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很快收羅、組織起一個得心應手的班底：王舜、王邑為心腹謀士，甄豐、甄邯負責決策，平晏掌管機密，劉歆撰寫文告製造輿論，等等。公元1年，大臣們向王政君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廟”的功績與霍光一樣，應該享受與霍光相等的封賞。王莽得知後，上書表示，他是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隻獎勵他們4人，以後再考慮他，並不顧太後多次詔令，堅決推辭。於是太後下詔：王莽增加封邑二萬八千戶，封為太傅，稱安漢公，以蕭何的故居作為官邸，並定為法令，永遠遵守。王莽接受了安漢公的稱號，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戶。
王莽又建議先封諸侯王和開國以來功臣的子孫，然後是在職官員，增加宗廟的禮樂，使百姓和鰥寡孤獨都得到好處。於是朝廷下令：全國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級爵位；無子的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可以將孫子作為繼承人；宗室中因有罪而被開除出族的，可以恢復；全國二千石以上的官員如年老退休，可以終身領取原俸祿的三分之上一年多收的賦稅一律退還；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備服兵役所需物資；等等。全國上下無不為此感謝王莽。為了復興儒家傳統製度，他奏請建立明堂、辟雍、靈台等禮儀建築，並為學者建造1萬套住宅，“天下寒士盡歡顏”。
公元5年，富有四海的漢平帝莫名其妙地死掉了，年僅14歲。王莽從漢宣帝玄孫一輩中挑選了隻有2歲的劉嬰繼位，史稱“孺子”。緊接著，武功縣令孟通“及時”地從井中挖得一塊白石，上有硃筆撰寫“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當時讖諱之學已經很流行，朝野上下對上天的指示都很尊敬。現在既然天降詔命，太後當然不敢違背，王莽於是當了“攝皇帝”，劉嬰則變成了他的皇太子。
2年後，王莽又故技重演，唆使梓潼人哀章做了個銅櫃，櫃裏放的紙上寫著“王莽為真天子”，還將王莽的8位大臣和3個胡編的名字，每人寫上官職，附於後。黃昏時分，哀章抱著櫃子去高祖廟，將它交給值班的僕射。得到報告後，王莽立即去高祖廟將金櫃迎回，即真天子位，改國號為“新”，演完了攫取帝位的最後一場戲。
王莽是個典型的儒家理想主義者，登皇位後馬上熱情頑固地推行他的復古改革。
公元9年，王莽下詔，歷數土地兼併的危害，下令所有土地收歸國有，實行井田製。天下田地一律改稱“王田”，奴婢改稱“私屬”，都不許買賣。每個不足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過一井(900畝)，超過部分必須分給九族鄰裏，原來沒有田的人可以按照一夫百畝的製度受田。對膽敢詆毀“井田聖製”的人，一律流放邊疆，以儆效尤。
為了抑製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製止高利貸，控製物價，王莽在公元10年下詔實行五均六筦法。所謂五均，即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城市設“五均司市師”，設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管理市場。每季度中月由司市官評定本地物價，稱為市平。物價高於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於市平則聽民買賣；五穀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由司市官按本價收買。百姓無錢時，可向錢府借無息或低息貸款。所謂六筦，即由國家對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等五種產業實行國家壟斷經營。
從這些政策的內容看，似乎相當合理，製定的出發點也不能說不對，如果真能實行，政府和百姓雙方都能得益。但是，土地並非一句話就能收歸國有，收回土地肯定要得罪大批既得利益群體，這些人往往又有著巨大的能量，可以輕而易舉地幹擾國家政令的執行。無地農民希望得到土地，一旦拿不到也會對政府不滿，這樣，王莽就把上下兩個階層都得罪了。而五均六筦實施的前提是政府必須掌握相當數量的商品和貨幣，同時擁有強有力的管理手段和桑弘羊式的精通經濟管理的人才。王莽則一個條件也不具備，於是隻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這些人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結果隻會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經營，對國家，對百姓沒有一點好處。至於王莽對貨幣的改革，更是胡鬧，除了給古錢幣愛好者增加一點收集的樂趣和麻煩外，沒一點用處。
一個成功的改革者，不能隻依靠某一部分人群，否則會引發激烈的社會動盪。他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讓社會各階層都有所妥協，實現雙贏或多贏，從而促成社會的平穩向前發展。在妥協中逐漸消滅舊事物，培育新生命。王莽是個改革者，但卻是一個不稱職的改革者，是個誌大才疏的改革幻想家。他的改革方案很快被自我否定，辛辛苦苦搶來的帝業也迅速地瓦解了。
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義，又深受“夷夏之辯”的影響，在對待邊疆少數民族的問題上自然也會犯下很多錯誤。
他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製移民，於是增加了50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這個西海郡因此也成為第一個損害王莽形象的禍首。
對於匈奴，早在漢平帝時王莽就開始改變漢朝以往的和平共處國策，謀求一步步削弱匈奴。公元2年，他炮製了一個約定，要求從此以後匈奴不得接受從漢朝、烏孫、西域諸國以及烏桓流入的人口。這等於要把匈奴徹底孤立起來。國力日減的烏珠留單於忍氣吞聲，隻好接受。
王莽又建議先封諸侯王和開國以來功臣的子孫，然後是在職官員，增加宗廟的禮樂，使百姓和鰥寡孤獨都得到好處。於是朝廷下令：全國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級爵位；無子的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可以將孫子作為繼承人；宗室中因有罪而被開除出族的，可以恢復；全國二千石以上的官員如年老退休，可以終身領取原俸祿的三分之上一年多收的賦稅一律退還；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備服兵役所需物資；等等。全國上下無不為此感謝王莽。為了復興儒家傳統製度，他奏請建立明堂、辟雍、靈台等禮儀建築，並為學者建造1萬套住宅，“天下寒士盡歡顏”。
公元5年，富有四海的漢平帝莫名其妙地死掉了，年僅14歲。王莽從漢宣帝玄孫一輩中挑選了隻有2歲的劉嬰繼位，史稱“孺子”。緊接著，武功縣令孟通“及時”地從井中挖得一塊白石，上有硃筆撰寫“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當時讖諱之學已經很流行，朝野上下對上天的指示都很尊敬。現在既然天降詔命，太後當然不敢違背，王莽於是當了“攝皇帝”，劉嬰則變成了他的皇太子。
2年後，王莽又故技重演，唆使梓潼人哀章做了個銅櫃，櫃裏放的紙上寫著“王莽為真天子”，還將王莽的8位大臣和3個胡編的名字，每人寫上官職，附於後。黃昏時分，哀章抱著櫃子去高祖廟，將它交給值班的僕射。得到報告後，王莽立即去高祖廟將金櫃迎回，即真天子位，改國號為“新”，演完了攫取帝位的最後一場戲。
王莽是個典型的儒家理想主義者，登皇位後馬上熱情頑固地推行他的復古改革。
公元9年，王莽下詔，歷數土地兼併的危害，下令所有土地收歸國有，實行井田製。天下田地一律改稱“王田”，奴婢改稱“私屬”，都不許買賣。每個不足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過一井(900畝)，超過部分必須分給九族鄰裏，原來沒有田的人可以按照一夫百畝的製度受田。對膽敢詆毀“井田聖製”的人，一律流放邊疆，以儆效尤。
為了抑製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製止高利貸，控製物價，王莽在公元10年下詔實行五均六筦法。所謂五均，即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城市設“五均司市師”，設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管理市場。每季度中月由司市官評定本地物價，稱為市平。物價高於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於市平則聽民買賣；五穀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由司市官按本價收買。百姓無錢時，可向錢府借無息或低息貸款。所謂六筦，即由國家對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等五種產業實行國家壟斷經營。
從這些政策的內容看，似乎相當合理，製定的出發點也不能說不對，如果真能實行，政府和百姓雙方都能得益。但是，土地並非一句話就能收歸國有，收回土地肯定要得罪大批既得利益群體，這些人往往又有著巨大的能量，可以輕而易舉地幹擾國家政令的執行。無地農民希望得到土地，一旦拿不到也會對政府不滿，這樣，王莽就把上下兩個階層都得罪了。而五均六筦實施的前提是政府必須掌握相當數量的商品和貨幣，同時擁有強有力的管理手段和桑弘羊式的精通經濟管理的人才。王莽則一個條件也不具備，於是隻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這些人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結果隻會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經營，對國家，對百姓沒有一點好處。至於王莽對貨幣的改革，更是胡鬧，除了給古錢幣愛好者增加一點收集的樂趣和麻煩外，沒一點用處。
一個成功的改革者，不能隻依靠某一部分人群，否則會引發激烈的社會動盪。他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讓社會各階層都有所妥協，實現雙贏或多贏，從而促成社會的平穩向前發展。在妥協中逐漸消滅舊事物，培育新生命。王莽是個改革者，但卻是一個不稱職的改革者，是個誌大才疏的改革幻想家。他的改革方案很快被自我否定，辛辛苦苦搶來的帝業也迅速地瓦解了。
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義，又深受“夷夏之辯”的影響，在對待邊疆少數民族的問題上自然也會犯下很多錯誤。
他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製移民，於是增加了50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這個西海郡因此也成為第一個損害王莽形象的禍首。
對於匈奴，早在漢平帝時王莽就開始改變漢朝以往的和平共處國策，謀求一步步削弱匈奴。公元2年，他炮製了一個約定，要求從此以後匈奴不得接受從漢朝、烏孫、西域諸國以及烏桓流入的人口。這等於要把匈奴徹底孤立起來。國力日減的烏珠留單於忍氣吞聲，隻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