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名譽(2)
一篇《多餘的話》，招致了身後無窮無盡的是非，這應該是瞿秋白所預料到的。曾是瞿秋白密友的丁玲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誌》一文中，為瞿秋白臨終前寫下這《多餘的話》而深表遺憾。我想，覺得瞿秋白《多餘的話》實在是“多餘的話”者，決非丁玲一人。如果沒有這篇《多餘的話》，如果那篇《供詞》就是瞿秋白最後的政治性文字，那瞿秋白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主義者、不屈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的形象，就要單純得多、清晰得多和透明得多。然而，如果沒有這篇《多餘的話》，瞿秋白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也要單調得多、輕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暫的一生中，寫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種意義上，這一篇不算太長的《多餘的話》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時間已經開始證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瞿秋白做出在臨死前一吐心曲的決定是極其正確的，他最終將以這一篇《多餘的話》而真正捍衛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譽。無論他生前有過多少過錯、失誤，有了這一篇披肝瀝膽、抉心自食的《多餘的話》，便都能洗刷了。
白居易有《放言》詩雲“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我在讀陳獨秀那些“最後的政治意見”和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時，每每想到白居易的這幾句詩。如果陳獨秀在移居江津前就死去，他那些關於民主與獨裁、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最後意見”就將隨著軀體而永久地被埋葬，那將是何等的憾事。同樣，如果國民黨在瞿秋白寫完《供詞》後就將他殺害，根本不給他寫《多餘的話》的時間，那留在歷史上的就隻能永遠是一個表麵的、“做戲”的瞿秋白，而深層的、真實的、戲台下麵的瞿秋白則隨著一聲槍響而永不為人所知。我想，在中國現代史上，一定還有更多的歷史性人物，因為種種原因，至死都未能把內心最真實的想法表達出來，至死都披著一層偽裝，而陳獨秀和瞿秋白卻得以在“身便死”之前將“一生真偽”向世人展露。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真應該感謝上蒼；作為後人的我們，也應該感謝上蒼。
“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
但上蒼對瞿秋白並不像對陳獨秀同樣的仁慈。陳獨秀是在宣布與一切黨派脫離關係、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左右的“隱居”狀態下，寫下了他那些“最後的政治意見”的，這些“政治意見”也就難以被說成是對國民黨的屈膝投降。而瞿秋白隻能在國民黨的監獄裏、利用國民黨提供的紙筆，寫下他的《多餘的話》，這樣，《多餘的話》就必然與瞿秋白的“名譽”糾纏在一起。
瞿秋白是在寫完《供詞》後不久，即開始寫《多餘的話》的。據周永祥《瞿秋白年譜》，1935年5月13日，瞿秋白交上《供詞》。而幾天後的5月17日，瞿秋白便開手寫《多餘的話》。《多餘的話》一開頭，瞿秋白便強調“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裏做著這個，心裏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隻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在《多餘的話》快結束時，又一次強調：“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我覺得，瞿秋白在決定是否寫這《多餘的話》時，是有過激烈的思想鬥爭的。從交上《供詞》到動手寫《多餘的話》，中間有過幾天間隔。這幾天，應該是瞿秋白反覆考慮、權衡的時間。瞿秋白深諳黨內鬥爭內幕，此前也飽受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之苦，這篇《多餘的話》將給自己的身後名帶來怎樣的連累，他是多少能猜到些的。這些話，是在他心的深處醞釀和湧動了許久的。他早就渴望有機會一吐為快。但當還在“形格勢禁”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時候，是不可能說出這些話的，否則，恐怕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但國民黨的監獄也並非“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的理想場所。正因為如此，瞿秋白在交上《供詞》後，有過幾天的舉棋不定。但最終，強烈的一吐心聲的“衝動和需要”以及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負責、對後代負責的精神，使他決定不計身後是非，而抓住這獄中“最後”的機會，把自己內心的真相暴露出來。
在《多餘的話》一開篇和快結束時，瞿秋白都強調自己說出的是最真實、最坦白、最老實的話。而我們記得，在那篇所謂《供詞》的最後，瞿秋白也聲明了自己所說的話是真實的。然而，如果將《供詞》與《多餘的話》做些比較，就會感到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二者的說法頗不同。例如，在《供詞》中，說到那時期的所謂“蘇區”時，都是徑用“蘇區”，並不加引號，表示著對這一政治性稱謂毫無懷疑地認可；而在《多餘的話》中，“蘇區”不但往往加上引號，有時前麵還冠以“所謂”二字，成了“所謂‘中央蘇區’”，其語意明顯不同。當然，更重大的差別還表現在對同一問題的不同評說上。例如，《供詞》中這樣談到“蘇區”的教育：“初進蘇區的感想，首先就是各鄉各區------的政權的確握在另外一些階級手裏，同蘇區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無論他們因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餘的事，可是他們是在學習著、進步著，在鬥爭中糾正著自己的錯誤。他們中間產生了不少幹部，------。例如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劉啟堯（現在已經在戰爭中死了），他是一個長工，二十多歲還是一個字不識的，然而三年的蘇維埃革命中，他努力學習，甚至晚上不睡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間我見著他的時候，他已經能夠看得懂《紅色中華》報，已經能夠指導一個省政府的工作。”在這裏，瞿秋白似乎要以劉啟堯的成長，來證明“蘇區”教育的可觀成就。然而，在《多餘的話》裏，卻寫道：“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候，隻是創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範學校，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細想一想，對於這些小學校和師範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戰爭中工農群眾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沒有相當的智識，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夠！”這番話雖然直接的意思是強調自己並沒有在“蘇區”這樣的地方辦教育的資格和能力，但卻能間接地構成對“蘇區”教育成就的否定。因為瞿秋白在“蘇區”時是所謂“蘇維埃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主管“蘇區”的教育。作為“教育部長”的瞿秋白並沒有資格和能力辦教育，那教育又能辦出怎樣的成就呢？言外之意是，隻因為原來是“一張白紙”，所以辦些義務小學，辦幾個師範學校，就顯得很有成就了，實際成就是並不可觀的。又例如，《供詞》中這樣說到“蘇區”百姓的經濟生活：“經濟建設方麵，除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等一些國有企業外，農業方麵在後方也有可驚的成績。例如去年的春耕運動教會了幾萬婦女犁田。蘇區去年沒有災象是事實，雖然紅軍擴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壯丁少了好些，而米糧能夠吃到今年秋季。------”“蘇區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還是相當安定和充足的，不過鹽貴些，布缺乏些，這是國民黨封鎖的關係。我見著一般農民當時的飯菜，問他們比革命以前怎樣，他們都說好些，因為分了田。”在這裏，把“蘇區”的物質生活說得不錯，也說到了自己與農民之間似乎很親切的對話。然而，在《多餘的話》裏，卻寫道：“霧裏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的親切的嚐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已經有三四年，農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言語’。而且自己也懶惰得很，所以終於一無所得。”從這番話，就看不出對“蘇區”農民生活的絲毫的讚揚了。當然，瞿秋白並沒有說“蘇區”的農民生活不好，隻是說因為自己與他們“沒有共同的言語”，因而無法知道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感覺”。幾天前寫的《供詞》中還說農民告訴自己生活比“革命以前”要“好些”，幾天後寫的《多餘的話》卻說因“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言語’”而對農民生活的考察“一無所得”，這不是很矛盾嗎？
一篇《多餘的話》，招致了身後無窮無盡的是非，這應該是瞿秋白所預料到的。曾是瞿秋白密友的丁玲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誌》一文中，為瞿秋白臨終前寫下這《多餘的話》而深表遺憾。我想，覺得瞿秋白《多餘的話》實在是“多餘的話”者，決非丁玲一人。如果沒有這篇《多餘的話》，如果那篇《供詞》就是瞿秋白最後的政治性文字，那瞿秋白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主義者、不屈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的形象，就要單純得多、清晰得多和透明得多。然而，如果沒有這篇《多餘的話》，瞿秋白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也要單調得多、輕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暫的一生中，寫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種意義上，這一篇不算太長的《多餘的話》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時間已經開始證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瞿秋白做出在臨死前一吐心曲的決定是極其正確的，他最終將以這一篇《多餘的話》而真正捍衛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譽。無論他生前有過多少過錯、失誤，有了這一篇披肝瀝膽、抉心自食的《多餘的話》，便都能洗刷了。
白居易有《放言》詩雲“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我在讀陳獨秀那些“最後的政治意見”和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時，每每想到白居易的這幾句詩。如果陳獨秀在移居江津前就死去，他那些關於民主與獨裁、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最後意見”就將隨著軀體而永久地被埋葬，那將是何等的憾事。同樣，如果國民黨在瞿秋白寫完《供詞》後就將他殺害，根本不給他寫《多餘的話》的時間，那留在歷史上的就隻能永遠是一個表麵的、“做戲”的瞿秋白，而深層的、真實的、戲台下麵的瞿秋白則隨著一聲槍響而永不為人所知。我想，在中國現代史上，一定還有更多的歷史性人物，因為種種原因，至死都未能把內心最真實的想法表達出來，至死都披著一層偽裝，而陳獨秀和瞿秋白卻得以在“身便死”之前將“一生真偽”向世人展露。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真應該感謝上蒼；作為後人的我們，也應該感謝上蒼。
“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
但上蒼對瞿秋白並不像對陳獨秀同樣的仁慈。陳獨秀是在宣布與一切黨派脫離關係、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左右的“隱居”狀態下，寫下了他那些“最後的政治意見”的，這些“政治意見”也就難以被說成是對國民黨的屈膝投降。而瞿秋白隻能在國民黨的監獄裏、利用國民黨提供的紙筆，寫下他的《多餘的話》，這樣，《多餘的話》就必然與瞿秋白的“名譽”糾纏在一起。
瞿秋白是在寫完《供詞》後不久，即開始寫《多餘的話》的。據周永祥《瞿秋白年譜》，1935年5月13日，瞿秋白交上《供詞》。而幾天後的5月17日，瞿秋白便開手寫《多餘的話》。《多餘的話》一開頭，瞿秋白便強調“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裏做著這個，心裏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隻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在《多餘的話》快結束時，又一次強調：“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我覺得，瞿秋白在決定是否寫這《多餘的話》時，是有過激烈的思想鬥爭的。從交上《供詞》到動手寫《多餘的話》，中間有過幾天間隔。這幾天，應該是瞿秋白反覆考慮、權衡的時間。瞿秋白深諳黨內鬥爭內幕，此前也飽受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之苦，這篇《多餘的話》將給自己的身後名帶來怎樣的連累，他是多少能猜到些的。這些話，是在他心的深處醞釀和湧動了許久的。他早就渴望有機會一吐為快。但當還在“形格勢禁”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時候，是不可能說出這些話的，否則，恐怕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但國民黨的監獄也並非“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的理想場所。正因為如此，瞿秋白在交上《供詞》後，有過幾天的舉棋不定。但最終，強烈的一吐心聲的“衝動和需要”以及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負責、對後代負責的精神，使他決定不計身後是非，而抓住這獄中“最後”的機會，把自己內心的真相暴露出來。
在《多餘的話》一開篇和快結束時，瞿秋白都強調自己說出的是最真實、最坦白、最老實的話。而我們記得，在那篇所謂《供詞》的最後，瞿秋白也聲明了自己所說的話是真實的。然而，如果將《供詞》與《多餘的話》做些比較，就會感到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二者的說法頗不同。例如，在《供詞》中，說到那時期的所謂“蘇區”時，都是徑用“蘇區”，並不加引號，表示著對這一政治性稱謂毫無懷疑地認可；而在《多餘的話》中，“蘇區”不但往往加上引號，有時前麵還冠以“所謂”二字，成了“所謂‘中央蘇區’”，其語意明顯不同。當然，更重大的差別還表現在對同一問題的不同評說上。例如，《供詞》中這樣談到“蘇區”的教育：“初進蘇區的感想，首先就是各鄉各區------的政權的確握在另外一些階級手裏，同蘇區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無論他們因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餘的事，可是他們是在學習著、進步著，在鬥爭中糾正著自己的錯誤。他們中間產生了不少幹部，------。例如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劉啟堯（現在已經在戰爭中死了），他是一個長工，二十多歲還是一個字不識的，然而三年的蘇維埃革命中，他努力學習，甚至晚上不睡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間我見著他的時候，他已經能夠看得懂《紅色中華》報，已經能夠指導一個省政府的工作。”在這裏，瞿秋白似乎要以劉啟堯的成長，來證明“蘇區”教育的可觀成就。然而，在《多餘的話》裏，卻寫道：“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候，隻是創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範學校，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細想一想，對於這些小學校和師範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戰爭中工農群眾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沒有相當的智識，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夠！”這番話雖然直接的意思是強調自己並沒有在“蘇區”這樣的地方辦教育的資格和能力，但卻能間接地構成對“蘇區”教育成就的否定。因為瞿秋白在“蘇區”時是所謂“蘇維埃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主管“蘇區”的教育。作為“教育部長”的瞿秋白並沒有資格和能力辦教育，那教育又能辦出怎樣的成就呢？言外之意是，隻因為原來是“一張白紙”，所以辦些義務小學，辦幾個師範學校，就顯得很有成就了，實際成就是並不可觀的。又例如，《供詞》中這樣說到“蘇區”百姓的經濟生活：“經濟建設方麵，除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等一些國有企業外，農業方麵在後方也有可驚的成績。例如去年的春耕運動教會了幾萬婦女犁田。蘇區去年沒有災象是事實，雖然紅軍擴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壯丁少了好些，而米糧能夠吃到今年秋季。------”“蘇區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還是相當安定和充足的，不過鹽貴些，布缺乏些，這是國民黨封鎖的關係。我見著一般農民當時的飯菜，問他們比革命以前怎樣，他們都說好些，因為分了田。”在這裏，把“蘇區”的物質生活說得不錯，也說到了自己與農民之間似乎很親切的對話。然而，在《多餘的話》裏，卻寫道：“霧裏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的親切的嚐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已經有三四年，農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言語’。而且自己也懶惰得很，所以終於一無所得。”從這番話，就看不出對“蘇區”農民生活的絲毫的讚揚了。當然，瞿秋白並沒有說“蘇區”的農民生活不好，隻是說因為自己與他們“沒有共同的言語”，因而無法知道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感覺”。幾天前寫的《供詞》中還說農民告訴自己生活比“革命以前”要“好些”，幾天後寫的《多餘的話》卻說因“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言語’”而對農民生活的考察“一無所得”，這不是很矛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