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希科夫的口供影響蘇聯在遠東的重大決策，情況萬分危急。
佐爾格以他雙重間諜的身份，從德國大使館了解到留希科夫已供出他所知的一切。佐爾格馬上電傳莫斯科，莫斯科立即採取補救措施，蘇聯遠東諜報網得救了。
1939年9月1日，德軍以閃電戰攻占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1941年6月22日，德軍進攻蘇聯。此時的蘇聯擔心日本乘人之危，出兵西伯利亞，因而沒有全力以赴對德作戰，以至於近百萬蘇軍毀於德軍的鐵蹄之下。史達林在猶豫：是否應將在遠東的蘇軍西調與德軍作戰？
摸清日本對蘇聯的態度，是挽救蘇聯的關鍵。這個任務交給了佐爾格，佐爾格冒著生命危險開始收集材料。
當時的日方和美國的關係也極為緊張，日本人是先對美宣戰，還是去北方進攻蘇聯呢？
通過緊張而危險的地下情報搜集，佐爾格得出準確結論：今冬之前，日軍將對美作戰，暫不攻蘇。
這份情報在危急之際挽救了蘇聯。史達林立即將遠東地區的蘇軍調往西線的歐洲戰場，阻止了長驅東進的德國。二戰期間，日本人對外國間諜極為害怕。他們開始對每一個外國人進行嚴密的監視。佐爾格同時受到日本和德方的雙重調查。
佐爾格以自己的機敏和智慧一次又一次地脫離危險境地，他竟讓德國相信他是忠於納粹覺，忠於納粹所從事事業的堅定分子。
日本警察搜查了佐爾格日本情人花子的房間，從中發現一隻小巧奇特的打火機，這是花子從佐爾格辦公室拿走的微型照相機。
佐爾格受到了嚴密的監視。“紮姆紮”發報員的傭人一天無意向一位日本警察提到主人夜間擺弄收音機的習慣。警察馬上判斷出收音機是發報機。“紮姆紮”的成員因此紛紛受到了監視、逮捕、用刑。
一位成員受到嚴刑拷問，他以自殺抗拒，但自殺未遂。被搶救過來後他全盤供出了佐爾格及其間諜網。
1941年10月4日，佐爾格的46歲生日。日本警察逮捕了他。1944年11月7日，佐爾格被執行絞刑，一代間諜巨星隕落了。
30多年後，蘇聯政府授予佐爾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雄”的稱號。蘇聯發行一枚以佐爾格的頭像為圖案的郵票。佐爾格在巴庫出生的那條街被命名為“佐爾格大街”。佐爾格也以“紅色間諜”的稱號為後人所稱道。
安妮·弗蘭克日記
安妮-弗蘭克四歲時，就體驗到了人生的殘酷。那年，希特勒上台，在全德境內掀起反猶排猶浪潮。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是個猶太人，為了家人的平安，他帶著全家遷居荷蘭。他們在荷蘭過了幾年平靜的日子，但災難再次降臨：1940年5月，荷蘭淪陷於納粹德國。奧托意識到，他們要麽立即遷移，要麽趕快找地方躲起來。可是整個歐洲都已捲入了戰爭，大半地方淪陷，他們又能逃到哪兒呢？於是他決定躲藏起來。奧托在荷蘭的這幾年與丹恩合夥做生意。他們的營業所在阿姆斯特丹一個偏僻的地方，麵對運河。營業所樓上有幾間廢棄的房間，被稱為“附屬建築”。奧托認為躲在那裏不太容易發現。
1942年，預料中的厄運終於降臨：奧托-弗蘭克被勒令立即出境。他沒有走，立即帶著全家人住進了“附屬建築”。接著，丹恩一家和一名猶太人醫生也住了進來。這樣，他們開始了兩年零八個月的“黑人”生活。他們不能大聲說話，不能出去散步，不能烤製食物，更不能有任何社交活動。總之，他們必須對外抹殺自己的存在，不能發出任何聲響，晚上也不能點燈。他們和外界僅有的聯繫就是奧托的無線電收音機和他的四個正直勇敢的雇員，他們給奧托等人偷運來食物和書報。
這種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生活無論對誰來說都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折磨。壓抑、寂寞、苦悶、憂鬱使得“附屬建築”裏的居民們神經處於崩潰的邊緣。因此，爭執與吵架——卻又隻能是壓低了聲音地吵——成了他們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內容。
大人尚且如此，更何況對於生性活潑、開朗好動的13歲姑娘安妮？安妮是個懂事的孩子，她當然不會跟父母吵鬧著要出去玩，於是她開始寫日記。這本日記還是父母送給她的14歲生日禮物呢。安妮在日記中記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動、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獨苦悶心情。當然也包括“附屬建築”中的日常生活，她和這個臨時大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關係。在這些樸實無華的日記中，人們可以看到法西斯主義的恐怖統治如何在一個正在成長的少女心理上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可以看到一個少女對納粹分子摧殘、扭曲人性的控拆。“我就像一隻被折去翅膀的小鳥，在一片黑暗中飛翔，卻碰在了囚禁她的籠子上。”安妮寫道。
同時，人們還可以在日記中看到，安妮是如何從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變成了一個具有成熟女性心理的“大人”。青春期的蚤動與渴望，心理壓抑的鬱悶與苦惱，初戀的甜密與顫慄，都在日記中得到了真實的記載。
這些日記被保存下來並出版，完全是由於一種偶然。安妮的日記寫好後，被允許放在父親的公文包裏。1944年8月4日，當納粹警察突然搜查並逮捕“附屬建築”的居民們時，他們隻顧搶掠錢和珠寶，日記被棄置在樓板上。幾天後，奧托的助手冒險偷偷回了一趟“附屬建築”。她看見了安妮的日記，決定把它保存起來。
佐爾格以他雙重間諜的身份，從德國大使館了解到留希科夫已供出他所知的一切。佐爾格馬上電傳莫斯科，莫斯科立即採取補救措施，蘇聯遠東諜報網得救了。
1939年9月1日，德軍以閃電戰攻占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1941年6月22日，德軍進攻蘇聯。此時的蘇聯擔心日本乘人之危，出兵西伯利亞，因而沒有全力以赴對德作戰，以至於近百萬蘇軍毀於德軍的鐵蹄之下。史達林在猶豫：是否應將在遠東的蘇軍西調與德軍作戰？
摸清日本對蘇聯的態度，是挽救蘇聯的關鍵。這個任務交給了佐爾格，佐爾格冒著生命危險開始收集材料。
當時的日方和美國的關係也極為緊張，日本人是先對美宣戰，還是去北方進攻蘇聯呢？
通過緊張而危險的地下情報搜集，佐爾格得出準確結論：今冬之前，日軍將對美作戰，暫不攻蘇。
這份情報在危急之際挽救了蘇聯。史達林立即將遠東地區的蘇軍調往西線的歐洲戰場，阻止了長驅東進的德國。二戰期間，日本人對外國間諜極為害怕。他們開始對每一個外國人進行嚴密的監視。佐爾格同時受到日本和德方的雙重調查。
佐爾格以自己的機敏和智慧一次又一次地脫離危險境地，他竟讓德國相信他是忠於納粹覺，忠於納粹所從事事業的堅定分子。
日本警察搜查了佐爾格日本情人花子的房間，從中發現一隻小巧奇特的打火機，這是花子從佐爾格辦公室拿走的微型照相機。
佐爾格受到了嚴密的監視。“紮姆紮”發報員的傭人一天無意向一位日本警察提到主人夜間擺弄收音機的習慣。警察馬上判斷出收音機是發報機。“紮姆紮”的成員因此紛紛受到了監視、逮捕、用刑。
一位成員受到嚴刑拷問，他以自殺抗拒，但自殺未遂。被搶救過來後他全盤供出了佐爾格及其間諜網。
1941年10月4日，佐爾格的46歲生日。日本警察逮捕了他。1944年11月7日，佐爾格被執行絞刑，一代間諜巨星隕落了。
30多年後，蘇聯政府授予佐爾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雄”的稱號。蘇聯發行一枚以佐爾格的頭像為圖案的郵票。佐爾格在巴庫出生的那條街被命名為“佐爾格大街”。佐爾格也以“紅色間諜”的稱號為後人所稱道。
安妮·弗蘭克日記
安妮-弗蘭克四歲時，就體驗到了人生的殘酷。那年，希特勒上台，在全德境內掀起反猶排猶浪潮。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是個猶太人，為了家人的平安，他帶著全家遷居荷蘭。他們在荷蘭過了幾年平靜的日子，但災難再次降臨：1940年5月，荷蘭淪陷於納粹德國。奧托意識到，他們要麽立即遷移，要麽趕快找地方躲起來。可是整個歐洲都已捲入了戰爭，大半地方淪陷，他們又能逃到哪兒呢？於是他決定躲藏起來。奧托在荷蘭的這幾年與丹恩合夥做生意。他們的營業所在阿姆斯特丹一個偏僻的地方，麵對運河。營業所樓上有幾間廢棄的房間，被稱為“附屬建築”。奧托認為躲在那裏不太容易發現。
1942年，預料中的厄運終於降臨：奧托-弗蘭克被勒令立即出境。他沒有走，立即帶著全家人住進了“附屬建築”。接著，丹恩一家和一名猶太人醫生也住了進來。這樣，他們開始了兩年零八個月的“黑人”生活。他們不能大聲說話，不能出去散步，不能烤製食物，更不能有任何社交活動。總之，他們必須對外抹殺自己的存在，不能發出任何聲響，晚上也不能點燈。他們和外界僅有的聯繫就是奧托的無線電收音機和他的四個正直勇敢的雇員，他們給奧托等人偷運來食物和書報。
這種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生活無論對誰來說都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折磨。壓抑、寂寞、苦悶、憂鬱使得“附屬建築”裏的居民們神經處於崩潰的邊緣。因此，爭執與吵架——卻又隻能是壓低了聲音地吵——成了他們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內容。
大人尚且如此，更何況對於生性活潑、開朗好動的13歲姑娘安妮？安妮是個懂事的孩子，她當然不會跟父母吵鬧著要出去玩，於是她開始寫日記。這本日記還是父母送給她的14歲生日禮物呢。安妮在日記中記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動、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獨苦悶心情。當然也包括“附屬建築”中的日常生活，她和這個臨時大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關係。在這些樸實無華的日記中，人們可以看到法西斯主義的恐怖統治如何在一個正在成長的少女心理上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可以看到一個少女對納粹分子摧殘、扭曲人性的控拆。“我就像一隻被折去翅膀的小鳥，在一片黑暗中飛翔，卻碰在了囚禁她的籠子上。”安妮寫道。
同時，人們還可以在日記中看到，安妮是如何從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變成了一個具有成熟女性心理的“大人”。青春期的蚤動與渴望，心理壓抑的鬱悶與苦惱，初戀的甜密與顫慄，都在日記中得到了真實的記載。
這些日記被保存下來並出版，完全是由於一種偶然。安妮的日記寫好後，被允許放在父親的公文包裏。1944年8月4日，當納粹警察突然搜查並逮捕“附屬建築”的居民們時，他們隻顧搶掠錢和珠寶，日記被棄置在樓板上。幾天後，奧托的助手冒險偷偷回了一趟“附屬建築”。她看見了安妮的日記，決定把它保存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