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勝利結束後，軍委決定：由東北軍區司令員鄧華（原誌司副司令員）負責召集參戰部隊有關人員在瀋陽總結三年抗美援朝戰爭經驗，參戰部隊每個軍抽調一至二名領導參加，並由蘇聯顧問團幫助總結。1954年9月，我由一三九師師長升任四十七軍炮兵副軍長，後又改任副軍長兼參謀長。軍裏決定由我代表四十七軍到瀋陽參加總結。
10月，各部隊參加總結的人員陸續到瀋陽集中後，被編成了戰術、戰役若幹組，分頭收集材料。總結一開始，我們就在指導思想上與蘇軍顧問團發生了分歧。蘇聯顧問要求我們用蘇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模式進行總結。如在總結攻防作戰時，分析每平方公裏有多少門大炮，多少輛坦克。在總結陣地防禦作戰時，按蘇軍條令將防守陣地分成一、二防守地帶，再將每個防守地帶區分第一、二、三陣地，其距離也完全套用蘇軍條令。
我們認為這樣總結反映不出抗美援朝戰爭的實際情況。因為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是以弱對強，以劣勢裝備對抗絕對優勢裝備的敵人，在戰鬥中避開敵人火力的優勢，發揚我軍作戰勇敢，善於近戰、夜戰的長處，機動靈活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在運動戰時期的作戰中，基本是突然包圍敵人，切斷其退路而殲滅之，或將敵人誘至預設戰場，突然圍殲。
在陣地對峙條件下的攻防作戰中，我們不可能像蘇聯衛國戰爭那樣，用坦克掩護步兵衝擊，炮兵進行對抗射擊。我們的具體戰法是以坑道為骨幹，以山地為支撐點。當敵人火力準備時我進入坑道，敵人衝擊時我出坑道以短兵火器消滅敵人。為防止敵人突破，在主陣地後麵設有預備陣地，也是根據地形構築的支撐點。如果按照蘇聯的要求，甚至陣地之間的距離都要有嚴格的規定，第一陣地距離前沿要1.5公裏，第二陣地距第一陣地2公裏；第一戰壕到第二戰壕要150公尺等等，非常機械。我們的坦克、大炮在實戰中受到敵人空中和地麵優勢火力的限製，特別是坦克。我們從未有用坦克率步兵向敵人衝擊，隻是將坦克放在提前修好的掩體內作火力點使用。前一天晚上視察好陣地，利用夜裏將坦克潛伏到前沿陣地有效射程內，每輛坦克事先都明確任務。天剛蒙蒙亮，趁敵人還沒有準備之時，突然打上三五發炮彈，擊毀其坦克或碉堡、火力點等，打完後馬上轉移到後方，藏在事先挖好的工事內掩蔽起來，以防止敵人飛機、炮火攻擊。
至於炮兵，在攻防作戰中也是臨時支援步兵，為了防止敵人飛機和炮火的打擊，總是頻繁轉移陣地。不要說集中成百門炮，一個連的炮都不敢集中在一起使用。當然炮兵集中射擊效果最佳。通常以營為單位，18門炮一起射擊。但我們沒有製空權，一旦集中，美軍發現後，飛機、大炮很快就會把我們的陣地炸爛。我們一個連6門炮都不敢集中，常常是分為三組，將2門炮隱藏在山溝裏、坑道內。但是，火器分散，並不等於就是分散火力。火力一定要集中，從不同方向、角度集中射擊。這些特點都不是美、蘇教科書上找得到的。因為他們的長處往往是我軍的短處。我們就要利用他們的短處，發揚我們的長處。
為此，我們經常同蘇聯顧問發生分歧，幾乎是天天爭吵。我曾跟蘇聯顧問說，我們作戰時根本不是按照你們的戰術打仗，否則早被美帝消滅了。如果按照蘇軍的經驗，白天一公裏內集中30～40輛坦克，不用一小時就會被美軍強大的火力消滅。此外，在一些小問題上，我們也經常同蘇聯顧問見解不一。比如我們平時工作或開會，大家總是老李、小張這樣彼此稱呼。蘇聯顧問就特別看不慣，他們強調下級見上級時必須喊“報告”、稱職務。其實這隻是形式問題，並不能因為叫小張、老李，就是沒大沒小，這恰恰反映了我們部隊官兵平等的民主作風，但這一切並不會因此影響下級嚴格執行命令。對於此事，我們向蘇聯顧問解釋過多次，但總是說服不了他們，他們根本不能理解八路軍、解放軍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形成的優良傳統，在他們看來這都是遊擊習氣。總之，我們認為用蘇軍戰法總結我軍作戰經驗，不能反映我軍作戰的特點。但當時中蘇關係密切，蘇聯處處以老大哥自居，我們剛剛建國不久，各方麵都還沒有經驗的情況下，隻能按他們的要求去做。所以，經過一年多的總結，最後雖然定稿，一直沒有正式出版，主要原因就是不能反映我軍抗美援朝作戰的實際情況。
但是這一年多的工作總結，對我個人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首先，我對韓戰有了全麵的了解。總結中，我們從1950年10月的第一次戰役，到1953年5月的夏季攻勢及金城反擊戰，進行了係統的研究，對各次戰役過程、經驗及教訓進行了認真總結，從而加深了我對戰爭全局的了解和認識。我未能參加前五次戰役，一直感到很遺憾。這五次戰役都是運動殲敵戰。通過參加總結補上了這一課。其次，在總結中聯繫自己參戰的實際經歷，提高了軍事指揮水平。1951年6月我初上陣地時，正是戰局對我不太有利的時候。美軍司令李奇微研究了我運動戰打法，根據我方後勤運輸供應不上，部隊戰士隨身攜帶糧食、彈藥，一次戰役僅能持續一周左右的情況，改變了戰術。在我發動進攻前幾日，敵人每日後退30餘公裏，退到既設陣地防守，這正好是我軍一夜行軍的距離。當我軍趕到時，天已大亮，敵人可得到空軍和炮兵支援，使我不易進攻，更不能切斷其退路。
10月，各部隊參加總結的人員陸續到瀋陽集中後，被編成了戰術、戰役若幹組，分頭收集材料。總結一開始，我們就在指導思想上與蘇軍顧問團發生了分歧。蘇聯顧問要求我們用蘇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模式進行總結。如在總結攻防作戰時，分析每平方公裏有多少門大炮，多少輛坦克。在總結陣地防禦作戰時，按蘇軍條令將防守陣地分成一、二防守地帶，再將每個防守地帶區分第一、二、三陣地，其距離也完全套用蘇軍條令。
我們認為這樣總結反映不出抗美援朝戰爭的實際情況。因為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是以弱對強，以劣勢裝備對抗絕對優勢裝備的敵人，在戰鬥中避開敵人火力的優勢，發揚我軍作戰勇敢，善於近戰、夜戰的長處，機動靈活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在運動戰時期的作戰中，基本是突然包圍敵人，切斷其退路而殲滅之，或將敵人誘至預設戰場，突然圍殲。
在陣地對峙條件下的攻防作戰中，我們不可能像蘇聯衛國戰爭那樣，用坦克掩護步兵衝擊，炮兵進行對抗射擊。我們的具體戰法是以坑道為骨幹，以山地為支撐點。當敵人火力準備時我進入坑道，敵人衝擊時我出坑道以短兵火器消滅敵人。為防止敵人突破，在主陣地後麵設有預備陣地，也是根據地形構築的支撐點。如果按照蘇聯的要求，甚至陣地之間的距離都要有嚴格的規定，第一陣地距離前沿要1.5公裏，第二陣地距第一陣地2公裏；第一戰壕到第二戰壕要150公尺等等，非常機械。我們的坦克、大炮在實戰中受到敵人空中和地麵優勢火力的限製，特別是坦克。我們從未有用坦克率步兵向敵人衝擊，隻是將坦克放在提前修好的掩體內作火力點使用。前一天晚上視察好陣地，利用夜裏將坦克潛伏到前沿陣地有效射程內，每輛坦克事先都明確任務。天剛蒙蒙亮，趁敵人還沒有準備之時，突然打上三五發炮彈，擊毀其坦克或碉堡、火力點等，打完後馬上轉移到後方，藏在事先挖好的工事內掩蔽起來，以防止敵人飛機、炮火攻擊。
至於炮兵，在攻防作戰中也是臨時支援步兵，為了防止敵人飛機和炮火的打擊，總是頻繁轉移陣地。不要說集中成百門炮，一個連的炮都不敢集中在一起使用。當然炮兵集中射擊效果最佳。通常以營為單位，18門炮一起射擊。但我們沒有製空權，一旦集中，美軍發現後，飛機、大炮很快就會把我們的陣地炸爛。我們一個連6門炮都不敢集中，常常是分為三組，將2門炮隱藏在山溝裏、坑道內。但是，火器分散，並不等於就是分散火力。火力一定要集中，從不同方向、角度集中射擊。這些特點都不是美、蘇教科書上找得到的。因為他們的長處往往是我軍的短處。我們就要利用他們的短處，發揚我們的長處。
為此，我們經常同蘇聯顧問發生分歧，幾乎是天天爭吵。我曾跟蘇聯顧問說，我們作戰時根本不是按照你們的戰術打仗，否則早被美帝消滅了。如果按照蘇軍的經驗，白天一公裏內集中30～40輛坦克，不用一小時就會被美軍強大的火力消滅。此外，在一些小問題上，我們也經常同蘇聯顧問見解不一。比如我們平時工作或開會，大家總是老李、小張這樣彼此稱呼。蘇聯顧問就特別看不慣，他們強調下級見上級時必須喊“報告”、稱職務。其實這隻是形式問題，並不能因為叫小張、老李，就是沒大沒小，這恰恰反映了我們部隊官兵平等的民主作風，但這一切並不會因此影響下級嚴格執行命令。對於此事，我們向蘇聯顧問解釋過多次，但總是說服不了他們，他們根本不能理解八路軍、解放軍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形成的優良傳統，在他們看來這都是遊擊習氣。總之，我們認為用蘇軍戰法總結我軍作戰經驗，不能反映我軍作戰的特點。但當時中蘇關係密切，蘇聯處處以老大哥自居，我們剛剛建國不久，各方麵都還沒有經驗的情況下，隻能按他們的要求去做。所以，經過一年多的總結，最後雖然定稿，一直沒有正式出版，主要原因就是不能反映我軍抗美援朝作戰的實際情況。
但是這一年多的工作總結，對我個人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首先，我對韓戰有了全麵的了解。總結中，我們從1950年10月的第一次戰役，到1953年5月的夏季攻勢及金城反擊戰，進行了係統的研究，對各次戰役過程、經驗及教訓進行了認真總結，從而加深了我對戰爭全局的了解和認識。我未能參加前五次戰役，一直感到很遺憾。這五次戰役都是運動殲敵戰。通過參加總結補上了這一課。其次，在總結中聯繫自己參戰的實際經歷，提高了軍事指揮水平。1951年6月我初上陣地時，正是戰局對我不太有利的時候。美軍司令李奇微研究了我運動戰打法，根據我方後勤運輸供應不上，部隊戰士隨身攜帶糧食、彈藥，一次戰役僅能持續一周左右的情況，改變了戰術。在我發動進攻前幾日，敵人每日後退30餘公裏，退到既設陣地防守，這正好是我軍一夜行軍的距離。當我軍趕到時，天已大亮，敵人可得到空軍和炮兵支援，使我不易進攻，更不能切斷其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