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4月17日，父親年近五十、母親也快四十歲時生下了我。中年得子，兩人自是歡天喜地，宴請親朋，辦滿月酒，慶祝一番。父母給我取乳名民順，大概取其平順之意。又請族祖關翔千給起了大名，按族譜應是升字輩，就取名關升彥，後來父母又覺得叫俊彥好聽，就改叫關俊彥，字俠青。我這個名字一直用到二十多歲，到延安後才改名叫黎原。
我七歲之前，家庭情況總體說是比較好的，父母對我非常寵愛。在我七歲時家庭發生了重大變故，父親患肺癌不幸去世。當時我正在胡家圍子隨四爺讀書。當年父親帶我到縣城逃避土匪綁票時，他就覺得胸前憋悶，吐過一次血，但他並不介意，認為心裏吃重，調理調理便會好的。日子一久，病情加重。那年月醫學落後，農村醫療條件更差，直到父親病危時也沒有請醫生，而是找了幾個道士來家診斷。道士說父親是鬼魂附身，隻要趕走鬼魂身體就好了。那時在農村還有一個陋習：當病人快不行的時候，是不可以住在臥室的，一定要搬到堂屋搭鋪。我印象特別深的就是道士們將父親搬到堂屋，繞著父親敲鑼打鼓，念咒語。我和母親既無助又無奈，隻好眼睜睜地望著父親疼痛憋悶而死。
父親去世後，家境開始艱難。我尚年幼，生活的重擔就都落在母親一個人身上。孤兒寡母，日子本來就過得緊巴，加上我要上學，更是捉襟見肘。記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家家都在歡歡喜喜地迎新春，縣上來了兩個官差，上門要收稅款十塊銀元。當時家裏沒錢，交不上，官差就是不走，母親哭了半天，沒有辦法，隻好到親友家借來五塊銀元，給了他們才算完事。雖說家境已大不如前，但母親非常要強，頑強地支撐著這個家，繼續供我念書。
父親去世後，家裏沒了勞動力，二舅看母親獨自一人支撐著這個家實在不容易，就讓他的妻弟來我家做事。他姓朱，叫什麽名字我記不得了，我一直叫他朱老舅。
朱老舅家境相當艱苦，除了姐姐嫁給我二舅外，家裏一個親人也沒有，隻能靠打工度日。因此，朱老舅到我家很知足，什麽要求也不提，一年四季隻是埋頭幹活。養牛，餵豬，種地，所有的髒活、累活幾乎全包了。平時他很少說話，隻知道幹活，一天勞作十多個小時，毫無怨言。家裏大小事均靠他操持。母親為了感謝他對我家的幫助，主動出錢幫他討了老婆，還送了兩間房給他安家。我念書之餘，有時回到家裏總愛往大人堆裏鑽，聽大人談古論今說閑話。東圍子東頭豆腐坊是村民們光顧的好去處，炕熱、屋暖，還有豆腐的飄香，經常聚在那裏談天說地。我也經常到豆腐坊裏去玩，聽他們說書、講故事。
其中陳家兄弟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陳家兄弟四人，家裏除了一個菜園子外沒有多少地，就租種了我家近三十畝地幾十年，同我家關係很融洽。老大陳景彥，為人忠厚正直，很受鎮上人的尊重。解放後，他是村貧下中農領導小組的組長。老二叫陳景俊，村民們都叫他陳老二。他年長我十歲，我就叫他陳二哥。陳老二雖然沒念過書，卻生性耿直，好打抱不平，剛二十多歲，在鎮上很有人緣，曾被村民推舉為關家店紅槍會首領之一。農閑時，他也做些小買賣，穿行於光山、羅山、黃陂等蘇區各縣、鎮，還到過漢口，這在鎮子上算是見多識廣的能人了。大家都喜歡聽他講故事。他對我很好，有時在豆腐坊裏教我念《七俠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書。天長日久，我的讀書能力有很大提高。
2、私塾生活
1923年春，我六歲時父母叫我隨族祖關翔千讀私塾。關翔千是他的字，名鳳祥。因為在關家鳳字輩中排行老四，父親叫他四叔，我叫他四爺。他從小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因清末廢除科舉，他沒有參加科舉考試。後來便進了武漢政法學堂念了幾年新學。四爺為人一向淡泊名利。政法學堂畢業後，由於不會也不願投機鑽營，沒有在官場求得一官半職，便回到家鄉當私塾先生，教育家鄉子弟。到我上學時，他已在鎮上教書十餘年了。周圍數十裏識文斷字的年輕人大多是他的門生。他也安心教書工作，對現實生活很滿足。我經常聽他同親友講："我肩不能擔，手不能提，能過上飯來張口，衣來伸手，豐衣足食的生活，還有何求?我認識幾個字，能教家鄉的子弟多識幾個字，將來能有出息，我就心滿意足了。這也是我的誌向和心願。"他忠厚誠實，性格溫順。在家與兄嫂侄媳一大家人同住，能和睦相處，從未吵過架。四爺平時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有長者之風。四爺對我很好，因四奶有病不能生育，沒有親生兒女，所以四爺非常關心關姓家族的後代，特別喜歡小孩。我幼年時長得還算清秀，也有一點小聰明，四爺就很看重我，把我作為關姓家族的希望和寄託。他常說："民順這孩子天資聰慧，關姓幾百家中，隻有他有希望成材，將來能幹大事。"因此，他在學習上對我要求很嚴，鼓勵我刻苦學習，立誌成材。在生活上對我也很照顧。我家離四爺家不遠，常去四爺家住。四奶怕我著涼，晚上叫我和她睡一個被窩，好吃的也總是給我留著，如同慈母一般。四爺的私塾設在鎮中大廟裏，學童二三十人。念的是四書五經。我先後學了《三字經》、《百家姓》、《大學》、《孟子》等，很多內容當時並不理解，隻是跟著讀、背。不知何因，四爺雖然受過新式教育，但從來沒有教我們他在武漢學堂學的新知識。我曾多次看到他做數學題，但從未教過我們。我從四爺身上接受的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對舊式倫理道德和生活規範有了一定的認識。那時的中國，軍閥混戰，社會秩序開始混亂。關家店也經常受到軍閥部隊的騷擾，加上鄉裏匪盜橫行，老百姓生活日漸艱難。我家生活雖然好一些，但也很不安定，怕兵、怕盜、怕匪。記得我小的時候，父母經常帶著我到縣城裏避難，父親的連襟也就是周慶雲的父親幫我們在縣城租了兩間平房住過幾個月，待秩序好一些再回家。記得1924年的夏天，一次父母聽村裏郎中周少白家的長工講，周少白的兒子周老三幹上了土匪，他的同夥聽說我家有錢，要綁我的票。父母聽後非常緊張，急忙將我從私塾接出來，謊稱走舅家，出了關家圍子繞了一個大圈子後才直奔縣城，躲了幾個月。
我七歲之前，家庭情況總體說是比較好的，父母對我非常寵愛。在我七歲時家庭發生了重大變故，父親患肺癌不幸去世。當時我正在胡家圍子隨四爺讀書。當年父親帶我到縣城逃避土匪綁票時，他就覺得胸前憋悶，吐過一次血，但他並不介意，認為心裏吃重，調理調理便會好的。日子一久，病情加重。那年月醫學落後，農村醫療條件更差，直到父親病危時也沒有請醫生，而是找了幾個道士來家診斷。道士說父親是鬼魂附身，隻要趕走鬼魂身體就好了。那時在農村還有一個陋習：當病人快不行的時候，是不可以住在臥室的，一定要搬到堂屋搭鋪。我印象特別深的就是道士們將父親搬到堂屋，繞著父親敲鑼打鼓，念咒語。我和母親既無助又無奈，隻好眼睜睜地望著父親疼痛憋悶而死。
父親去世後，家境開始艱難。我尚年幼，生活的重擔就都落在母親一個人身上。孤兒寡母，日子本來就過得緊巴，加上我要上學，更是捉襟見肘。記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家家都在歡歡喜喜地迎新春，縣上來了兩個官差，上門要收稅款十塊銀元。當時家裏沒錢，交不上，官差就是不走，母親哭了半天，沒有辦法，隻好到親友家借來五塊銀元，給了他們才算完事。雖說家境已大不如前，但母親非常要強，頑強地支撐著這個家，繼續供我念書。
父親去世後，家裏沒了勞動力，二舅看母親獨自一人支撐著這個家實在不容易，就讓他的妻弟來我家做事。他姓朱，叫什麽名字我記不得了，我一直叫他朱老舅。
朱老舅家境相當艱苦，除了姐姐嫁給我二舅外，家裏一個親人也沒有，隻能靠打工度日。因此，朱老舅到我家很知足，什麽要求也不提，一年四季隻是埋頭幹活。養牛，餵豬，種地，所有的髒活、累活幾乎全包了。平時他很少說話，隻知道幹活，一天勞作十多個小時，毫無怨言。家裏大小事均靠他操持。母親為了感謝他對我家的幫助，主動出錢幫他討了老婆，還送了兩間房給他安家。我念書之餘，有時回到家裏總愛往大人堆裏鑽，聽大人談古論今說閑話。東圍子東頭豆腐坊是村民們光顧的好去處，炕熱、屋暖，還有豆腐的飄香，經常聚在那裏談天說地。我也經常到豆腐坊裏去玩，聽他們說書、講故事。
其中陳家兄弟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陳家兄弟四人，家裏除了一個菜園子外沒有多少地，就租種了我家近三十畝地幾十年，同我家關係很融洽。老大陳景彥，為人忠厚正直，很受鎮上人的尊重。解放後，他是村貧下中農領導小組的組長。老二叫陳景俊，村民們都叫他陳老二。他年長我十歲，我就叫他陳二哥。陳老二雖然沒念過書，卻生性耿直，好打抱不平，剛二十多歲，在鎮上很有人緣，曾被村民推舉為關家店紅槍會首領之一。農閑時，他也做些小買賣，穿行於光山、羅山、黃陂等蘇區各縣、鎮，還到過漢口，這在鎮子上算是見多識廣的能人了。大家都喜歡聽他講故事。他對我很好，有時在豆腐坊裏教我念《七俠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書。天長日久，我的讀書能力有很大提高。
2、私塾生活
1923年春，我六歲時父母叫我隨族祖關翔千讀私塾。關翔千是他的字，名鳳祥。因為在關家鳳字輩中排行老四，父親叫他四叔，我叫他四爺。他從小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因清末廢除科舉，他沒有參加科舉考試。後來便進了武漢政法學堂念了幾年新學。四爺為人一向淡泊名利。政法學堂畢業後，由於不會也不願投機鑽營，沒有在官場求得一官半職，便回到家鄉當私塾先生，教育家鄉子弟。到我上學時，他已在鎮上教書十餘年了。周圍數十裏識文斷字的年輕人大多是他的門生。他也安心教書工作，對現實生活很滿足。我經常聽他同親友講："我肩不能擔，手不能提，能過上飯來張口，衣來伸手，豐衣足食的生活，還有何求?我認識幾個字，能教家鄉的子弟多識幾個字，將來能有出息，我就心滿意足了。這也是我的誌向和心願。"他忠厚誠實，性格溫順。在家與兄嫂侄媳一大家人同住，能和睦相處，從未吵過架。四爺平時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有長者之風。四爺對我很好，因四奶有病不能生育，沒有親生兒女，所以四爺非常關心關姓家族的後代，特別喜歡小孩。我幼年時長得還算清秀，也有一點小聰明，四爺就很看重我，把我作為關姓家族的希望和寄託。他常說："民順這孩子天資聰慧，關姓幾百家中，隻有他有希望成材，將來能幹大事。"因此，他在學習上對我要求很嚴，鼓勵我刻苦學習，立誌成材。在生活上對我也很照顧。我家離四爺家不遠，常去四爺家住。四奶怕我著涼，晚上叫我和她睡一個被窩，好吃的也總是給我留著，如同慈母一般。四爺的私塾設在鎮中大廟裏，學童二三十人。念的是四書五經。我先後學了《三字經》、《百家姓》、《大學》、《孟子》等，很多內容當時並不理解，隻是跟著讀、背。不知何因，四爺雖然受過新式教育，但從來沒有教我們他在武漢學堂學的新知識。我曾多次看到他做數學題，但從未教過我們。我從四爺身上接受的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對舊式倫理道德和生活規範有了一定的認識。那時的中國，軍閥混戰，社會秩序開始混亂。關家店也經常受到軍閥部隊的騷擾，加上鄉裏匪盜橫行，老百姓生活日漸艱難。我家生活雖然好一些，但也很不安定，怕兵、怕盜、怕匪。記得我小的時候，父母經常帶著我到縣城裏避難，父親的連襟也就是周慶雲的父親幫我們在縣城租了兩間平房住過幾個月，待秩序好一些再回家。記得1924年的夏天，一次父母聽村裏郎中周少白家的長工講，周少白的兒子周老三幹上了土匪，他的同夥聽說我家有錢，要綁我的票。父母聽後非常緊張，急忙將我從私塾接出來，謊稱走舅家，出了關家圍子繞了一個大圈子後才直奔縣城，躲了幾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