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判期間，我同赫德外相有過兩次長時間的會晤，詳細討論了談判中遇到的各個難題，謀求解決辦法。“直通車”問題就是雙方討論最多的難題之一。
1993年7月，赫德外相再次訪華。當時，北京談判還處於初期階段，重點還在討論較為原則性的問題，進展不大，前景也不明朗。我建議雙方就前一段談判中涉及的原則性問題搞個文字紀要。赫德則表示，還是先討論細節問題，雙方距離拉近了，再搞文本。在這個問題上，雙方沒有談攏。
根據當時的談判進展情況，我又著重談了“直通車”的重大意義，希望英方珍惜這個經雙方多年磋商來之不易的成果。 “直通車”安排是在兩個不同性質政權之間進行交接時，一方同意讓另一方管治下的原立法機構議員經過一定手續，直接過渡成為新機構的議員。我對赫德說，一個國家內兩黨，比如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競選後換班交接時，各方麵都會有變化，不可能由兩個政黨來討論執政班子的“直通車”安排，而中英關於香港的政權交接，卻與兩黨競選不同，可以搞“直通車”，這是一件完全創新的工作，史無前例。
這時，赫德重申了英方在談判中的要求，即中方的特區籌委會在確認“直通車”時，應有明確、客觀的標準。
此次會晤後，外界已看出中英談判的癥結所在。有香港報紙稱，中英談判能否達成協議，取決於雙方在“直通車”問題上所能做出的讓步。
1993年10月初我同赫德在紐約再次會晤時，北京談判仍處於僵持狀態。雙方都表示對談判的進展感到失望，對前景不太樂觀。英方已開始在會外散布不怕會談破裂的論調。
當時，兩國雙邊關係也處於日漸緊張的氣氛裏。
赫德本人不久前公開講話，反對中國申辦2000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很傷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中方在9月下旬公開發表了鄧小平同誌1982～1984年間關於香港問題的三篇重要談話（1982年9月24日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的談話、1984年7月31日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的談話和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小平同誌的這些談話，雖然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時說的，但在1993年發表，卻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三篇談話引起了輿論界的強烈反響，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對英方搞對抗的警告，具有很大的震撼力。
小平同誌說，如果在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做考慮。我們非常關注香港的過渡時期，希望過渡時期不出現問題，但必須準備可能會出現一些不以我們意誌為轉移的問題。
實際上，我在籌委會預備工作機構於1993年7月舉行的第一次全體大會上，就曾宣讀過小平同誌與柴契爾夫人的談話。小平同誌的談話已在港人中傳開，隻是當時還沒有正式發表罷了。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中方針對英方政改方案的反措施的主旨聲明。
我與赫德的紐約會晤，就是在這種形勢與氣氛中進行的。這次會晤，是一場尖銳的交鋒，時間也最長，整整進行了兩個半小時。
分道揚鑣
在對北京談判做了一番總的回顧與展望後，我和赫德都認為，中英談判麵臨兩種可能：達成或達不成協議。
我強調說，達成協議當然對各方麵都有好處，但即使達不成，中方也有信心和能力實現平穩過渡，並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赫德擺出了達不成協議也不在乎的姿態，他用了second best（次好）一詞，說如果沒有協議，隻能是一個次好的選擇，而這將對香港的信心和繁榮造成相當大的損害。
聽他這麽說，我便點明了中方“另起爐灶”的前景。我告訴他，如達不成協議，1995年產生的立法局議員的任期隻能到 1997年6月30日為止。特區籌委會將在1996年製定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雙方都明白，大家都在為談判破裂做準備了。
關於選舉方式的具體安排問題，雙方都重申了各自的立場，無法取得任何進展。
在北京談判的這個階段，雙方對於幾類選舉的具體安排方案和所持的立場，差不多都已表明。
英方更是明確地提出，要求把“直通車”的確認標準問題與選舉安排問題“平行地”進行討論。在這次紐約會晤的前十天，赫德曾先給我轉來一個信息，強調“直通車”的確認標準，對英方來說是個“根本性”問題，而在下一輪（9月26日的第12輪）談判中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是“至關重要”的。這將使英方能夠在紐約會晤時全盤考慮談判的前景。如果把討論推後，就無法就各項選舉事宜取得進展。
我回復時沒有同意他的意見，隻重申了中方的立場。
所謂“直通車”的確認標準問題，是英方在北京談判初期提出的一個想法。英方的想法是，議員隻要根據基本法第104條履行一個宣誓手續，即可過渡成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的議員。
中方認為，中方隻能按全國人大的決定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行事，不能侵犯全國人大授予特區籌委會對議員進行確認的權力。中方還認為，這次談判應該先解決1994/1995年度選舉安排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好了，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的組成，如果符合全國人大決定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才能談得上對議員的確認。也就是說，要先有“直通車”，才能談得上議員過渡的確認標準。
1993年7月，赫德外相再次訪華。當時，北京談判還處於初期階段，重點還在討論較為原則性的問題，進展不大，前景也不明朗。我建議雙方就前一段談判中涉及的原則性問題搞個文字紀要。赫德則表示，還是先討論細節問題，雙方距離拉近了，再搞文本。在這個問題上，雙方沒有談攏。
根據當時的談判進展情況，我又著重談了“直通車”的重大意義，希望英方珍惜這個經雙方多年磋商來之不易的成果。 “直通車”安排是在兩個不同性質政權之間進行交接時，一方同意讓另一方管治下的原立法機構議員經過一定手續，直接過渡成為新機構的議員。我對赫德說，一個國家內兩黨，比如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競選後換班交接時，各方麵都會有變化，不可能由兩個政黨來討論執政班子的“直通車”安排，而中英關於香港的政權交接，卻與兩黨競選不同，可以搞“直通車”，這是一件完全創新的工作，史無前例。
這時，赫德重申了英方在談判中的要求，即中方的特區籌委會在確認“直通車”時，應有明確、客觀的標準。
此次會晤後，外界已看出中英談判的癥結所在。有香港報紙稱，中英談判能否達成協議，取決於雙方在“直通車”問題上所能做出的讓步。
1993年10月初我同赫德在紐約再次會晤時，北京談判仍處於僵持狀態。雙方都表示對談判的進展感到失望，對前景不太樂觀。英方已開始在會外散布不怕會談破裂的論調。
當時，兩國雙邊關係也處於日漸緊張的氣氛裏。
赫德本人不久前公開講話，反對中國申辦2000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很傷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中方在9月下旬公開發表了鄧小平同誌1982～1984年間關於香港問題的三篇重要談話（1982年9月24日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的談話、1984年7月31日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的談話和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小平同誌的這些談話，雖然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時說的，但在1993年發表，卻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三篇談話引起了輿論界的強烈反響，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對英方搞對抗的警告，具有很大的震撼力。
小平同誌說，如果在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做考慮。我們非常關注香港的過渡時期，希望過渡時期不出現問題，但必須準備可能會出現一些不以我們意誌為轉移的問題。
實際上，我在籌委會預備工作機構於1993年7月舉行的第一次全體大會上，就曾宣讀過小平同誌與柴契爾夫人的談話。小平同誌的談話已在港人中傳開，隻是當時還沒有正式發表罷了。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中方針對英方政改方案的反措施的主旨聲明。
我與赫德的紐約會晤，就是在這種形勢與氣氛中進行的。這次會晤，是一場尖銳的交鋒，時間也最長，整整進行了兩個半小時。
分道揚鑣
在對北京談判做了一番總的回顧與展望後，我和赫德都認為，中英談判麵臨兩種可能：達成或達不成協議。
我強調說，達成協議當然對各方麵都有好處，但即使達不成，中方也有信心和能力實現平穩過渡，並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赫德擺出了達不成協議也不在乎的姿態，他用了second best（次好）一詞，說如果沒有協議，隻能是一個次好的選擇，而這將對香港的信心和繁榮造成相當大的損害。
聽他這麽說，我便點明了中方“另起爐灶”的前景。我告訴他，如達不成協議，1995年產生的立法局議員的任期隻能到 1997年6月30日為止。特區籌委會將在1996年製定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雙方都明白，大家都在為談判破裂做準備了。
關於選舉方式的具體安排問題，雙方都重申了各自的立場，無法取得任何進展。
在北京談判的這個階段，雙方對於幾類選舉的具體安排方案和所持的立場，差不多都已表明。
英方更是明確地提出，要求把“直通車”的確認標準問題與選舉安排問題“平行地”進行討論。在這次紐約會晤的前十天，赫德曾先給我轉來一個信息，強調“直通車”的確認標準，對英方來說是個“根本性”問題，而在下一輪（9月26日的第12輪）談判中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是“至關重要”的。這將使英方能夠在紐約會晤時全盤考慮談判的前景。如果把討論推後，就無法就各項選舉事宜取得進展。
我回復時沒有同意他的意見，隻重申了中方的立場。
所謂“直通車”的確認標準問題，是英方在北京談判初期提出的一個想法。英方的想法是，議員隻要根據基本法第104條履行一個宣誓手續，即可過渡成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的議員。
中方認為，中方隻能按全國人大的決定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行事，不能侵犯全國人大授予特區籌委會對議員進行確認的權力。中方還認為，這次談判應該先解決1994/1995年度選舉安排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好了，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的組成，如果符合全國人大決定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才能談得上對議員的確認。也就是說，要先有“直通車”，才能談得上議員過渡的確認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