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迺迪對中情局要求得這麽急，是很有道理的。正如一位助手所說，“這個絕密(計劃)已是像聖誕節一樣人人皆知了。”頭年10月，古巴外交部長就公開譴責美國在瓜地馬拉訓練古巴流亡者準備進攻古巴。美國《民族》雜誌在11月發表社論，標題就是《我們在訓練古巴遊擊隊嗎?》。到了1961年1月，《紐約時報》在頭版報導了瓜地馬拉營地情況，標題是《美國在瓜地馬拉秘密陸空基地幫助訓練反卡斯楚部隊》。同一個月，《時代》周刊也驚人準確地敘述了這一行動的籌備情形。甘迺迪對這些媒體泄密現象感到驚愕。“我簡直不相信我是在讀報……卡斯楚用不著特務情報，隻要讀我們的報刊就夠了，一目了然。”
第十五章 失敗者是一個孤兒(3)
遵照總統的指示，比斯爾於3月15日向甘迺迪匯報了中情局的第三個計劃。這一行動的代號為“薩帕塔行動”，全部符合總統提出的保密要求。入侵地點在古巴島西南部一處海灣，科奇諾斯灣，即豬灣。那裏人煙比較稀少，僻靜，海灘平緩，便於夜間順利登陸。美國將給古巴流亡者提供老式的海軍快艇，將他們從瓜地馬拉運送到豬灣並供應彈藥。卡斯楚有一支規模很小的空軍，所以比斯爾計劃在登陸前幾天提供空中支援，壓製卡斯楚的空軍。為了不顯出美國的參與，比斯爾建議使用老式的曾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b-26轟炸機，這種飛機是古巴流亡者能從公開市場上買到的東西。
比斯爾向甘迺迪說明了“薩帕塔行動”計劃，似乎該考慮的事全都考慮到了。總統批準了這一計劃，並安排在4個星期之內開始實施預先的空襲，但總統保留了提前24小時取消行動計劃的權利。
計劃定下來了，古巴流亡者在瓜地馬拉加緊了訓練。這支代號為“2506旅”的部隊的骨幹分子，包括“旅長”佩佩·聖羅曼，都曾在巴蒂斯塔手下幹過，跟卡斯楚打過仗。也有一批新人，是中情局為了擴大隊伍而從流亡者中間招募來的平民。大部分是古巴人，但還有很少的美國人，他們大都是20歲上下，對現實感到幻滅，想冒險撈外快。他們相信中情局的說法，即古巴民眾很快會起義推翻卡斯楚，仗主要是古巴人自己去打，而卡斯楚的軍隊又“毫無進攻作戰經驗”，因此這些美國人對作戰行動掉以輕心，隻貪圖享樂。其中一人給家人的信中說，他大部分時間是泡遊泳池，喝啤酒，有意思的是，喝的是古巴啤酒。
在華盛頓，距離“薩帕塔行動”預定開始時間僅兩周時，甘迺迪總統收到了著名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寫的長達4000字的備忘錄。這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批準“薩帕塔行動”是否妥當。富布賴特當時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他強烈反對由於政治原因而對古巴採取軍事行動。他指出，美國的參與是無法掩蓋的；倘若入侵遇到了抵抗，或者未能引起一場反對卡斯楚的民眾起義，那時美國就會被迫公開使用武力支援入侵。他說，假如我們走到那一地步，即便是找到文字上的合法藉口，也仍然會毀掉我們30年來為穩定拉丁美洲局勢所做的工作。富布賴特建議總統最好是尋求一種外交解決方案。
在中情局的行動計劃和富布賴特主張的外交解決方案這二者之間，甘迺迪舉棋不定，於是請富布賴特到白宮，當麵向總統及其顧問們陳述他的意見。這時離預定的開始空襲的日期隻有10天了。富布賴特慷慨激昂地講述了他為什麽反對向古巴動武。他發言完畢坐下後，全場鴉雀無聲。總統問大家：“你們意見如何?行還是不行?”沒有人回答。除了甘迺迪焦急地用指頭敲擊桌麵的聲音以外，會場靜悄悄的。最後，一位自從羅斯福時代起一直在對外政策班子裏工作的人打破了沉寂，他說：“跟卡斯楚的對抗隻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主張動手幹吧!”有了這位長者帶頭，顧問們才紛紛表示贊成採取行動。
亞瑟·施萊辛格是甘迺迪的多年好友，這時擔任甘迺迪的特別顧問，他在會上一言未發，會後急忙寫了一個備忘錄交給了總統，指出中情局的計劃隻有在集中對付古巴而不管別的地方的情況下，才是有意義的。“但考慮到整個西半球和其餘地區時，反對這一決策的理由就開始顯得有力了。”他指出美國的參與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引起的反響將是嚴重的。世界各地對美國新政府的好感本來在上升，但一實施對古巴的入侵，好感就會消失。施萊辛格直率地指出：“這一行動是一個糟糕的主意。”
甘迺迪這時感到左右為難。距離“薩帕塔行動”的預定開始日期隻有一個星期了，杜勒斯看到總統拿不定主意，就施加更大的壓力。他告訴總統，若取消入侵計劃，就還會有一個善後處理問題，需要把那些人從瓜地馬拉接出來，轉移到美國，他們就會到處亂逛，到處宣揚他們在瓜地馬拉幹了些什麽。他還表示出一副男子漢大丈夫氣概，說不能讓人看到美國膽小怕事。甘迺迪不希望讓人記住他是一個軟弱的總統，竟然不能把艾森豪留下的計劃貫徹實施。因此，他決定採納杜勒斯這位有經驗的中情局長的意見，而把富布賴特、施萊辛格和國務院的意見撇到一邊。他決心批準“薩帕塔行動”。
第十五章 失敗者是一個孤兒(3)
遵照總統的指示，比斯爾於3月15日向甘迺迪匯報了中情局的第三個計劃。這一行動的代號為“薩帕塔行動”，全部符合總統提出的保密要求。入侵地點在古巴島西南部一處海灣，科奇諾斯灣，即豬灣。那裏人煙比較稀少，僻靜，海灘平緩，便於夜間順利登陸。美國將給古巴流亡者提供老式的海軍快艇，將他們從瓜地馬拉運送到豬灣並供應彈藥。卡斯楚有一支規模很小的空軍，所以比斯爾計劃在登陸前幾天提供空中支援，壓製卡斯楚的空軍。為了不顯出美國的參與，比斯爾建議使用老式的曾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b-26轟炸機，這種飛機是古巴流亡者能從公開市場上買到的東西。
比斯爾向甘迺迪說明了“薩帕塔行動”計劃，似乎該考慮的事全都考慮到了。總統批準了這一計劃，並安排在4個星期之內開始實施預先的空襲，但總統保留了提前24小時取消行動計劃的權利。
計劃定下來了，古巴流亡者在瓜地馬拉加緊了訓練。這支代號為“2506旅”的部隊的骨幹分子，包括“旅長”佩佩·聖羅曼，都曾在巴蒂斯塔手下幹過，跟卡斯楚打過仗。也有一批新人，是中情局為了擴大隊伍而從流亡者中間招募來的平民。大部分是古巴人，但還有很少的美國人，他們大都是20歲上下，對現實感到幻滅，想冒險撈外快。他們相信中情局的說法，即古巴民眾很快會起義推翻卡斯楚，仗主要是古巴人自己去打，而卡斯楚的軍隊又“毫無進攻作戰經驗”，因此這些美國人對作戰行動掉以輕心，隻貪圖享樂。其中一人給家人的信中說，他大部分時間是泡遊泳池，喝啤酒，有意思的是，喝的是古巴啤酒。
在華盛頓，距離“薩帕塔行動”預定開始時間僅兩周時，甘迺迪總統收到了著名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寫的長達4000字的備忘錄。這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批準“薩帕塔行動”是否妥當。富布賴特當時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他強烈反對由於政治原因而對古巴採取軍事行動。他指出，美國的參與是無法掩蓋的；倘若入侵遇到了抵抗，或者未能引起一場反對卡斯楚的民眾起義，那時美國就會被迫公開使用武力支援入侵。他說，假如我們走到那一地步，即便是找到文字上的合法藉口，也仍然會毀掉我們30年來為穩定拉丁美洲局勢所做的工作。富布賴特建議總統最好是尋求一種外交解決方案。
在中情局的行動計劃和富布賴特主張的外交解決方案這二者之間，甘迺迪舉棋不定，於是請富布賴特到白宮，當麵向總統及其顧問們陳述他的意見。這時離預定的開始空襲的日期隻有10天了。富布賴特慷慨激昂地講述了他為什麽反對向古巴動武。他發言完畢坐下後，全場鴉雀無聲。總統問大家：“你們意見如何?行還是不行?”沒有人回答。除了甘迺迪焦急地用指頭敲擊桌麵的聲音以外，會場靜悄悄的。最後，一位自從羅斯福時代起一直在對外政策班子裏工作的人打破了沉寂，他說：“跟卡斯楚的對抗隻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主張動手幹吧!”有了這位長者帶頭，顧問們才紛紛表示贊成採取行動。
亞瑟·施萊辛格是甘迺迪的多年好友，這時擔任甘迺迪的特別顧問，他在會上一言未發，會後急忙寫了一個備忘錄交給了總統，指出中情局的計劃隻有在集中對付古巴而不管別的地方的情況下，才是有意義的。“但考慮到整個西半球和其餘地區時，反對這一決策的理由就開始顯得有力了。”他指出美國的參與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引起的反響將是嚴重的。世界各地對美國新政府的好感本來在上升，但一實施對古巴的入侵，好感就會消失。施萊辛格直率地指出：“這一行動是一個糟糕的主意。”
甘迺迪這時感到左右為難。距離“薩帕塔行動”的預定開始日期隻有一個星期了，杜勒斯看到總統拿不定主意，就施加更大的壓力。他告訴總統，若取消入侵計劃，就還會有一個善後處理問題，需要把那些人從瓜地馬拉接出來，轉移到美國，他們就會到處亂逛，到處宣揚他們在瓜地馬拉幹了些什麽。他還表示出一副男子漢大丈夫氣概，說不能讓人看到美國膽小怕事。甘迺迪不希望讓人記住他是一個軟弱的總統，竟然不能把艾森豪留下的計劃貫徹實施。因此，他決定採納杜勒斯這位有經驗的中情局長的意見，而把富布賴特、施萊辛格和國務院的意見撇到一邊。他決心批準“薩帕塔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