歸。路經容城，與孫奇逢謀起兵。於是王延善率三子以及兩個從子餘厚、於慎聯合雄縣人馬魯（一作馬於）建義旗，傳檄起兵，聚眾千餘人。孫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復了雄縣、新城、容城三縣。這時清兵入關，諸人遣散。不料王延善卻遭仇家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捕入京。餘恪、餘佑、餘岩三人準備進京赴難，餘恪以餘佑已過繼伯父為嗣，不可輕死，於是偕餘岩赴京。馳至琉璃河，夜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說：“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可復仇者？弟壯，可復仇，我死之！”揮餘岩去，自赴京，大呼曰：“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來赴死！”於是父子二人俱死燕市。餘岩歸，夜率壯士入仇家，盡殲其老幼三十餘口無孑遺。官府急捕餘佑、餘岩兄弟，幸得保定知府朱嶔（一作朱甲）及易州道副使黃國安知其冤，為之力解乃免。王餘佑聞父兄罹難，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畢，即奉繼父母隱居易州五公山雙峰村，自稱五公山人，躬耕養親，不求聞達，三十年不入城市，而為學益勤。有時登臨峰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王延善敦尚氣義，散萬金結客。王餘佑也和其父一樣，任俠重友，慷慨好施，時人常稱其能“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歿者斂之”。孫奇逢以奇節自許，但這並不妨礙他平易和淡與世往來。仁以律己，恕以待人。其治身務自刻厲，而於人無論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用行。與人無睚畔，雖武夫悍卒、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由此名在天下而無人忌嫉。王餘佑也和其師一樣，“信道篤而任道勇，近仁之質，得諸剛毅”，然而與人和易，從容簡諒。晚年時，時乘牛車往來於上穀、渤海、嵩岱之間，兒童野夫見其過，皆聚迎隨觀，爭相慰藉，說：“王先生來矣！”王餘佑也時時停車，問勞而去。
編輯本段人物評價王餘佑一生生活困苦。他做山人時的情形是“一閑牧豎，藜藿不充”。主將獻陵書院時，他的布衣之交河間知府王奐為他購置宅舍，副將孔毅買下二百畝田地饋贈給他。晚年四方豪俊爭相造訪，他典衣挫薦接之，有時遇人有緩急，即為之籌措，百數十金無難事。及交遊有饋贈，則介然不受，卻金之節世鹹重之。王餘佑教弟子學詩時曾說：“子美入蜀，子瞻海外，乃有忠孝之情發為歌詠”。孫奇逢曾對王餘佑說：“餘年五十始識一‘貧’字。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離憂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者屢矣。對妻子似難快心，對同誌應無愧色。此字不明，終非真實學問。”所說很能代表當時諸人的性格。由此可知王餘佑雖列身儒林，但是他的生活環境和治學態度的確與一般俗儒、腐儒迥然不同。
編輯本段研究兵法戰略王餘佑研究兵法戰略是由來有本的。他早年跟隨孫奇逢學兵家言，以學習《孫子兵法》為主。他跟隨鹿善繼受學，鹿善繼曾協助兵部尚書孫承宗鎮守榆關四年，任贊畫，有兵書《車營百八叩》傳世。他的師友茅元儀更是明末傑出的軍事家，所撰《武備誌》有二百四十卷，約二百萬字，附圖七百三十餘幅，是中國古代篇幅最大的綜合性兵書，茅元儀本人也曾隨孫承宗督師遼東，任贊畫、副總兵，方以智稱讚他是“下帷稱學者，上馬即將軍”。為王餘佑所仰慕的南宋人陳亮，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也曾考論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成《酌古論》一書，對王餘佑影響很大。明末清初時，軍事問題已成為注重實學的一派儒士所共同關心的焦點，王餘佑對於兵法戰略的研究，就是在當時傳統和風氣影響之下進行的，體現了時代的特點。而在王餘佑之後，清初的北方學者中，顏元也是自幼學習兵法，於技擊馳射無不精通，遇豪傑無論貴賤莫不結納深交。王餘佑死後二十年，為他作傳的大興人王源也是一位喜歡任俠言兵的奇士，其父為明錦衣衛指揮，又曾從著名兵法家魏禧受學，性情豪邁不可羈束，於當世之人視之蔑如，於古人亦然，心中所慕惟有漢諸葛武侯（諸葛亮）、明王文成公（王守仁）二人，自以為當北麵武鄉侯，而與陳同甫並駕齊驅以爭先後。王源對人自然是少有讚許，況且又精通兵法，但他對王餘佑卻能獨加讚賞。王源在為李塨的父親所作的《李孝愨先生傳》中說道：“北方學者多暗晦，寡交遊，著述亦不傳於天下。以予所聞，孫征君而外，不過山右傅青主（傅山）、關中李中孚（李顒）數先生而已。既與李剛主、張文升訂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顏習齋諸君子。”從王源對王餘佑的評價中，也可以印證出他在兵法戰略研究上的分量與價值。
編輯本段人物評價王餘佑一生生活困苦。他做山人時的情形是“一閑牧豎，藜藿不充”。主將獻陵書院時，他的布衣之交河間知府王奐為他購置宅舍，副將孔毅買下二百畝田地饋贈給他。晚年四方豪俊爭相造訪，他典衣挫薦接之，有時遇人有緩急，即為之籌措，百數十金無難事。及交遊有饋贈，則介然不受，卻金之節世鹹重之。王餘佑教弟子學詩時曾說：“子美入蜀，子瞻海外，乃有忠孝之情發為歌詠”。孫奇逢曾對王餘佑說：“餘年五十始識一‘貧’字。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離憂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者屢矣。對妻子似難快心，對同誌應無愧色。此字不明，終非真實學問。”所說很能代表當時諸人的性格。由此可知王餘佑雖列身儒林，但是他的生活環境和治學態度的確與一般俗儒、腐儒迥然不同。
編輯本段研究兵法戰略王餘佑研究兵法戰略是由來有本的。他早年跟隨孫奇逢學兵家言，以學習《孫子兵法》為主。他跟隨鹿善繼受學，鹿善繼曾協助兵部尚書孫承宗鎮守榆關四年，任贊畫，有兵書《車營百八叩》傳世。他的師友茅元儀更是明末傑出的軍事家，所撰《武備誌》有二百四十卷，約二百萬字，附圖七百三十餘幅，是中國古代篇幅最大的綜合性兵書，茅元儀本人也曾隨孫承宗督師遼東，任贊畫、副總兵，方以智稱讚他是“下帷稱學者，上馬即將軍”。為王餘佑所仰慕的南宋人陳亮，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也曾考論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成《酌古論》一書，對王餘佑影響很大。明末清初時，軍事問題已成為注重實學的一派儒士所共同關心的焦點，王餘佑對於兵法戰略的研究，就是在當時傳統和風氣影響之下進行的，體現了時代的特點。而在王餘佑之後，清初的北方學者中，顏元也是自幼學習兵法，於技擊馳射無不精通，遇豪傑無論貴賤莫不結納深交。王餘佑死後二十年，為他作傳的大興人王源也是一位喜歡任俠言兵的奇士，其父為明錦衣衛指揮，又曾從著名兵法家魏禧受學，性情豪邁不可羈束，於當世之人視之蔑如，於古人亦然，心中所慕惟有漢諸葛武侯（諸葛亮）、明王文成公（王守仁）二人，自以為當北麵武鄉侯，而與陳同甫並駕齊驅以爭先後。王源對人自然是少有讚許，況且又精通兵法，但他對王餘佑卻能獨加讚賞。王源在為李塨的父親所作的《李孝愨先生傳》中說道：“北方學者多暗晦，寡交遊，著述亦不傳於天下。以予所聞，孫征君而外，不過山右傅青主（傅山）、關中李中孚（李顒）數先生而已。既與李剛主、張文升訂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顏習齋諸君子。”從王源對王餘佑的評價中，也可以印證出他在兵法戰略研究上的分量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