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上火線了，我決定利用一個月的探親假，回家探望母親，再去報到。要求和我一同去抗日前線的阮慶因父母雙亡，我就邀請他一起回家。他怕給我添麻煩，執意留在武昌等我。
9月1日，我回到家鄉息縣關家店東圍子。母子相見，十分激動。白天，我和母親一批又一批地迎送著來家裏看望、道喜的鄉親。夜晚，安頓好親戚睡下，我就和母親圍坐在麻油燈下吐露心腸。這個假期，我除了看望親友外，大多是陪母親度過的。她對我十分依戀，不願我離開。其間，我還到縣城看望了同學、親友，並看望了薑炳榮、石英傑的父母，還有周慶雲一家。他們聽說我軍校畢業後要上前線，都勸我留在縣裏工作，這樣既能照顧家，大家互相也有個照應。這時正好碰上王培英從開封回來，他在開封成立了保安團，需要人手，到縣裏招人。他就對我說："我那裏正需要懂軍事的人，你不要走了，跟我去開封，幫我訓練部隊吧。"我說："不行。我最好的朋友正在武漢等我，我們要一起去上海，打日本。等打完仗，如果情況允許，我再來跟你一起幹。"在家的日子過得飛快，轉眼假期就到了。想到馬上就要奔赴前線，這一去真是生死難料，我不知還能不能再見到母親，心情十分沉重。離家前的晚上，四爺、大哥都來給我送行，我們依依不捨，徹夜未眠。這時母親得了肺炎，已經很重，每天晚上咳嗽得很厲害，隻能睡幾個小時。在昏暗的油燈下，我看到她滿麵愁容，內心非常痛苦。她幾次欲言又止，好像有話要對我說，直到天快亮了，她才流著淚說："民順呀，我已經近六十歲了，年老多病，又隻有你一個兒子。你父親走得早，我和四爺含辛茹苦將你養大成人。現在你要上前線打日本，我不反對，但你看看家裏的實際情況，能不能晚一點去，先在家鄉找個工作。聽四爺說王培英在開封成立了保安團，需要人手，正在縣裏招人，你就先到他那裏幫助訓練部隊，以後再去打日本也不晚呀。你也二十多歲了，該成個家了，成了家再走，我也好有個照應，還可以了卻我一個心願。"四爺和大哥都說好。聽著母親的話，我的心裏也在流淚，也想留下來，在她膝下盡一盡孝。但我又想到阮慶還在武漢等我，我們畢業時堅決要求到前線去，如果現在留在家鄉，日後有何麵目再見同學、師長。再說國難當頭，我作為一個堂堂七尺男兒，平時高喊抗日救亡，富國強民，現在日本人打到家門口了，怎麽能臨陣退縮，當孬種呢？這樣做又怎麽能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軍校呢？更是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啊！不過，我也知道，我是家裏的獨子，母親年近六十，如果我有個三長兩短，對母親來講肯定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但自古忠孝難兩全，我隻能將眼淚往心裏流，強作歡顏，寬慰母親。天亮以後，忍痛告別老母，奔赴前線。
現在回想起來，我更是從內心深處感謝阮慶，正是由於他的關心和支持，才堅定了我今後走上革命道路。如果不是他堅持和我一同奔赴抗日前線，我個人就有可能參加河南保安團。王培英當時是保安團副團長，要我到他那裏工作。他當時的確需要人手，同樣也是抗日工作，如果我心一軟，或許就會留在保安團當個連、排長，這樣做既能報國，又能盡孝。但一想到阮慶正在武昌期待著同我共赴前線殺敵，就更堅定了我的決心。也正是因為有了同阮慶在淞滬戰場上的浴血奮戰，令我親身體會到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戰的無能；在武漢師管區的短暫經歷，更令我對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這一切都更加堅定了我們投奔延安的決心。
10月初，我從家鄉趕到武漢和阮慶會合後，就坐輪船向上海駛去。江麵上，日軍的飛機不時地臨空撲來，向輪船、汽艇、木船投炸彈。我們乘坐的"鴻昌號"輪船，險中有幸，躲過劫難。輪船在南京靠岸後，不敢再向上海行駛了。我們隻好到八十七師駐南京辦事處報到。辦事處告訴我們，師部駐上海江灣葉家花園，部隊正在鏖戰。抗日心切，我們兩人當夜改乘火車，向上海進發。在火車上，我們遇到不少到前線去的軍官，有連、營、團的幹部，其中有不少是八十七師的軍官。他們聽說我們是到前線報到的軍校畢業生，大部分人都讚揚我們。但也有人跟我們說些泄氣的話。有一個連長說："老弟，上海戰場打得一片火海，非常殘酷，我們連就剩下十幾個人了。"另一位營長說："我那個營也剩下不到一百人，我是負傷下來的。現在傷好了，我回去主要是為了領軍餉和醫療費，另外也捨不得我那些弟兄。現在上海天天在小日本的飛機大炮的轟炸下，九死一生，非常危險，你們現在去報到，部隊都在火線上，士兵不認識你們，你們也不熟悉情況，掌握不了部隊，死都不知道怎麽死的。你們年紀輕輕，不如先在後方幹點事，等戰事穩定了再去報到。"我們兩人商量後都感到，作為抗日軍人決不能當逃兵。盡管目前形勢嚴峻，但無論如何要先到八十七師報到，上了戰場再說。等戰鬥結束後，如能生還，再找機會離開部隊，去延安抗大學習，參加八路軍。這個時候決不能臨陣脫逃。當夜三時許，我們到達上海南翔車站，踏著夜色，邊走邊問，疾行兩個多小時，淩晨趕到江灣葉家花園師部。師參謀長周彭賞接見了我們，並簡要介紹了戰況和敵我態勢。
9月1日，我回到家鄉息縣關家店東圍子。母子相見，十分激動。白天，我和母親一批又一批地迎送著來家裏看望、道喜的鄉親。夜晚，安頓好親戚睡下，我就和母親圍坐在麻油燈下吐露心腸。這個假期，我除了看望親友外，大多是陪母親度過的。她對我十分依戀，不願我離開。其間，我還到縣城看望了同學、親友，並看望了薑炳榮、石英傑的父母，還有周慶雲一家。他們聽說我軍校畢業後要上前線，都勸我留在縣裏工作，這樣既能照顧家，大家互相也有個照應。這時正好碰上王培英從開封回來，他在開封成立了保安團，需要人手，到縣裏招人。他就對我說："我那裏正需要懂軍事的人，你不要走了，跟我去開封，幫我訓練部隊吧。"我說："不行。我最好的朋友正在武漢等我，我們要一起去上海，打日本。等打完仗，如果情況允許，我再來跟你一起幹。"在家的日子過得飛快，轉眼假期就到了。想到馬上就要奔赴前線，這一去真是生死難料，我不知還能不能再見到母親，心情十分沉重。離家前的晚上，四爺、大哥都來給我送行，我們依依不捨，徹夜未眠。這時母親得了肺炎，已經很重，每天晚上咳嗽得很厲害，隻能睡幾個小時。在昏暗的油燈下，我看到她滿麵愁容，內心非常痛苦。她幾次欲言又止，好像有話要對我說，直到天快亮了，她才流著淚說："民順呀，我已經近六十歲了，年老多病，又隻有你一個兒子。你父親走得早，我和四爺含辛茹苦將你養大成人。現在你要上前線打日本，我不反對，但你看看家裏的實際情況，能不能晚一點去，先在家鄉找個工作。聽四爺說王培英在開封成立了保安團，需要人手，正在縣裏招人，你就先到他那裏幫助訓練部隊，以後再去打日本也不晚呀。你也二十多歲了，該成個家了，成了家再走，我也好有個照應，還可以了卻我一個心願。"四爺和大哥都說好。聽著母親的話，我的心裏也在流淚，也想留下來，在她膝下盡一盡孝。但我又想到阮慶還在武漢等我，我們畢業時堅決要求到前線去，如果現在留在家鄉，日後有何麵目再見同學、師長。再說國難當頭，我作為一個堂堂七尺男兒，平時高喊抗日救亡，富國強民，現在日本人打到家門口了，怎麽能臨陣退縮，當孬種呢？這樣做又怎麽能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軍校呢？更是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啊！不過，我也知道，我是家裏的獨子，母親年近六十，如果我有個三長兩短，對母親來講肯定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但自古忠孝難兩全，我隻能將眼淚往心裏流，強作歡顏，寬慰母親。天亮以後，忍痛告別老母，奔赴前線。
現在回想起來，我更是從內心深處感謝阮慶，正是由於他的關心和支持，才堅定了我今後走上革命道路。如果不是他堅持和我一同奔赴抗日前線，我個人就有可能參加河南保安團。王培英當時是保安團副團長，要我到他那裏工作。他當時的確需要人手，同樣也是抗日工作，如果我心一軟，或許就會留在保安團當個連、排長，這樣做既能報國，又能盡孝。但一想到阮慶正在武昌期待著同我共赴前線殺敵，就更堅定了我的決心。也正是因為有了同阮慶在淞滬戰場上的浴血奮戰，令我親身體會到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戰的無能；在武漢師管區的短暫經歷，更令我對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這一切都更加堅定了我們投奔延安的決心。
10月初，我從家鄉趕到武漢和阮慶會合後，就坐輪船向上海駛去。江麵上，日軍的飛機不時地臨空撲來，向輪船、汽艇、木船投炸彈。我們乘坐的"鴻昌號"輪船，險中有幸，躲過劫難。輪船在南京靠岸後，不敢再向上海行駛了。我們隻好到八十七師駐南京辦事處報到。辦事處告訴我們，師部駐上海江灣葉家花園，部隊正在鏖戰。抗日心切，我們兩人當夜改乘火車，向上海進發。在火車上，我們遇到不少到前線去的軍官，有連、營、團的幹部，其中有不少是八十七師的軍官。他們聽說我們是到前線報到的軍校畢業生，大部分人都讚揚我們。但也有人跟我們說些泄氣的話。有一個連長說："老弟，上海戰場打得一片火海，非常殘酷，我們連就剩下十幾個人了。"另一位營長說："我那個營也剩下不到一百人，我是負傷下來的。現在傷好了，我回去主要是為了領軍餉和醫療費，另外也捨不得我那些弟兄。現在上海天天在小日本的飛機大炮的轟炸下，九死一生，非常危險，你們現在去報到，部隊都在火線上，士兵不認識你們，你們也不熟悉情況，掌握不了部隊，死都不知道怎麽死的。你們年紀輕輕，不如先在後方幹點事，等戰事穩定了再去報到。"我們兩人商量後都感到，作為抗日軍人決不能當逃兵。盡管目前形勢嚴峻，但無論如何要先到八十七師報到，上了戰場再說。等戰鬥結束後，如能生還，再找機會離開部隊，去延安抗大學習，參加八路軍。這個時候決不能臨陣脫逃。當夜三時許，我們到達上海南翔車站，踏著夜色，邊走邊問，疾行兩個多小時，淩晨趕到江灣葉家花園師部。師參謀長周彭賞接見了我們，並簡要介紹了戰況和敵我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