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說明的是，瞿、韋二人的反思雖然立足於自身的經歷、遭遇，卻並不意味著他們之所以反思，僅僅是因為個人在投身“革命”後飽受苦難。驅使他們對“革命”進行反思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對歷史負責、對後代負責的精神。在《多餘的話》正文之前，瞿秋白借古人語作卷頭引語：“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正是對“革命”的“心憂”，促使瞿秋白不顧身後的榮辱，提筆寫下了《多餘的話》。《多餘的話》剛開始，瞿秋白寫道：“但是，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麽什麽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在《多餘的話》快結束時，又寫道：“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餘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鬥爭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為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麽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裏，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誌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不應該的。所以反正是一死，同樣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這是在說明為何要寫《多餘的話》。瞿秋白非常清楚，以他的政治身份寫出《多餘的話》這樣的東西，一定會舉世譁然，也會令人百思不解。例如，丁玲這位知心好友，就至死不能理解瞿秋白為何要在臨死前留下這樣的東西。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誌》中，丁玲在肯定《多餘的話》的同時，也說：“何必寫這些《多餘的話》呢？我認為其中有些話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會被某些思想簡單的人、淺薄的人據為笑柄，發生誤解或曲解。”連丁玲這樣的知心好友都不知“我”實因“心憂”而“謂我何求”，那我的“心憂”要在短時間內廣被理解，實不可能。這一點，瞿秋白是充分意識到了的。甚至死後的戮棺鞭屍，瞿秋白都應該想到了。但他還是要說出這些“多餘的話”。這固然可以理解為是瞿秋白超乎尋常的真誠使然。“革命家”、“革命領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等等，諸如此類的頭銜，本不過是舞台上的戲裝，瞿秋白內心對之厭惡已久，如果在臨死之前不將這些戲裝扯下，那就要在屍體上罩上“革命烈士”這樣一件新的戲裝，而這是瞿秋白決不願意的，於是，他以這些“多餘的話”撕扯下套在身上多年的舊戲裝，也以這種方式預先表示了對“革命烈士”這件新戲裝的拒絕。扯下和拒絕這些戲裝，不僅僅是要以真麵目麵對歷史，更在於讓真實的自己成為“以後的青年”的一麵鏡子，讓“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韋君宜在《思痛錄》的“緣起”中，則這樣解釋自己為何以餘生進行反思：“要想一想這些，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人民）今後生存下去的需要。”在《思痛錄》之四“我所見的反右風濤”中，韋君宜說到在“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人們為了自保，往往不惜相互陷害、吮血賣友時，有這樣一番慨嘆：“我從少年起立誌參加革命，立誌變革舊世界，難道是為了這個？為了出賣人格以求取自己的‘過關’？如果這樣，我何必在這個地方掙這點嗟來之食？我不會聽眾父母之命遠遊美國，去當美籍華人學者？參加革命之後，竟使我時時麵監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真的人的選擇。這使我對於‘革命’的傷心遠過於為個人命運的傷心。”據韋君宜愛女楊團說，在“文革”後期，韋君宜就開始在極為隱秘的情況下寫《思痛錄》：“而‘四人幫’粉碎後又過了一段時間，她才向我公開了她的秘密。她要寫一部長篇回憶錄，從搶救運動開始，一直寫到文革結束。她講，歷史是不能被忘卻的，她十八歲參加共產黨，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再不把這些親身經歷的悲慘醜惡甚至令人髮指的事情記錄下來，就得帶進棺材裏去了。”（9）瞿秋白也好，韋君宜好，他們之所以反思，實在不是為了傾訴個人苦難、發泄一己委屈。《多餘的話》、《露沙的路》、《思痛錄》等，是他們的“心憂書”和“心傷書”，但他們為之心憂和為之心傷的，與其說是“革命”給他們帶來的苦痛，毋寧說是“革命”本身。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6)
五瞿秋白和韋君宜的反思，也能夠相互發明、相互闡釋。讀《多餘的話》能更好地理解《露沙的路》和《思痛錄》，讀《思痛錄》也能更好地把握《多餘的話》。就以上麵所引韋君宜的話為例吧。在這段話裏，韋君宜說，參加“革命”之後，她時時麵臨的選擇是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真的人”。也即意味著，“正直”與“生存”之間，時時構成一種緊張的衝突。要選擇繼續“做一個正直的人”，“生存”就要受到威脅，就意味著受苦受難，甚至家破人亡；而要免於生存陷入困境，讓自己以及家人能安安穩穩地話下去，就必須拋棄人格尊嚴，出賣和陷害他人。在麵臨這樣的選擇時，像韋君宜這樣的知識分子內心是極為痛苦的。明白了韋君宜的這樣一種痛苦，也就能更好地懂得瞿秋白為何在《多餘的話》裏稱自己為“脆弱的二元人物”了；就能更好地理解瞿秋白為何強調“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與“仁慈禮讓，避免鬥爭”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在我內心裏不斷的鬥爭”，而“無產階級意識在我內心裏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也就能更好地領會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寫下的這樣一些話了：“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仿佛很激烈，其實我是很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的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激烈的辯論，那末，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裏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著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麵’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諸如此類的話，都是在“責備”自己的天性始終不能適應“革命”，“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獄中的瞿秋白不能像韋君宜那樣直接表達對“革命”的傷心，隻能以“自責”的方式間接地表達對“革命”的“心憂”。韋君宜是在瞿秋白被殺的那一年投身“革命活動”的。但她在此後的“革命生涯”中一次次感受到的那種選擇的痛苦，瞿秋白早就一次次地感受過了。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在那些接連不斷的批判中，瞿秋白一定“時時麵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並為這種選擇痛苦不堪。“天性”最終使得他沒法不繼續“做一個正直的人”，於是他隻好喟嘆自己“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革命”陣營內部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要求人對人像狼一樣，而瞿秋白、韋君宜這樣的知識分子，卻始終不能讓自己完全變成狼。“正直”與“生存”之間的選擇雖然痛苦，但更痛苦的卻是當初的“革命理想”與如今的“革命現實”的反差。瞿秋白、韋君宜這類知識分子是懷抱著崇高聖潔的理想投身“革命”的。在《思痛錄》的“緣起”中，韋君宜談到當初為何參加“革命”時說：“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認為，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裏麵了，包括自由與民主。我由此成了共產主義真理的信徒。”懷抱著這樣的信念投身“革命”，而“革命”的現實卻是“時時麵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這怎能不令他們心傷和心憂呢？
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之一(6)
五瞿秋白和韋君宜的反思，也能夠相互發明、相互闡釋。讀《多餘的話》能更好地理解《露沙的路》和《思痛錄》，讀《思痛錄》也能更好地把握《多餘的話》。就以上麵所引韋君宜的話為例吧。在這段話裏，韋君宜說，參加“革命”之後，她時時麵臨的選擇是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真的人”。也即意味著，“正直”與“生存”之間，時時構成一種緊張的衝突。要選擇繼續“做一個正直的人”，“生存”就要受到威脅，就意味著受苦受難，甚至家破人亡；而要免於生存陷入困境，讓自己以及家人能安安穩穩地話下去，就必須拋棄人格尊嚴，出賣和陷害他人。在麵臨這樣的選擇時，像韋君宜這樣的知識分子內心是極為痛苦的。明白了韋君宜的這樣一種痛苦，也就能更好地懂得瞿秋白為何在《多餘的話》裏稱自己為“脆弱的二元人物”了；就能更好地理解瞿秋白為何強調“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與“仁慈禮讓，避免鬥爭”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在我內心裏不斷的鬥爭”，而“無產階級意識在我內心裏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也就能更好地領會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寫下的這樣一些話了：“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仿佛很激烈，其實我是很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的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激烈的辯論，那末，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裏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著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麵’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諸如此類的話，都是在“責備”自己的天性始終不能適應“革命”，“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獄中的瞿秋白不能像韋君宜那樣直接表達對“革命”的傷心，隻能以“自責”的方式間接地表達對“革命”的“心憂”。韋君宜是在瞿秋白被殺的那一年投身“革命活動”的。但她在此後的“革命生涯”中一次次感受到的那種選擇的痛苦，瞿秋白早就一次次地感受過了。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在那些接連不斷的批判中，瞿秋白一定“時時麵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並為這種選擇痛苦不堪。“天性”最終使得他沒法不繼續“做一個正直的人”，於是他隻好喟嘆自己“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革命”陣營內部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要求人對人像狼一樣，而瞿秋白、韋君宜這樣的知識分子，卻始終不能讓自己完全變成狼。“正直”與“生存”之間的選擇雖然痛苦，但更痛苦的卻是當初的“革命理想”與如今的“革命現實”的反差。瞿秋白、韋君宜這類知識分子是懷抱著崇高聖潔的理想投身“革命”的。在《思痛錄》的“緣起”中，韋君宜談到當初為何參加“革命”時說：“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認為，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裏麵了，包括自由與民主。我由此成了共產主義真理的信徒。”懷抱著這樣的信念投身“革命”，而“革命”的現實卻是“時時麵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這怎能不令他們心傷和心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