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冒頓隨頭曼狩獵，趁頭曼不備，掣出鳴鏑射向頭曼，左右親隨亂箭齊發，頭曼當即死於非命。父子之間就用這種殘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交接。
冒頓登位後，正是東胡強盛時期，東胡聽說冒頓殺父登位，想趁機攻打匈奴，討一點便宜，於是派使者對冒頓說，希望得到頭曼的千裏駒。冒頓徵求大臣們的意見，大臣們紛紛表示千裏駒是匈奴的國寶，匈奴自從得了此馬，國家興旺發達，此馬乃吉祥之物，萬萬不可送給東胡。冒頓卻說：“東胡是我國強鄰，兩國和睦相處才是頭等大事，一匹馬何足掛齒，給他吧。”於是把頭曼的千裏馬送給了東胡。東胡認為冒頓懼怕他們，不久又提出想得到冒頓一個美貌的閼氏。冒頓又問群臣，左右大臣都憤怒地說：“東胡欺人太甚，竟然索要大王閼氏，請您立刻下令出兵攻打他們。”冒頓說：“為了一個女人得罪鄰國，太不值了，給他吧。”於是又把自己寵愛的閼氏送給了東胡。
東胡得到單於閼氏後愈發驕橫起來，準備向西侵略。東胡和匈奴之間有1o00多裏的荒蕪地區，無人居住。東胡派使者對冒頓說：“兩國之間有一片緩衝空地，貴國人從來不去那裏放牧，請你送給我們吧。”冒頓又一次詢問大臣們的意見。吃過兩次虧的大臣們很多已經對冒頓失去信心，認為他是個窩囊廢，阻攔也沒用。於是一些大臣說：“既然是荒棄之地，留著也沒用，為了兩國友好，給他算了。”不料冒頓大怒，說：“土地是國家的根本，怎能隨便放棄呢？”把主張送地的大臣立即處死。隨後冒頓召集全國丁壯，浩浩蕩蕩殺向東胡。
幾次得手的東胡早已不把匈奴放在眼裏，毫無防備，結果被冒頓打得大敗，東胡王也做了刀下鬼，東胡的所有穹廬帳幕皆被毀壞，人口和牲畜全被擄走。冒頓又趁熱打鐵，向西打敗了月氏，向南併吞了樓煩王和白羊王的土地，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鬲昆、新犁諸部，又全部收回了被秦將蒙恬所奪取的匈奴土地，進而侵入燕、代兩地。冒頓的勢力迅速壯大，建立起東盡遼河，西至西域，北抵貝加爾湖，南臨黃河，一統千胡百國的匈奴王朝，與中原大漢王朝同時登上了歐亞大陸的舞台，史稱：“北有引弓強國，南有冠帶之邦。”
“一將功成萬骨枯”，冒頓為了自己，可以殺父，可以殺妻，較之一般的戰場英雄更能忍，更殘酷，也更“偉大”。冒頓的行為在漢人眼裏禽獸不如，在匈奴人眼中卻是英雄行為，因為他們有自己特有的英雄觀。
從現存的陰山等地的岩畫中可以發現，最晚在5000年前，北方草原部族已經掌握了馴馬的技術。對馬的成功馴化，給草原帶來了劃時代的變革，使草原經濟逐漸由畜養轉變為遊牧，點燃了草原遊牧文化的燦爛火炬。由於馬的騎乘，草原先民的生產、生活方式被徹底改變。特別是馬的迅捷和靈活，給遊牧民族的軍事帶來了空前的活力和優勢，也賦予了他們戰鬥的人生。但是，馴馬的成功也給遊牧民族帶來了一個糟糕的副產品。
為了將來適應馬背上的生活，草原的孩子從小就開始演習騎術。《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過早的馬背生活塑造出他們精力充沛、吃苦耐勞、能征善戰的特質，同時也讓他們失去了向其他類型文明演進的機會。長年的逐水草而居，頻繁的流動和遷徙，使遊牧民族無法形成深厚的文化積澱，狹窄的馬背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由此衍生出來的是單調而缺乏變化的“馬背文化”。
特有的生活方式使草原民族的社會形態的演進較之定居民族相對遲緩。當定居者已經進入典章完備、鍾鳴鼎食的古典國家形態時，很多遊牧民族尚未走出蒙昧狀態，帶有鮮明的原始軍事酋長製度色彩的英雄觀念在此時應運而生。
蒙古高原除了呼倫貝爾草原、錫林郭勒草原等少數地區外，大多數地區隻有幾寸的薄薄土壤，要想讓它幾千年如一日地長草，人必須和草原和諧相處，不竭澤而漁。所以，要在茫茫草原上生活，必須有嚴格的紀律約束。沒有紀律，遊牧區域會發生重疊，羊群會過分啃食，破壞草原生態，還會引起不必要的部族內部矛盾和爭鬥。而遊牧區域的劃分，必須依靠一位大家都信服的領導者。草原上的野獸大多成群行動，靠個人是無法對付狼群和抓捕黃羊的，集體圍獵是主要的狩獵方式。沒有紀律，輕則會放走獵物，重則會被自家人的弓箭射傷。於是，狩獵的領導者就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樣的生活方式，使部落進入原始社會晚期的軍事酋長製階段後，不是繼續向前發展，而是不斷地強化酋長的作用和地位，使之向絕對獨裁的領導者方向發展，進而萌發出草原民族特有的英雄觀念。
尊敬英雄、服從英雄、爭做英雄成為草原文化的一個鮮明特點，甚至到了無原則的地步。隻要你能成為強者，你就是英雄。漢將李陵投降匈奴後，一直虛以委蛇，不賣真力氣。另一位降將李緒則認真幫助匈奴訓練軍隊。漢武帝誤以為是李陵在幫助匈奴，於是殺了他的全家。李陵大怒，找機會殺死了李緒。按理說，李緒有功，李陵殺他應該受到懲罰，可匈奴偏偏不這麽看。李緒是英雄，殺死英雄的人更是大英雄！於是，李陵不僅沒受到懲罰，反而加官進爵，封為右校王，還娶了單於的女兒。
冒頓登位後，正是東胡強盛時期，東胡聽說冒頓殺父登位，想趁機攻打匈奴，討一點便宜，於是派使者對冒頓說，希望得到頭曼的千裏駒。冒頓徵求大臣們的意見，大臣們紛紛表示千裏駒是匈奴的國寶，匈奴自從得了此馬，國家興旺發達，此馬乃吉祥之物，萬萬不可送給東胡。冒頓卻說：“東胡是我國強鄰，兩國和睦相處才是頭等大事，一匹馬何足掛齒，給他吧。”於是把頭曼的千裏馬送給了東胡。東胡認為冒頓懼怕他們，不久又提出想得到冒頓一個美貌的閼氏。冒頓又問群臣，左右大臣都憤怒地說：“東胡欺人太甚，竟然索要大王閼氏，請您立刻下令出兵攻打他們。”冒頓說：“為了一個女人得罪鄰國，太不值了，給他吧。”於是又把自己寵愛的閼氏送給了東胡。
東胡得到單於閼氏後愈發驕橫起來，準備向西侵略。東胡和匈奴之間有1o00多裏的荒蕪地區，無人居住。東胡派使者對冒頓說：“兩國之間有一片緩衝空地，貴國人從來不去那裏放牧，請你送給我們吧。”冒頓又一次詢問大臣們的意見。吃過兩次虧的大臣們很多已經對冒頓失去信心，認為他是個窩囊廢，阻攔也沒用。於是一些大臣說：“既然是荒棄之地，留著也沒用，為了兩國友好，給他算了。”不料冒頓大怒，說：“土地是國家的根本，怎能隨便放棄呢？”把主張送地的大臣立即處死。隨後冒頓召集全國丁壯，浩浩蕩蕩殺向東胡。
幾次得手的東胡早已不把匈奴放在眼裏，毫無防備，結果被冒頓打得大敗，東胡王也做了刀下鬼，東胡的所有穹廬帳幕皆被毀壞，人口和牲畜全被擄走。冒頓又趁熱打鐵，向西打敗了月氏，向南併吞了樓煩王和白羊王的土地，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鬲昆、新犁諸部，又全部收回了被秦將蒙恬所奪取的匈奴土地，進而侵入燕、代兩地。冒頓的勢力迅速壯大，建立起東盡遼河，西至西域，北抵貝加爾湖，南臨黃河，一統千胡百國的匈奴王朝，與中原大漢王朝同時登上了歐亞大陸的舞台，史稱：“北有引弓強國，南有冠帶之邦。”
“一將功成萬骨枯”，冒頓為了自己，可以殺父，可以殺妻，較之一般的戰場英雄更能忍，更殘酷，也更“偉大”。冒頓的行為在漢人眼裏禽獸不如，在匈奴人眼中卻是英雄行為，因為他們有自己特有的英雄觀。
從現存的陰山等地的岩畫中可以發現，最晚在5000年前，北方草原部族已經掌握了馴馬的技術。對馬的成功馴化，給草原帶來了劃時代的變革，使草原經濟逐漸由畜養轉變為遊牧，點燃了草原遊牧文化的燦爛火炬。由於馬的騎乘，草原先民的生產、生活方式被徹底改變。特別是馬的迅捷和靈活，給遊牧民族的軍事帶來了空前的活力和優勢，也賦予了他們戰鬥的人生。但是，馴馬的成功也給遊牧民族帶來了一個糟糕的副產品。
為了將來適應馬背上的生活，草原的孩子從小就開始演習騎術。《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過早的馬背生活塑造出他們精力充沛、吃苦耐勞、能征善戰的特質，同時也讓他們失去了向其他類型文明演進的機會。長年的逐水草而居，頻繁的流動和遷徙，使遊牧民族無法形成深厚的文化積澱，狹窄的馬背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由此衍生出來的是單調而缺乏變化的“馬背文化”。
特有的生活方式使草原民族的社會形態的演進較之定居民族相對遲緩。當定居者已經進入典章完備、鍾鳴鼎食的古典國家形態時，很多遊牧民族尚未走出蒙昧狀態，帶有鮮明的原始軍事酋長製度色彩的英雄觀念在此時應運而生。
蒙古高原除了呼倫貝爾草原、錫林郭勒草原等少數地區外，大多數地區隻有幾寸的薄薄土壤，要想讓它幾千年如一日地長草，人必須和草原和諧相處，不竭澤而漁。所以，要在茫茫草原上生活，必須有嚴格的紀律約束。沒有紀律，遊牧區域會發生重疊，羊群會過分啃食，破壞草原生態，還會引起不必要的部族內部矛盾和爭鬥。而遊牧區域的劃分，必須依靠一位大家都信服的領導者。草原上的野獸大多成群行動，靠個人是無法對付狼群和抓捕黃羊的，集體圍獵是主要的狩獵方式。沒有紀律，輕則會放走獵物，重則會被自家人的弓箭射傷。於是，狩獵的領導者就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樣的生活方式，使部落進入原始社會晚期的軍事酋長製階段後，不是繼續向前發展，而是不斷地強化酋長的作用和地位，使之向絕對獨裁的領導者方向發展，進而萌發出草原民族特有的英雄觀念。
尊敬英雄、服從英雄、爭做英雄成為草原文化的一個鮮明特點，甚至到了無原則的地步。隻要你能成為強者，你就是英雄。漢將李陵投降匈奴後，一直虛以委蛇，不賣真力氣。另一位降將李緒則認真幫助匈奴訓練軍隊。漢武帝誤以為是李陵在幫助匈奴，於是殺了他的全家。李陵大怒，找機會殺死了李緒。按理說，李緒有功，李陵殺他應該受到懲罰，可匈奴偏偏不這麽看。李緒是英雄，殺死英雄的人更是大英雄！於是，李陵不僅沒受到懲罰，反而加官進爵，封為右校王，還娶了單於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