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屢屢說到自己雖置身政治漩渦但卻對政治麻木、冷漠、厭倦，以致於對於加諸自己的罪名，也照單收下，連爭辯和洗刷的興趣都沒有。“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動了。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議論之後，我會感到鬆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適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麽簡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了解。”“我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卻又不得不略為問一問政治的狀態中間，過了一年。”“最後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但是現在我連內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我自己不願有什麽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得爭辯起來太麻煩了”。這種喪失“原則”、泯滅“是非”、得過且過的心態，韋君宜在反思時也不隻次地說起過。《露沙的路》中敘述過露沙的這種心態，《思痛錄》裏也說到過自己的這種心態。例如，在《思痛錄》之一“‘搶救失足者’”裏，韋君宜寫到丈夫楊述在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中被懷疑為“特務”而“關在整風班裏，但天天淩晨要他們整隊到無定河邊去冒著寒風幹活（這正是北國的12月）。”宣傳部長也“天天來找我，叫我勸楊述趕快‘坦白’”，“我”起初還不肯，但“又過了一陣，簡直所有的外來幹部都沾上特務的邊了。”宣傳部長李華生還和我談話，說“組織上也已決定楊述是特務。在這時，我突然產生了信念崩潰的感覺。我所相信的共產黨是這樣對待自己的黨員的，我堅持，為了什麽？我曾上書毛澤東伸冤，也無結果。我還指望什麽？於是，我答應了李華生，自己去整風班，‘勸說’楊述。”當瞿秋白、韋君宜們意識到自己其實是陷身於一種整體性和結構性的荒謬之中時，就難免產生“信念崩潰的感覺”，而緊接著產生的便必然是麻木、冷漠、厭倦和得過且過，是不再在這樣一種政治環境中堅持政治上的“原則”和爭辯政治上的“是非”。“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說我是特務就是特務好了”，任何堅持、抗爭，都是多餘的和滑稽的。正如有的論者所言，這種心態“在後來習慣於在一次次黨內鬥爭和運動中作‘檢討’的人聽來一定會引起很大的共鳴”。（10）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7)
在《多餘的話》中，多次出現這樣的帶著引號的字句：“回到自己那裏去”、“自己的家”、“回‘家’去罷，回‘家’去罷”、“自己的生活”。這些，是作為所投身的“革命（活動）”的對立麵出現的。由於“歷史的誤會”，瞿秋白投身了“革命”，並且還在不短的時間內充當著“領袖”的角色，但其實他早就意識到自己走錯了房間：“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於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裏去’休息。我每每幻想著：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上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麽教育，隻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空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嗎？”“再回頭來幹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從一九二o年到一九三o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類似的悔恨，韋君宜在反思時也多有流露。在《思痛錄》之一中，韋君宜寫道：
到1982年，有一個去美留過學的中年人告訴我：他在美國見到幾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華人科學家，他們在美國的地位極高。其中一個科學家告訴他：“我是‘一二·九’那時候的學生。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學校隻是一個中等的學生，一點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嶄露頭角的，是那些當時參加運動投奔了革命的同學。如果他們不幹革命而來這裏學習，那成就不知要比我這類人高多少倍！”我間接地聽到了這位遠隔重洋的老同學的心裏話。他說的全是事實。我們這個革命隊伍裏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
四十多年前韋君宜們與那些“不革命”的同學分道揚鑣，前者選擇了延安，後者選擇了美國。四十多年中，前者把自己造就成了“地位極高”甚至“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對人類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而後者卻“時時麵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而前者當初在資質、才華上本是遠不如後者的。作為當年清華高才生的韋君宜，在這樣的結局麵前，一定感慨良多。在《思痛錄》之四中，韋君宜還寫到，在“反右派”運動中，她曾對黃秋耘說過這樣的話：“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反右派”的時候，韋君宜還不知當初那些“不革命”的同學在美國的情況，如果知道，“何必當初”的心緒當更強烈吧。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7)
在《多餘的話》中，多次出現這樣的帶著引號的字句：“回到自己那裏去”、“自己的家”、“回‘家’去罷，回‘家’去罷”、“自己的生活”。這些，是作為所投身的“革命（活動）”的對立麵出現的。由於“歷史的誤會”，瞿秋白投身了“革命”，並且還在不短的時間內充當著“領袖”的角色，但其實他早就意識到自己走錯了房間：“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於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裏去’休息。我每每幻想著：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上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麽教育，隻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空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嗎？”“再回頭來幹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從一九二o年到一九三o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類似的悔恨，韋君宜在反思時也多有流露。在《思痛錄》之一中，韋君宜寫道：
到1982年，有一個去美留過學的中年人告訴我：他在美國見到幾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華人科學家，他們在美國的地位極高。其中一個科學家告訴他：“我是‘一二·九’那時候的學生。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學校隻是一個中等的學生，一點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嶄露頭角的，是那些當時參加運動投奔了革命的同學。如果他們不幹革命而來這裏學習，那成就不知要比我這類人高多少倍！”我間接地聽到了這位遠隔重洋的老同學的心裏話。他說的全是事實。我們這個革命隊伍裏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
四十多年前韋君宜們與那些“不革命”的同學分道揚鑣，前者選擇了延安，後者選擇了美國。四十多年中，前者把自己造就成了“地位極高”甚至“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對人類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而後者卻“時時麵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而前者當初在資質、才華上本是遠不如後者的。作為當年清華高才生的韋君宜，在這樣的結局麵前，一定感慨良多。在《思痛錄》之四中，韋君宜還寫到，在“反右派”運動中，她曾對黃秋耘說過這樣的話：“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反右派”的時候，韋君宜還不知當初那些“不革命”的同學在美國的情況，如果知道，“何必當初”的心緒當更強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