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盡管封建帝製被推翻了，但新的製度並沒有建立起來，整個國家處於軍閥割據的無政府狀態，大小軍閥占地為王，師長、軍長、司令多如牛毛。當時河南的地方武裝比較多，他們為了擴充勢力，紛紛招兵買馬。隻要能組織30人的武裝，有10桿槍就可以當上連長，能組織100人的武裝，有30桿槍，再加上一挺輕機槍，就可以當營長。要買齊當營長的武器裝備，至少要2000塊大洋。張家老三張少峰原在光山縣當判司，後被撤職回到家鄉。他不甘心在家閑居，想拉起個百十人的武裝，當個營長，向軍界發展。於是他就召集族人開會，要求各家有錢的出錢，有人的出人。但族人中富裕的不多，大家積極性不高，商量的結果是每家隻肯出三塊、五塊，所以張少峰的隊伍也沒拉成，官自然就沒有當上。
不過，張少峰在鄉裏還是很有聲望的，因為在鄰縣當過官，回到家鄉後同息縣的縣長等官員仍常有往來。他同農村傳統的紳士有所不同，眼光更開闊，了解外麵的世界。他善於言詞，也能寫些東西，對鄉裏的事務熟悉而又通達。周圍群眾有事愛找他商量，有了矛盾也請他調解。解放前夕，他還將兒子送到武漢革命大學學習。他多年來一直是方圓幾十裏有威望的紳士。張家老二張少山時常和土匪、強盜暗中勾手打劫。我隨四爺到張家時，張家還扣押著兩個"綁票"。半個月後，我才知道和我一起讀書的李正國、王小立是被人綁票，關在張家的。李正國14歲，王小立10歲。兩個人都是光山縣寨河鎮人，離張家圍子也就二十多裏路。他們家裏做買賣掙了些錢。半年前被土匪綁票，送到張少山家窩藏。土匪向李正國家索要500塊銀元，向王小立家索要300塊銀元。李、王兩家一時拿不出那麽多錢，隻好拖著，土匪也沒有撕票，將他們關在張家。這一拖就是半年。兩個孩子年幼，成天哭喊，鬧得土匪們心煩。張少山就讓兩個小孩和我們一起念書，等著主家贖人。就這樣，李正國、王小立便在張家後院同我一塊兒念起私塾。
聯想到自己的遭遇，我非常同情他們，便萌生出幫助他們逃離虎穴的念頭。開始我先同四爺講了這事。四爺是老實人，膽小怕事，叮囑我千萬不要管閑事。但我仍不肯放棄。一次回家，我和堂兄關升品談起這事，堂兄為人仗義，完全贊成我的想法，並和我設計了幾個方案。正談著起勁的時候，剛巧被母親聽到了。她極力反對，主要是因為我們年齡還小，同被綁票的人又無親無故，萬一被發現了，張家是大戶人家，在鄉裏有權有勢，我們得罪不起，還會影響到四爺的生計，沒必要冒這個險。但我和堂兄還是不死心，又暗中和好友、我家的僱工陳二哥聯繫，商討幫助二人逃離張家。最後決定由我做內應，打開寨門，送他們出去，並偽造他們翻牆逃跑的現場，以蒙蔽張家;關升品和陳二哥負責在院外接應，送他們回家。
回到張家後，我就裝作很好奇和羨慕的樣子問和我一起讀書的張家老六："你們家的圍寨真牢固，可這寨門怎麽打開呀?"他得意地叫看門人演示給我看。就這樣在一天夜裏，我們幫助李正國順利地逃離了張家。王小立因年幼膽小，不敢逃走。次日，張少山知道李正國跑了，以為是自己翻牆逃跑的，也沒有深究。叫人將王小立押走，換了個地方藏起來。
當時因為怕土匪報復，我們幾個人誰也不敢聲張，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但李正國的父母不忘此事，經常來看望我母親和陳二哥，以各種形式向我們表達感謝和敬意。
在張家讀書期間，我還經常在東張家灣的張贊勛家住過。
張家灣分東、西兩個圍子，有一百多戶張姓人家，張贊勛是張家的族長，圍子裏的紅白喜事大都請他主持，鄰裏有了糾紛，也會請他評判。張贊勛28歲才考上秀才，在當地是個有名望的紳士，族人都很敬重他。按當時人們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他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紳士，嚴格恪守傳統禮教，正統、守法，一切都遵照當時封建社會的習俗、規範、製度行事。
張贊勛是四爺關翔千的姐夫，我就叫他姑爺爺。他很喜歡我，待我如同親孫子一樣，倍加愛護。他的家人也都很喜歡我，他的大兒子還認我做幹兒子，更使我們親上加親。張贊勛有四個兒子。姑爺爺、姑奶奶，還有我的幹爹、幹媽和三個叔叔都待我很好。特別是父親過世後，我家同姑爺爺家的交往就更密切了，家裏的一些大事，母親都要請姑爺爺和幹爹拿主意。我後來上了中學，每次放假都要到張家住上幾天，看望他們。後來我從黃埔軍校畢業，奔赴抗日戰場前，他們還來送行。1963年我離家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探家，姑爺爺、姑奶奶和幹爹都去世了，幹媽聽說我回來後，還沒等我去看望她，老人家就坐著獨輪車讓孫子推著來看我。至今我都忘不了張贊勛一家，忘不了姑爺爺、姑奶奶和幹爹、幹媽。
從我記事時起，就開始隨著四爺寄居在別人家裏讀私塾，很少感受家庭的溫暖和關愛。盡管在我生活、讀書的幾家地主都很富裕，他們和我家也還有些親戚關係，從小在物質方麵沒有吃過多少苦，但我和他們在感情上還是有距離的。
我知道四爺從內心深處對我很好，但更多地是表現出嚴師的一麵，他要遵照傳統的塾師規則辦事，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如果我書背得不好，同樣也要打手板。平時上課，四爺總是一副嚴肅的樣子。隻有當他不在時，小夥伴們才敢放鬆一下。白天，我還能和同齡的孩子一起說說話、聊聊天。放學後，別人都回家了，我隻能和大人們在一起，尤其是又不在自己家裏，根本不敢放鬆自己。四爺也總是時時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不過，張少峰在鄉裏還是很有聲望的，因為在鄰縣當過官，回到家鄉後同息縣的縣長等官員仍常有往來。他同農村傳統的紳士有所不同，眼光更開闊，了解外麵的世界。他善於言詞，也能寫些東西，對鄉裏的事務熟悉而又通達。周圍群眾有事愛找他商量，有了矛盾也請他調解。解放前夕，他還將兒子送到武漢革命大學學習。他多年來一直是方圓幾十裏有威望的紳士。張家老二張少山時常和土匪、強盜暗中勾手打劫。我隨四爺到張家時，張家還扣押著兩個"綁票"。半個月後，我才知道和我一起讀書的李正國、王小立是被人綁票，關在張家的。李正國14歲，王小立10歲。兩個人都是光山縣寨河鎮人，離張家圍子也就二十多裏路。他們家裏做買賣掙了些錢。半年前被土匪綁票，送到張少山家窩藏。土匪向李正國家索要500塊銀元，向王小立家索要300塊銀元。李、王兩家一時拿不出那麽多錢，隻好拖著，土匪也沒有撕票，將他們關在張家。這一拖就是半年。兩個孩子年幼，成天哭喊，鬧得土匪們心煩。張少山就讓兩個小孩和我們一起念書，等著主家贖人。就這樣，李正國、王小立便在張家後院同我一塊兒念起私塾。
聯想到自己的遭遇，我非常同情他們，便萌生出幫助他們逃離虎穴的念頭。開始我先同四爺講了這事。四爺是老實人，膽小怕事，叮囑我千萬不要管閑事。但我仍不肯放棄。一次回家，我和堂兄關升品談起這事，堂兄為人仗義，完全贊成我的想法，並和我設計了幾個方案。正談著起勁的時候，剛巧被母親聽到了。她極力反對，主要是因為我們年齡還小，同被綁票的人又無親無故，萬一被發現了，張家是大戶人家，在鄉裏有權有勢，我們得罪不起，還會影響到四爺的生計，沒必要冒這個險。但我和堂兄還是不死心，又暗中和好友、我家的僱工陳二哥聯繫，商討幫助二人逃離張家。最後決定由我做內應，打開寨門，送他們出去，並偽造他們翻牆逃跑的現場，以蒙蔽張家;關升品和陳二哥負責在院外接應，送他們回家。
回到張家後，我就裝作很好奇和羨慕的樣子問和我一起讀書的張家老六："你們家的圍寨真牢固，可這寨門怎麽打開呀?"他得意地叫看門人演示給我看。就這樣在一天夜裏，我們幫助李正國順利地逃離了張家。王小立因年幼膽小，不敢逃走。次日，張少山知道李正國跑了，以為是自己翻牆逃跑的，也沒有深究。叫人將王小立押走，換了個地方藏起來。
當時因為怕土匪報復，我們幾個人誰也不敢聲張，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但李正國的父母不忘此事，經常來看望我母親和陳二哥，以各種形式向我們表達感謝和敬意。
在張家讀書期間，我還經常在東張家灣的張贊勛家住過。
張家灣分東、西兩個圍子，有一百多戶張姓人家，張贊勛是張家的族長，圍子裏的紅白喜事大都請他主持，鄰裏有了糾紛，也會請他評判。張贊勛28歲才考上秀才，在當地是個有名望的紳士，族人都很敬重他。按當時人們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他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紳士，嚴格恪守傳統禮教，正統、守法，一切都遵照當時封建社會的習俗、規範、製度行事。
張贊勛是四爺關翔千的姐夫，我就叫他姑爺爺。他很喜歡我，待我如同親孫子一樣，倍加愛護。他的家人也都很喜歡我，他的大兒子還認我做幹兒子，更使我們親上加親。張贊勛有四個兒子。姑爺爺、姑奶奶，還有我的幹爹、幹媽和三個叔叔都待我很好。特別是父親過世後，我家同姑爺爺家的交往就更密切了，家裏的一些大事，母親都要請姑爺爺和幹爹拿主意。我後來上了中學，每次放假都要到張家住上幾天，看望他們。後來我從黃埔軍校畢業，奔赴抗日戰場前，他們還來送行。1963年我離家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探家，姑爺爺、姑奶奶和幹爹都去世了，幹媽聽說我回來後，還沒等我去看望她，老人家就坐著獨輪車讓孫子推著來看我。至今我都忘不了張贊勛一家，忘不了姑爺爺、姑奶奶和幹爹、幹媽。
從我記事時起，就開始隨著四爺寄居在別人家裏讀私塾，很少感受家庭的溫暖和關愛。盡管在我生活、讀書的幾家地主都很富裕，他們和我家也還有些親戚關係，從小在物質方麵沒有吃過多少苦，但我和他們在感情上還是有距離的。
我知道四爺從內心深處對我很好，但更多地是表現出嚴師的一麵，他要遵照傳統的塾師規則辦事，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如果我書背得不好，同樣也要打手板。平時上課，四爺總是一副嚴肅的樣子。隻有當他不在時，小夥伴們才敢放鬆一下。白天，我還能和同齡的孩子一起說說話、聊聊天。放學後，別人都回家了，我隻能和大人們在一起，尤其是又不在自己家裏，根本不敢放鬆自己。四爺也總是時時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