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還想堅決頂下去。但內心又非常矛盾，如果是麵對敵人的法庭、監獄，為革命而死，我是死而無憾的。可是，現在麵對的卻是自己的同誌，居然還大搞嚴刑逼供，硬要強迫我說假話，承認是反革命，才可能過關，這真令人心寒。我是一心一意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的，這簡直是汙辱自己純潔的革命情感，我做不到。我如果對組織說假話，承認是特務，不僅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對不起一起參加革命的戰友，更對不起入黨時的莊嚴誓詞。那真是令人揪心啊！此後連續幾個夜晚，我都無法入睡。幾天後，羅健西實在熬不下去了，被迫坦白。頭天晚上，他還和我一起商量他的"罪行"。他家原本是湘西大地主，他就謊稱祖父被共產黨鬥死後，一家人懷恨在心。父親讓他混進八路軍，找機會報仇，暗殺毛主席。主動戴上這頂"罪惡"的大帽子，自然可能過關了。會後，羅健西私下勸我趕緊坦白。他說："老黎呀，別頂了。上麵讓你當特務，你不想當也得當。我知道你不願意昧著良心說假話。如果是敵人的法庭，硬頂還值得。但這是自己人，死了不值呀。"他還幫我一起編"故事"，以求自圓其說。首先我必須承認自己參加過特務組織。但上級領導是誰？任務是什麽？如何混進延安的？這些事都要編得令人信服才能過關。羅健西知道我是和阮慶、廖政武一起到延安參加革命的，他就提醒我萬萬不能把他們也牽扯進來。我就同他商量，說是1938年在武漢受復興社特務頭子滕傑的派遣，混進延安的（事後組織上曾調查證明當時滕傑並不在武漢，而是在長沙；另據解放戰爭中被俘的復興社頭子康澤交待：復興社也從來沒有向延安派遣過特務）。羅健西連忙稱好。"可我交待什麽罪行呀？"我問羅健西。他說："就說是長期潛伏，取得一定地位後，特務組織會給你派任務的。"但這又涉及到一個問題，誰是我的聯絡人，今後如何聯絡？當時，我們已得知黃埔同學徐衛民（在抗大工作）因不滿坦白運動中對他的誣陷，逃回雲南老家，脫離了黨組織。另外，參加革命後，我曾給在西安的中學同學、國民黨西北戰幹團的李振中寫過信，勸他來延安參加革命。我就說："看來交待出這兩個人比較合適，反正也無法再向他們調查了。"羅健西連連稱好，並提醒我道："就說你們是單線聯繫。"當時，我隻有一個想法，就是特務帽子我一個人戴，但決不能連累其他革命同誌。最後，我們還決定今後如果有機會翻供，我們一定要相互證明。第二天，我就按私下同羅健西商量的內容，被迫交待自己在黃埔軍校參加了特務組織。組長如獲至寶，馬上追問："你的任務是什麽？"
"長期潛伏，等待特務組織的進一步指示。"我答道。 "誰是你的聯絡人？老實交待！"
"我的內部聯繫人是在抗大工作的徐衛民；對外聯絡人是國民黨西北戰幹團的李振中。"
就這樣，經過整整25天的坦白，我們組全都"交待"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組長很滿意，完成了任務，可以向上麵交差了。此時已是10月底，三五九旅的冬季大練兵要開始了。教導營營長就表示："黎原坦白了就好，還可以為革命工作。"為此他向旅部要求把我調回教導營，繼續負責訓練。但我內心還是非常痛苦的，曾找王恩茂反映，我是逼供成招，從來沒當過國民黨特務。但他當時也無能為力，隻好安慰我道："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如果有什麽需要向組織說明的事，以後再寫報告反映吧。現在還是先好好工作。"但這樣一頂沉重的帽子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深深刺痛著我的心，實在是令人無法忍受，可又無處申訴。盡管自己是被逼供無奈，胡編瞎話說當過特務，但白紙黑字，留下一個難以洗去的汙點。每當夜深人靜想到這件事時，我真是痛不欲生，背負著這樣一個歷史汙點，今後還怎麽做人呀！到了第二年春天，黨中央發現坦白運動擴大化的傾向後，開始糾正錯誤。毛主席還主動承擔責任，並向被迫害的同誌賠禮道歉。三五九旅經過內查外調，由保衛科科長袁福生代表旅黨委宣布給我平反，結論很簡單，黎原沒有參加過復興社。不久，教導營大部隨三五九旅南下一支隊開赴抗日前線，同時留下兩個隊駐防金盆灣，組織上任命我為營長，算是對我工作的肯定。
現在回想起這段經歷，我感到坦白運動中的教訓，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當然，從整體上講，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功績是應該肯定的。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為我們最後取得全中國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礎。但整風後期康生等人搞的所謂的坦白運動，在當時也被稱為"搶救失足者運動"，確是一場錯誤運動，有很大的負麵影響，它過分誇大了敵情。當時抓出來的所謂頭號特務王實味（《野百合花》的作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也平反了。由此可見，坦白運動完全是對青年學生蒙上不白之冤，是誣陷運動，極大地挫傷了他們的革命熱情。 ?從我個人來講，坦白運動造成的惡果，一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個沉重包袱。雖然，在以後的革命道路上，在組織的幫助和靠個人努力下，我能不斷取得進步。但我首先要感謝幾位老領導（軍長梁興初，政委周赤萍，師長曹裏懷、劉轉連）對我的信任。沒有他們的信任，我以後的人生道路不知會是何樣。因為在戰爭年代，黨組織提拔幹部是非常謹慎的，出了問題有關領導是要承擔政治責任的。但劉轉連在抗戰後期提拔我為教導營營長、曹裏懷在解放戰爭時提拔我當團長、師長，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不容易的。
"長期潛伏，等待特務組織的進一步指示。"我答道。 "誰是你的聯絡人？老實交待！"
"我的內部聯繫人是在抗大工作的徐衛民；對外聯絡人是國民黨西北戰幹團的李振中。"
就這樣，經過整整25天的坦白，我們組全都"交待"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組長很滿意，完成了任務，可以向上麵交差了。此時已是10月底，三五九旅的冬季大練兵要開始了。教導營營長就表示："黎原坦白了就好，還可以為革命工作。"為此他向旅部要求把我調回教導營，繼續負責訓練。但我內心還是非常痛苦的，曾找王恩茂反映，我是逼供成招，從來沒當過國民黨特務。但他當時也無能為力，隻好安慰我道："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如果有什麽需要向組織說明的事，以後再寫報告反映吧。現在還是先好好工作。"但這樣一頂沉重的帽子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深深刺痛著我的心，實在是令人無法忍受，可又無處申訴。盡管自己是被逼供無奈，胡編瞎話說當過特務，但白紙黑字，留下一個難以洗去的汙點。每當夜深人靜想到這件事時，我真是痛不欲生，背負著這樣一個歷史汙點，今後還怎麽做人呀！到了第二年春天，黨中央發現坦白運動擴大化的傾向後，開始糾正錯誤。毛主席還主動承擔責任，並向被迫害的同誌賠禮道歉。三五九旅經過內查外調，由保衛科科長袁福生代表旅黨委宣布給我平反，結論很簡單，黎原沒有參加過復興社。不久，教導營大部隨三五九旅南下一支隊開赴抗日前線，同時留下兩個隊駐防金盆灣，組織上任命我為營長，算是對我工作的肯定。
現在回想起這段經歷，我感到坦白運動中的教訓，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當然，從整體上講，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功績是應該肯定的。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為我們最後取得全中國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礎。但整風後期康生等人搞的所謂的坦白運動，在當時也被稱為"搶救失足者運動"，確是一場錯誤運動，有很大的負麵影響，它過分誇大了敵情。當時抓出來的所謂頭號特務王實味（《野百合花》的作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也平反了。由此可見，坦白運動完全是對青年學生蒙上不白之冤，是誣陷運動，極大地挫傷了他們的革命熱情。 ?從我個人來講，坦白運動造成的惡果，一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個沉重包袱。雖然，在以後的革命道路上，在組織的幫助和靠個人努力下，我能不斷取得進步。但我首先要感謝幾位老領導（軍長梁興初，政委周赤萍，師長曹裏懷、劉轉連）對我的信任。沒有他們的信任，我以後的人生道路不知會是何樣。因為在戰爭年代，黨組織提拔幹部是非常謹慎的，出了問題有關領導是要承擔政治責任的。但劉轉連在抗戰後期提拔我為教導營營長、曹裏懷在解放戰爭時提拔我當團長、師長，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