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問題……即使沒有弗雷斯卡先生的慷慨大方也一樣。我還能向您擔保，在這小時內就讓他們發出電報，為您的匹埃爾先生到英國土地上來協助破案做好準備。您現在就可以告訴他，英國警察廳的局長曼鬆將在愛丁堡恭候他的到來。誰又想到過最終發現線索的地方還真的是蘇格蘭，您說呢？”
“是的，誰都沒想到過。現在我可以告訴您，一開始我們以為羅蓮小姐根本就沒有被綁架，而是待在這兒的什麽秘密的情人窩裏。當然這隻是一種設想，全然秘不可宣。看來她的愛實際上屬於高爾夫球和愛丁堡的藝術表演……也可能屬於某個英國人……有這方麵什麽消息嗎？”
“那樣也沒什麽可奇怪的。弗雷斯卡夫人就出生在英國，羅蓮小姐也在牛津學過幾個學期。我們會把羅蓮送回您身邊的，國務秘書先生。”丹尼斯男爵說。
“可別，男爵閣下，別。”國務秘書說著大笑起來。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丹尼斯男爵的聲音又變得十分嚴肅，他輕咳了幾聲，“您知道錢將怎麽送來嗎？”
“還不知道。您知道這多使羅蓮的父母心疼嗎？不管是倫敦警察廳還是匹埃爾先生抓住暴徒，我都要求對他們採取最嚴厲的懲罰。或許可以把這些人移交給我們吧？”
“我看還是到時候再說吧。”丹尼斯男爵為難地說，“再怎麽我也不能對我們這兒的法律視而不見啊。”
“這我明白，我感說您的種種幫助。”
對話還持續了一會兒，最後說了一些客套話，互相邀請來訪。
丹尼斯男爵告訴警察局長曼鬆：法國探長即將到來。與此同時，匹埃爾接到通知，讓他去蘇格蘭參加破案工作，就坐下一班前往愛丁堡的班機。
這是8月21日。關於羅蓮一案，電視裏沒有什麽新的消息可報，隻是不斷重複已播過的鏡頭。評論也是老調子。報紙斷了頓。有幾家報紙找到了擺脫困境之繼續吸引讀者注意力的辦法，他們從弗雷斯卡家的私人生活中抽出最精彩的片斷。發表了諸如富裕的男人、美麗的夫人和放蕩越軌的女兒的一組組照片。
奧地利《商報》也以恰如其分的語言描繪地中海邊弗雷斯卡家中的痛苦氣氛。一有幾位攝影師從某個隱蔽處，也許是爬在高高的樹上偷拍下了別墅花園中被綁架者父母的一些鏡頭。世界公眾津津有味地看到：那做父母的都穿著深色素裝，連遮著他們吃早餐的太陽傘也是暗色調的。生活有它的規律，哪怕是財政經濟巨頭也得吃飯，受巨大痛苦折磨的母親也一樣。
《商報》買了一些照片，花的價錢相當於一年前購買甘迺迪被刺照片時支出的款項。不過人們的估計是正確的，通過這些努力能使讀者的興趣始終不成。他們在一天天的報紙上把關於這起綁架事件的報導弄得像連載的長篇小說。
記者布呂克爾接受了寫這個連載故事的任務。可是他頗有黔驢技窮之感。他對富裕人家的生活知之甚少，隻能從雜誌上、無聊小報上找來一些素材，七拚八湊，以他的報紙習用的語言寫出。他花了力氣，可是這仍然是一篇內容貧乏的文章，用了許多形容詞，還有假如、可是等等。他知道這篇文章會得到什麽樣的評價。
“一點戲劇性都沒有！”主編施普朗格博士叫道，“您以為我會讓您的這篇廢話在第一版占三欄版麵嗎？這玩意兒就連女傭人都不願讀；要麽您多動動腦筋，……要麽我把這事交給另一個更適合的人。布呂克爾，您說說看，您寫的這玩意兒自己讀過沒有？”
“可是，博士先生，”布呂克爾的抗議有氣無力，“弗雷斯卡夫婦不讓任何人接近他們，又叫我怎麽去寫他們的心情和舉止呢？”
“這是您的事。您別忘了您是記者，記者就得靠豐富的想像力去賺錢，而不是靠幾行沒有內容的文字。這樣的文筆會使我破產的。您連一個像樣的題目都想不出來。我的上帝，布呂克爾，要是明天還拿不出一篇一流的文章來，您就另謀生路去吧。”
布呂克爾走出了主編室，來到檔案室，取出最近幾天的報紙。雖然肚子很餓。可他又沒有胃口。他毫無興趣地一頁頁翻起來，閱讀他執筆寫的弗雷斯卡一篇篇故事。他不得不承認，他所生產的雖然不是“廢話”，但確實是平平淡淡，沒有生氣的小學生作文。
布呂克爾帶著這一疊報紙回家去。他不知道該從何處下手，沒準能在綁架者的那封信的觸動下寫出一篇義憤填膺的反駁文章來。
他撲在長沙發上，報紙在身旁地板上堆著，他讀了一會，翻過身來，凝視著天花板，構思著與《商報》地位相符的有教誨意義的句子：
“暴力焉能救世……
“富裕不是罪，視苦難為天賜才是罪。……不，這不行，大簡單了……
“破壞世界平衡的不是富裕，而是共產黨國家無能提高他們的國民生活水平……這好一點……
“人性和富與窮無關。自由世界的自由公民譴責任何暴力行動，即使戴著所謂人性的麵紗……
“來自全世界的怒吼難道不是足以證明人們對羅蓮·德·弗雷斯卡和她的父母的深深的，人性的支持和同情嗎？這不正是希望所在？一旦有人被綁架、被拷打、處於非人的監禁中，抗議的火焰就熊熊燃燒，遠遠超越歐洲的界限……”
“是的，誰都沒想到過。現在我可以告訴您，一開始我們以為羅蓮小姐根本就沒有被綁架，而是待在這兒的什麽秘密的情人窩裏。當然這隻是一種設想，全然秘不可宣。看來她的愛實際上屬於高爾夫球和愛丁堡的藝術表演……也可能屬於某個英國人……有這方麵什麽消息嗎？”
“那樣也沒什麽可奇怪的。弗雷斯卡夫人就出生在英國，羅蓮小姐也在牛津學過幾個學期。我們會把羅蓮送回您身邊的，國務秘書先生。”丹尼斯男爵說。
“可別，男爵閣下，別。”國務秘書說著大笑起來。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丹尼斯男爵的聲音又變得十分嚴肅，他輕咳了幾聲，“您知道錢將怎麽送來嗎？”
“還不知道。您知道這多使羅蓮的父母心疼嗎？不管是倫敦警察廳還是匹埃爾先生抓住暴徒，我都要求對他們採取最嚴厲的懲罰。或許可以把這些人移交給我們吧？”
“我看還是到時候再說吧。”丹尼斯男爵為難地說，“再怎麽我也不能對我們這兒的法律視而不見啊。”
“這我明白，我感說您的種種幫助。”
對話還持續了一會兒，最後說了一些客套話，互相邀請來訪。
丹尼斯男爵告訴警察局長曼鬆：法國探長即將到來。與此同時，匹埃爾接到通知，讓他去蘇格蘭參加破案工作，就坐下一班前往愛丁堡的班機。
這是8月21日。關於羅蓮一案，電視裏沒有什麽新的消息可報，隻是不斷重複已播過的鏡頭。評論也是老調子。報紙斷了頓。有幾家報紙找到了擺脫困境之繼續吸引讀者注意力的辦法，他們從弗雷斯卡家的私人生活中抽出最精彩的片斷。發表了諸如富裕的男人、美麗的夫人和放蕩越軌的女兒的一組組照片。
奧地利《商報》也以恰如其分的語言描繪地中海邊弗雷斯卡家中的痛苦氣氛。一有幾位攝影師從某個隱蔽處，也許是爬在高高的樹上偷拍下了別墅花園中被綁架者父母的一些鏡頭。世界公眾津津有味地看到：那做父母的都穿著深色素裝，連遮著他們吃早餐的太陽傘也是暗色調的。生活有它的規律，哪怕是財政經濟巨頭也得吃飯，受巨大痛苦折磨的母親也一樣。
《商報》買了一些照片，花的價錢相當於一年前購買甘迺迪被刺照片時支出的款項。不過人們的估計是正確的，通過這些努力能使讀者的興趣始終不成。他們在一天天的報紙上把關於這起綁架事件的報導弄得像連載的長篇小說。
記者布呂克爾接受了寫這個連載故事的任務。可是他頗有黔驢技窮之感。他對富裕人家的生活知之甚少，隻能從雜誌上、無聊小報上找來一些素材，七拚八湊，以他的報紙習用的語言寫出。他花了力氣，可是這仍然是一篇內容貧乏的文章，用了許多形容詞，還有假如、可是等等。他知道這篇文章會得到什麽樣的評價。
“一點戲劇性都沒有！”主編施普朗格博士叫道，“您以為我會讓您的這篇廢話在第一版占三欄版麵嗎？這玩意兒就連女傭人都不願讀；要麽您多動動腦筋，……要麽我把這事交給另一個更適合的人。布呂克爾，您說說看，您寫的這玩意兒自己讀過沒有？”
“可是，博士先生，”布呂克爾的抗議有氣無力，“弗雷斯卡夫婦不讓任何人接近他們，又叫我怎麽去寫他們的心情和舉止呢？”
“這是您的事。您別忘了您是記者，記者就得靠豐富的想像力去賺錢，而不是靠幾行沒有內容的文字。這樣的文筆會使我破產的。您連一個像樣的題目都想不出來。我的上帝，布呂克爾，要是明天還拿不出一篇一流的文章來，您就另謀生路去吧。”
布呂克爾走出了主編室，來到檔案室，取出最近幾天的報紙。雖然肚子很餓。可他又沒有胃口。他毫無興趣地一頁頁翻起來，閱讀他執筆寫的弗雷斯卡一篇篇故事。他不得不承認，他所生產的雖然不是“廢話”，但確實是平平淡淡，沒有生氣的小學生作文。
布呂克爾帶著這一疊報紙回家去。他不知道該從何處下手，沒準能在綁架者的那封信的觸動下寫出一篇義憤填膺的反駁文章來。
他撲在長沙發上，報紙在身旁地板上堆著，他讀了一會，翻過身來，凝視著天花板，構思著與《商報》地位相符的有教誨意義的句子：
“暴力焉能救世……
“富裕不是罪，視苦難為天賜才是罪。……不，這不行，大簡單了……
“破壞世界平衡的不是富裕，而是共產黨國家無能提高他們的國民生活水平……這好一點……
“人性和富與窮無關。自由世界的自由公民譴責任何暴力行動，即使戴著所謂人性的麵紗……
“來自全世界的怒吼難道不是足以證明人們對羅蓮·德·弗雷斯卡和她的父母的深深的，人性的支持和同情嗎？這不正是希望所在？一旦有人被綁架、被拷打、處於非人的監禁中，抗議的火焰就熊熊燃燒，遠遠超越歐洲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