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會說，既然魯、胡二人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態度有如此差異，那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的，更應該是魯迅而不是胡適——如果這樣考慮問題，就過於皮相了。實際上，正因為魯、胡二人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心態和姿態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在批評、指責蔣介石和國民黨時採取了不同的方式。如果魯迅真的不曾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那原因就在於他的敵對和決絕的心態與姿態，使得他難以在責罵蔣介石時指名道姓；而胡適之所以一次次地對蔣介石指名道姓地批評，也就正因為他對蔣介石和國民黨還懷有希望和期待，還願意有條件地對之支持和與之合作。
魯迅對國民黨的批評之尖銳、嚴厲，是人所共知的。應該說，他即便真如有人所說從未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也多次把矛頭對準過蔣介石，隻不過沒有點出“蔣介石”這三個字而已。這裏姑舉一例。1933年4月10日的《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曹聚仁的《殺錯了人》一文，其中說，在“革命”的過程中，“殺人”是難免的，但“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剷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湧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因此，曹聚仁認為，這是“殺錯了人”。魯迅讀了此文後，寫了一篇《〈殺錯了人〉異議》（2），發表於4月12日的《申報·自由談》，文章從袁世凱為了“做皇帝”而大肆殺人，說到“現在的軍閥混戰”：“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隻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於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一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這裏所謂“看錯了人”，既指過去“看錯”了袁世凱，更指現在“看錯”了蔣介石。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2)
不過，倘若具體地看，胡適對蔣介石的批評，的確往往比魯迅更直接、更明白，指名道姓的公開批評，也並非絕無僅有。在1929年“人權運動”時期，他就幾次點名批評了蔣介石。在《人權與約法》（3）一文中列舉國民黨當局侵犯人權的事例時，就有事涉蔣介石本人的一例：“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挺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隻能到處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隻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這是要將蔣介石也置於可控告之列，也就是強調要做到任何人都不能高踞於法律之上。又如，在《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4）中，胡適寫道：“我們實在不懂這樣一部約法或憲法何以不能和訓政同時存在。我們必須要明白，憲法的大功用不但在於規定人民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規定政府各機關的權限。立一個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機關不得逾越他們的法定權限，使他們不得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誌和小同誌，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麽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胡適在這裏強調的是民主政治的實行，需要訓練。而需要接受這種訓練的，不僅僅是人民大眾。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所有此前不懂民主政治的政府官員，更需要接受訓練。這是要蔣介石在民主政治麵前甘當小學生，老老實實地背起書包、坐進課堂，從abc學起。
但胡適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而魯迅不敢，就證明了胡適比魯迅更勇敢、更無所畏懼、更富於批判精神嗎？不！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決定著胡適“敢”而魯迅不“敢”的，不是個人的勇氣、膽量、批判精神，而是別的一些更複雜的因素。
“做戲的虛無黨”與“要一個政府”
要明白為何魯迅不“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而胡適卻“敢”，還得從二人迥然有異的政治觀念談起。
說到魯迅的政治觀念，實在很難歸入既有的品類。魯迅明顯受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但也很難說他就是夠格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實際上也並未宣稱過信奉無政府主義，也沒有積極地正麵宣傳過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觀念。大概可以說，魯迅對任何一種政治理論都是不能真正服膺的，對任何一種治理國家的政治方略都是不太感興趣的。這源於魯迅對“政治”本身的深刻懷疑。魯迅畢生關注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榮辱興衰，但卻幾乎不從國家政體、社會製度等政治層麵去探索這一問題。他有著一個十分固執的觀念，即隻有最廣大的中國人都覺醒了，隻有大小小的阿q、閏土們都被切切實實地啟蒙了，中華民族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終免於被欺侮、被淩辱的命運。如沒有民智的真正開發，如沒有民眾的真正覺悟，則無論怎樣現代的國家政體，無論怎樣先進的政治製度，都不過是沙上的建築、紙糊的衣冠。在這個意義上，不妨說魯迅是一個“政治懷疑主義者”。曹聚仁在《魯迅評傳》裏這樣說到魯迅的“政治觀”：“筆者自幼受了一句話的影響，這句話，出自《尚書》，叫做‘毋求備於一夫’。------其意是說各人有各人的見識，各人有各人的特長，不能萬物皆知，萬物皆懂的；這麽一想，我們對於魯迅提不出積極的政治主張，也不必失望了。由於魯迅的文字，富於感人的力量；我們讀他的雜感，覺得十分痛快，所以對於他的政治觀，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實他帶了濃重的虛無色彩，並不相信任何政黨會有什麽成就的。筆者的看法，和他有點相近；我認為政治的進步或落伍，和民智開發的進度有密切關係，至於政治學說，主義的內容如何，並不十分相幹的。孫中山把《三民主義》、《建國方略》說得天花亂墜，結果，國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軍閥時代還不如，而貪汙程度，遠過於當年的交通係，對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5）
魯迅對國民黨的批評之尖銳、嚴厲，是人所共知的。應該說，他即便真如有人所說從未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也多次把矛頭對準過蔣介石，隻不過沒有點出“蔣介石”這三個字而已。這裏姑舉一例。1933年4月10日的《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曹聚仁的《殺錯了人》一文，其中說，在“革命”的過程中，“殺人”是難免的，但“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剷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湧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因此，曹聚仁認為，這是“殺錯了人”。魯迅讀了此文後，寫了一篇《〈殺錯了人〉異議》（2），發表於4月12日的《申報·自由談》，文章從袁世凱為了“做皇帝”而大肆殺人，說到“現在的軍閥混戰”：“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隻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於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一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這裏所謂“看錯了人”，既指過去“看錯”了袁世凱，更指現在“看錯”了蔣介石。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2)
不過，倘若具體地看，胡適對蔣介石的批評，的確往往比魯迅更直接、更明白，指名道姓的公開批評，也並非絕無僅有。在1929年“人權運動”時期，他就幾次點名批評了蔣介石。在《人權與約法》（3）一文中列舉國民黨當局侵犯人權的事例時，就有事涉蔣介石本人的一例：“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挺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隻能到處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隻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這是要將蔣介石也置於可控告之列，也就是強調要做到任何人都不能高踞於法律之上。又如，在《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4）中，胡適寫道：“我們實在不懂這樣一部約法或憲法何以不能和訓政同時存在。我們必須要明白，憲法的大功用不但在於規定人民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規定政府各機關的權限。立一個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機關不得逾越他們的法定權限，使他們不得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誌和小同誌，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麽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胡適在這裏強調的是民主政治的實行，需要訓練。而需要接受這種訓練的，不僅僅是人民大眾。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所有此前不懂民主政治的政府官員，更需要接受訓練。這是要蔣介石在民主政治麵前甘當小學生，老老實實地背起書包、坐進課堂，從abc學起。
但胡適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而魯迅不敢，就證明了胡適比魯迅更勇敢、更無所畏懼、更富於批判精神嗎？不！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決定著胡適“敢”而魯迅不“敢”的，不是個人的勇氣、膽量、批判精神，而是別的一些更複雜的因素。
“做戲的虛無黨”與“要一個政府”
要明白為何魯迅不“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而胡適卻“敢”，還得從二人迥然有異的政治觀念談起。
說到魯迅的政治觀念，實在很難歸入既有的品類。魯迅明顯受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但也很難說他就是夠格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實際上也並未宣稱過信奉無政府主義，也沒有積極地正麵宣傳過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觀念。大概可以說，魯迅對任何一種政治理論都是不能真正服膺的，對任何一種治理國家的政治方略都是不太感興趣的。這源於魯迅對“政治”本身的深刻懷疑。魯迅畢生關注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榮辱興衰，但卻幾乎不從國家政體、社會製度等政治層麵去探索這一問題。他有著一個十分固執的觀念，即隻有最廣大的中國人都覺醒了，隻有大小小的阿q、閏土們都被切切實實地啟蒙了，中華民族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終免於被欺侮、被淩辱的命運。如沒有民智的真正開發，如沒有民眾的真正覺悟，則無論怎樣現代的國家政體，無論怎樣先進的政治製度，都不過是沙上的建築、紙糊的衣冠。在這個意義上，不妨說魯迅是一個“政治懷疑主義者”。曹聚仁在《魯迅評傳》裏這樣說到魯迅的“政治觀”：“筆者自幼受了一句話的影響，這句話，出自《尚書》，叫做‘毋求備於一夫’。------其意是說各人有各人的見識，各人有各人的特長，不能萬物皆知，萬物皆懂的；這麽一想，我們對於魯迅提不出積極的政治主張，也不必失望了。由於魯迅的文字，富於感人的力量；我們讀他的雜感，覺得十分痛快，所以對於他的政治觀，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實他帶了濃重的虛無色彩，並不相信任何政黨會有什麽成就的。筆者的看法，和他有點相近；我認為政治的進步或落伍，和民智開發的進度有密切關係，至於政治學說，主義的內容如何，並不十分相幹的。孫中山把《三民主義》、《建國方略》說得天花亂墜，結果，國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軍閥時代還不如，而貪汙程度，遠過於當年的交通係，對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