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47年9月十縱剛剛成立，縱隊領導考察幹部時就有人議論說，我在坦白運動中承認當過國民黨特務。為此，剛從十縱二十九師調到一縱的曹裏懷師長和接任師長劉轉連兩人當著司令員梁興初、政委周赤萍的麵，明確表態："黎原是經過戰爭考驗的，這件事組織上已有明確的結論，早就不是問題了。特別是在戰場上，黎原表現得相當勇敢、積極。二十九師參加的很多戰鬥，主要都是依靠他這個團。黎原同誌政治上忠於黨，是值得信賴的。"
但在以後的和平年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借坦白運動這件事大做文章，藉口我有歷史問題，背著黨中央成立專案組，不斷外出調查，希望找出證據打倒我。他們雖然未能如願，但也嚴重影響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使我的職務多年得不到晉升。
我1960年任廣州軍區副參謀長，1965年任四十七軍長，在正軍職崗位上工作了15年，工作上處處受壓製，職務得不到正常晉升。直到1972年，由總政、蘭州軍區、廣州軍區組成聯合工作組，經過兩年多的調查，最後做出結論，這才徹底甩掉背負多年的政治包袱。
5、奔赴抗日前線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在歐洲戰場，蘇聯紅軍從戰略防禦轉入反攻；盟軍開闢了第二戰場。在亞洲，美軍加強了太平洋戰場的攻勢。德、意、日法西斯的末日已經來臨。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挽救它在亞洲戰場的失敗命運，援救其入侵南太平洋地區的孤軍，以中國為後方補給基地，進行垂死掙紮。4月，日軍為了打通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以連接從中國東北入關，經北平、鄭州、武漢、南寧通往東南亞的大陸交通線，並摧毀中國南部的中美空軍基地，出動40多萬軍隊，向鐵路沿線的豫、湘、桂等省發起戰略進攻。駐守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貴州等地區的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的攻擊下，紛紛敗退，很快就將這一廣闊地區和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千百萬民眾，拱手送給了侵略者。為了打擊侵略者，拯救淪陷區的老百姓，收復失地，中共中央決定派遣八路軍三五九旅離開南泥灣，遠征三湘，發展和建立抗日根據地。10月，三五九旅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組成八路軍南下獨立遊擊支隊(通稱南下支隊)，分第一、第二梯隊南下。第一梯隊為獨立第一支隊，4000餘人，轄4個大隊。另有中央派往鄂豫皖邊區工作的幹部900多人，編為兩個幹部大隊一同南下。王震為司令員，王首道為政委。11月9日，南下第一遊擊支隊從延安出發，經綏德東渡黃河，過同蒲鐵路，再南渡黃河，入河南，越過平漢鐵路封鎖線，於1945年1月底進抵湖北大悟山與新四軍第五師會合，勝利完成開進和護送幹部的任務。隨後，南下支隊橫渡長江，轉戰鄂南、湘北，在通城、崇陽地區開闢了抗日根據地。
1945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命令，由三五九旅留守陝甘寧邊區的兩個團和三五八旅一個教導營組成南下第二支隊約4000餘人，由延安出發，兼程南下，與王震領導的南下一支隊會合，開闢新的遊擊區，擴大抗日根據地，為迎接大反攻創造條件。南下第二支隊（相當於一個旅）下轄兩個大隊，另有中央第五、第九幹部隊同行。原三五九旅參謀長劉轉連(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任司令員，晏福生(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任政委。南下二支隊出發前，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賀龍等中央領導人，在延安中央大禮堂接見了營以上幹部。我當時擔任二支隊教導營營長，張有法任營政委。教導營轄兩個隊，每隊100多人。全營有輕機槍兩挺，步槍130多支，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槍，僅發幾顆手榴彈，武器裝備較差。教導營的任務是負責保衛兩個幹部隊的安全。幹部隊由團、師、軍級幹部組成，還帶有部分家屬。部隊準備南下時，還發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小事。時任三五九旅組織科長的李大同，得知旅下屬獨立單位都有自己的小金庫。為此，他召集各基層單位的領導開會，要大家坦白，上繳小金庫，還下令對我們這些基層幹部進行搜身檢查。這件事引起大家的極度反感。雖然下屬單位大都經營過一些小規模的商業，但我們這些基層幹部都不是直接經營者，有懷疑可以查帳。特別是在出發前夕，麵對即將奔赴前線、出生入死的戰友，卻令組織幹事進行搜身檢查，這讓大家產生一種不被信任的感覺。李大同是1936年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為人作風樸素、踏實，能吃苦耐勞，還一度被評為青年知識分子的模範。不過，他當時在處理這件事上的工作方式，實在欠妥。
6月20日，中共中央機關和延安各界人士在延安東關機場，為南下二支隊召開歡送大會。會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總司令、賀龍司令員都講了話。歡送會後，南下二支隊就踏上了新的征程。我們東渡黃河，經山西，再過黃河，向南挺進。
7月10日淩晨三四點鍾，我們到達山西平遙城北，準備利用夜暗和青紗帳，從同蒲鐵路平遙東北的東遊駕、白家莊地區通過鐵路。敵人在這一段鐵路的防備力量較弱，我們的群眾基礎好，有利於部隊通過。支隊安排一大隊一營，利用夜暗，拂曉前秘密通過鐵路，占領鐵路對麵高地，掩護支隊通過封鎖線。二、三營、教導營斷後。
但在以後的和平年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借坦白運動這件事大做文章，藉口我有歷史問題，背著黨中央成立專案組，不斷外出調查，希望找出證據打倒我。他們雖然未能如願，但也嚴重影響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使我的職務多年得不到晉升。
我1960年任廣州軍區副參謀長，1965年任四十七軍長，在正軍職崗位上工作了15年，工作上處處受壓製，職務得不到正常晉升。直到1972年，由總政、蘭州軍區、廣州軍區組成聯合工作組，經過兩年多的調查，最後做出結論，這才徹底甩掉背負多年的政治包袱。
5、奔赴抗日前線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在歐洲戰場，蘇聯紅軍從戰略防禦轉入反攻；盟軍開闢了第二戰場。在亞洲，美軍加強了太平洋戰場的攻勢。德、意、日法西斯的末日已經來臨。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挽救它在亞洲戰場的失敗命運，援救其入侵南太平洋地區的孤軍，以中國為後方補給基地，進行垂死掙紮。4月，日軍為了打通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以連接從中國東北入關，經北平、鄭州、武漢、南寧通往東南亞的大陸交通線，並摧毀中國南部的中美空軍基地，出動40多萬軍隊，向鐵路沿線的豫、湘、桂等省發起戰略進攻。駐守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貴州等地區的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的攻擊下，紛紛敗退，很快就將這一廣闊地區和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千百萬民眾，拱手送給了侵略者。為了打擊侵略者，拯救淪陷區的老百姓，收復失地，中共中央決定派遣八路軍三五九旅離開南泥灣，遠征三湘，發展和建立抗日根據地。10月，三五九旅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組成八路軍南下獨立遊擊支隊(通稱南下支隊)，分第一、第二梯隊南下。第一梯隊為獨立第一支隊，4000餘人，轄4個大隊。另有中央派往鄂豫皖邊區工作的幹部900多人，編為兩個幹部大隊一同南下。王震為司令員，王首道為政委。11月9日，南下第一遊擊支隊從延安出發，經綏德東渡黃河，過同蒲鐵路，再南渡黃河，入河南，越過平漢鐵路封鎖線，於1945年1月底進抵湖北大悟山與新四軍第五師會合，勝利完成開進和護送幹部的任務。隨後，南下支隊橫渡長江，轉戰鄂南、湘北，在通城、崇陽地區開闢了抗日根據地。
1945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命令，由三五九旅留守陝甘寧邊區的兩個團和三五八旅一個教導營組成南下第二支隊約4000餘人，由延安出發，兼程南下，與王震領導的南下一支隊會合，開闢新的遊擊區，擴大抗日根據地，為迎接大反攻創造條件。南下第二支隊（相當於一個旅）下轄兩個大隊，另有中央第五、第九幹部隊同行。原三五九旅參謀長劉轉連(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任司令員，晏福生(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任政委。南下二支隊出發前，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賀龍等中央領導人，在延安中央大禮堂接見了營以上幹部。我當時擔任二支隊教導營營長，張有法任營政委。教導營轄兩個隊，每隊100多人。全營有輕機槍兩挺，步槍130多支，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槍，僅發幾顆手榴彈，武器裝備較差。教導營的任務是負責保衛兩個幹部隊的安全。幹部隊由團、師、軍級幹部組成，還帶有部分家屬。部隊準備南下時，還發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小事。時任三五九旅組織科長的李大同，得知旅下屬獨立單位都有自己的小金庫。為此，他召集各基層單位的領導開會，要大家坦白，上繳小金庫，還下令對我們這些基層幹部進行搜身檢查。這件事引起大家的極度反感。雖然下屬單位大都經營過一些小規模的商業，但我們這些基層幹部都不是直接經營者，有懷疑可以查帳。特別是在出發前夕，麵對即將奔赴前線、出生入死的戰友，卻令組織幹事進行搜身檢查，這讓大家產生一種不被信任的感覺。李大同是1936年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為人作風樸素、踏實，能吃苦耐勞，還一度被評為青年知識分子的模範。不過，他當時在處理這件事上的工作方式，實在欠妥。
6月20日，中共中央機關和延安各界人士在延安東關機場，為南下二支隊召開歡送大會。會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總司令、賀龍司令員都講了話。歡送會後，南下二支隊就踏上了新的征程。我們東渡黃河，經山西，再過黃河，向南挺進。
7月10日淩晨三四點鍾，我們到達山西平遙城北，準備利用夜暗和青紗帳，從同蒲鐵路平遙東北的東遊駕、白家莊地區通過鐵路。敵人在這一段鐵路的防備力量較弱，我們的群眾基礎好，有利於部隊通過。支隊安排一大隊一營，利用夜暗，拂曉前秘密通過鐵路，占領鐵路對麵高地，掩護支隊通過封鎖線。二、三營、教導營斷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