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職後，同大隊長賀炎藩分頭到各個連駐地視察，了解情況。我們發現部隊駐地比較分散，不便於管理。於是，我們就找張慶和商量，請求把部隊集中起來，進行整訓。張慶和非常支持，決定將部隊集中調駐到警察學校。事先我們還帶各連連長到警察學校了解情況，分配住房。10月20日，全大隊人員都集中到了警察學校。途中跑了十多個人。
部隊集中以後，我同大隊的其他領導深入連隊，一個人一個人地談心，了解和掌握人員的思想情況，摸清部隊的底數，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部隊武器不足，我們就自己想辦法。那時，蘇軍繳獲的大批日軍武器都放在我們駐地附近的一個倉庫裏，由蘇軍和公安總隊共同派哨兵把守。蘇軍士兵嗜酒如命，我們就叫戰士晚上給蘇軍哨兵送上一些酒菜，趁他們喝醉後，命戰士趕著馬車搶運槍枝彈藥。沒幾天的工夫，我們全大隊就都裝備齊全，煥然一新。蘇軍哨兵一方麵是喝醉了，另一方麵畢竟和我們是“革命同誌”，內心也同情我們，加之繳獲的日軍武器也不如蘇軍先進，所以他們大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時明知我們在暗中裝運武器，他們也裝糊塗，不理不睬。不過蘇軍的紀律不太強。有一天夜間，一個蘇軍士兵用轉盤槍對準我們坐的一輛馬車，要搶我們的車。我的警衛員樊明海、王貴民也不示弱，拔出駁殼槍對準他，他一看不妙就溜走了。我們大隊一名從山東過來的八路軍排長，曾被幾個蘇軍士兵抓走，關在一個樓裏，將他身上的錢財全部掠去買東西吃、喝，一直到用光了他的錢才放人。個別蘇軍士兵甚至到處強姦婦女。盡管蘇軍有憲兵負責軍紀，抓到違紀士兵輕則關押，重則槍斃，但實際效果不太理想。長春城裏的許多年輕婦女都剃光頭，女扮男裝，看見蘇軍士兵，就到處躲避。蘇軍還強迫各地公安分局每天將日本婦女送到蘇軍軍營。群眾對蘇軍的不滿非常強烈。他們的所作所為嚴重敗壞了蘇聯紅軍的聲譽。1945年10月底，我們進駐警察學校沒幾天，蘇聯紅軍準備撤走，將長春交給國民黨軍隊接收。上級命令我們駐守長春中央銀行，同警衛團一起守衛銀行。我們還修築了工事，準備同國民黨軍打。但蘇聯紅軍根據中蘇協定，一定要把銀行交給國民黨，硬是用武力逼迫我們撤出銀行。我們隻好再搬回警察學校；幾天後，蘇軍再次命令我們大隊搬到長春城外的拉拉屯偽中央軍官學校。
11月中旬，我們就對部隊進行了政治教育和組織整頓。經過一個多月的了解，我們大體掌握了全體人員的基本情況。總的情況比預想的要好，成員中大部分是勞工和學生，還有一些被日軍俘虜的中國軍隊戰俘。他們對八路軍有一定的認識，願意參加革命。但也有個別人是找出路，混飯吃的，並不是真心參加革命。根據這種情況，我和大隊長商量後決定：
第一，召開全體大會，公開我們的主張。明確告訴大家，我們是八路軍，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是為人民服務的，願意留下的歡迎留下，願意走的可以走。此後，有一小部分偽警官、警察和意誌不堅定的隊員40多人離開了部隊。部隊人數雖然減少，但質量卻明顯提高。第二，對部隊進行整編，加強黨的領導。經上級批準，我們將一大隊整編成四個連隊，分別任命了連長、指導員，排長、班長各級幹部。一連連長王誌，指導員曹庚辰；二連連長閻村田，指導員敖蔭軒；三連連長胡斌，指導員邱繼臣；四連連長姚金龍，指導員李維。連級幹部大部分是八路軍老戰士，還有幾個是老紅軍。
第三，健全黨組織。大隊設立黨總支，我任總支書記；各連設立黨支部，指導員任支部書記，做到“支部建在連上”，保障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同時，各連還成立經濟委員會，由士兵管理夥食，做到經濟民主。不久，上級又給我們大隊派來11位共產黨員、革命骨幹，很快都充實到基層，這樣全大隊黨員幹部就有30多人。同時，我們根據形勢的變化發展，有針對性地進行政治教育，努力提高部隊戰士的政治覺悟。此後，我們又陸續招收了一些素質較好的青年學生和城市貧民入伍。全大隊總人數仍保持在400多人。
在教育整頓中，政治處主任馬仁裕同誌起了很大作用。馬仁裕是滿族，吉林市人，原姓伊。盧溝橋事變時在北平大學上學，參加過學生抗日愛國組織。一年後，黨派遣他到東北做地下工作，發展黨的組織，團結民眾抗日。長春公安總隊成立時，缺少骨幹，地下黨便選派了一些人來到部隊，馬仁裕就是在第一大隊進駐拉拉屯偽軍官學校後，由組織上派來的。他有文化，政治水平高，很會做戰士的思想工作。在政治整頓的同時，我還主動發揮擅長軍事訓練的特長，配合大隊長積極抓好部隊的軍事訓練，努力提高部隊的綜合素質。經過20多天的整頓和訓練，部隊素質和戰鬥力有了很大提高，大致具備了一支正規部隊的規模。以後，組織上又陸續派了一些幹部，有從萬毅部隊來的，也有從延安來的。全大隊連、排以上幹部基本上都是從關內來的。經過整頓，部隊更純潔，戰鬥力也明顯提高。從到公安大隊工作那天起，一個月來，我的神經始終處於高度緊張狀態，甚至連晚上睡覺都是睜著眼睛，腦子裏的弦兒繃得緊緊的，生怕出現意外，怕有人叛變或逃亡，不能完成黨交給的任務。這段日子對我個人的成長鍛鍊很大。日本投降後，我們奉命挺進東北，接收長春公安大隊，前後僅僅兩個月，我們就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裝力量，這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部隊集中以後，我同大隊的其他領導深入連隊，一個人一個人地談心，了解和掌握人員的思想情況，摸清部隊的底數，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部隊武器不足，我們就自己想辦法。那時，蘇軍繳獲的大批日軍武器都放在我們駐地附近的一個倉庫裏，由蘇軍和公安總隊共同派哨兵把守。蘇軍士兵嗜酒如命，我們就叫戰士晚上給蘇軍哨兵送上一些酒菜，趁他們喝醉後，命戰士趕著馬車搶運槍枝彈藥。沒幾天的工夫，我們全大隊就都裝備齊全，煥然一新。蘇軍哨兵一方麵是喝醉了，另一方麵畢竟和我們是“革命同誌”，內心也同情我們，加之繳獲的日軍武器也不如蘇軍先進，所以他們大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時明知我們在暗中裝運武器，他們也裝糊塗，不理不睬。不過蘇軍的紀律不太強。有一天夜間，一個蘇軍士兵用轉盤槍對準我們坐的一輛馬車，要搶我們的車。我的警衛員樊明海、王貴民也不示弱，拔出駁殼槍對準他，他一看不妙就溜走了。我們大隊一名從山東過來的八路軍排長，曾被幾個蘇軍士兵抓走，關在一個樓裏，將他身上的錢財全部掠去買東西吃、喝，一直到用光了他的錢才放人。個別蘇軍士兵甚至到處強姦婦女。盡管蘇軍有憲兵負責軍紀，抓到違紀士兵輕則關押，重則槍斃，但實際效果不太理想。長春城裏的許多年輕婦女都剃光頭，女扮男裝，看見蘇軍士兵，就到處躲避。蘇軍還強迫各地公安分局每天將日本婦女送到蘇軍軍營。群眾對蘇軍的不滿非常強烈。他們的所作所為嚴重敗壞了蘇聯紅軍的聲譽。1945年10月底，我們進駐警察學校沒幾天，蘇聯紅軍準備撤走，將長春交給國民黨軍隊接收。上級命令我們駐守長春中央銀行，同警衛團一起守衛銀行。我們還修築了工事，準備同國民黨軍打。但蘇聯紅軍根據中蘇協定，一定要把銀行交給國民黨，硬是用武力逼迫我們撤出銀行。我們隻好再搬回警察學校；幾天後，蘇軍再次命令我們大隊搬到長春城外的拉拉屯偽中央軍官學校。
11月中旬，我們就對部隊進行了政治教育和組織整頓。經過一個多月的了解，我們大體掌握了全體人員的基本情況。總的情況比預想的要好，成員中大部分是勞工和學生，還有一些被日軍俘虜的中國軍隊戰俘。他們對八路軍有一定的認識，願意參加革命。但也有個別人是找出路，混飯吃的，並不是真心參加革命。根據這種情況，我和大隊長商量後決定：
第一，召開全體大會，公開我們的主張。明確告訴大家，我們是八路軍，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是為人民服務的，願意留下的歡迎留下，願意走的可以走。此後，有一小部分偽警官、警察和意誌不堅定的隊員40多人離開了部隊。部隊人數雖然減少，但質量卻明顯提高。第二，對部隊進行整編，加強黨的領導。經上級批準，我們將一大隊整編成四個連隊，分別任命了連長、指導員，排長、班長各級幹部。一連連長王誌，指導員曹庚辰；二連連長閻村田，指導員敖蔭軒；三連連長胡斌，指導員邱繼臣；四連連長姚金龍，指導員李維。連級幹部大部分是八路軍老戰士，還有幾個是老紅軍。
第三，健全黨組織。大隊設立黨總支，我任總支書記；各連設立黨支部，指導員任支部書記，做到“支部建在連上”，保障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同時，各連還成立經濟委員會，由士兵管理夥食，做到經濟民主。不久，上級又給我們大隊派來11位共產黨員、革命骨幹，很快都充實到基層，這樣全大隊黨員幹部就有30多人。同時，我們根據形勢的變化發展，有針對性地進行政治教育，努力提高部隊戰士的政治覺悟。此後，我們又陸續招收了一些素質較好的青年學生和城市貧民入伍。全大隊總人數仍保持在400多人。
在教育整頓中，政治處主任馬仁裕同誌起了很大作用。馬仁裕是滿族，吉林市人，原姓伊。盧溝橋事變時在北平大學上學，參加過學生抗日愛國組織。一年後，黨派遣他到東北做地下工作，發展黨的組織，團結民眾抗日。長春公安總隊成立時，缺少骨幹，地下黨便選派了一些人來到部隊，馬仁裕就是在第一大隊進駐拉拉屯偽軍官學校後，由組織上派來的。他有文化，政治水平高，很會做戰士的思想工作。在政治整頓的同時，我還主動發揮擅長軍事訓練的特長，配合大隊長積極抓好部隊的軍事訓練，努力提高部隊的綜合素質。經過20多天的整頓和訓練，部隊素質和戰鬥力有了很大提高，大致具備了一支正規部隊的規模。以後，組織上又陸續派了一些幹部，有從萬毅部隊來的，也有從延安來的。全大隊連、排以上幹部基本上都是從關內來的。經過整頓，部隊更純潔，戰鬥力也明顯提高。從到公安大隊工作那天起，一個月來，我的神經始終處於高度緊張狀態，甚至連晚上睡覺都是睜著眼睛，腦子裏的弦兒繃得緊緊的，生怕出現意外，怕有人叛變或逃亡，不能完成黨交給的任務。這段日子對我個人的成長鍛鍊很大。日本投降後，我們奉命挺進東北，接收長春公安大隊，前後僅僅兩個月，我們就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裝力量，這令我感到非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