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還湧流著紅色和白色液體的創口上，一個個靈魂還在苦苦掙紮。在那已經冰冷僵硬的屍體裏，靈魂已經解脫，在霧一樣的充滿血腥的煙靄裏，開始了冥冥世界的旅程。
靈魂還完整地保存著的軀殼，影影憧憧，就像一個個幽靈在向西遊盪，遊蕩，遊蕩……
一位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中彼俘的德國軍人，在日記中寫道：
在從韋爾佳奇住北去的空曠荒涼的鄉間小道上，一眼望不到頭的俘虜隊伍在蠕動著。他們向車站走去，所有人都彎著腰，步履艱難。他們蓬亂的鬍鬚上掛著冰塊。凡是能找到的破布，麻袋和布墊子，他們都用來裹著白己的腦袋和肩膀。他們用鐵絲把幹草緊緊地包紮在他們的皮靴或赤裸的腿上，一輛大卡車緊跟著他們，收拾那些在後麵躺下的人。如果有一個人倒下去，沒有一個俘虜再去看他一眼。警衛隊不得不自己費力地把他抬到卡車上去。(48)。
戰後，在這一戰役中被俘的近10萬德軍俘虜，隻有十分之一左右回到了德國。
無論打紅眼了時多麽殘忍，無論長春的草民百姓怎樣“成群跪在我哨兵麵前央求放行”，也“不能成為圍城部隊的思想”，在中國，在黑土地，那俘虜政策也是夠人道、夠寬容、夠英明的了。
但是，此刻遼西平原上這些被繳械的人若不是中國人，被收容後能給發路費，打路條，回家去嗎？
畢竟都是中國人。
悲哀也正在這裏。
在功德林，杜聿明想念漂洋過海去了美國的妻子女兒，尤其牽掛女兒的婚姻。他不知道女兒嫁給了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博士，經常夢見女婿是個粗野的美國大兵。噩夢醒來就悔恨，詛咒，為甚麽對蔣介石那樣盡職盡責，卻丟棄了丈夫和父親的責任？
沒資格進功德林的士兵，能想些甚麽？
從那條用鮮血打通的滇緬公路，到這片兵敗如山倒的黑土地，他們有過自己嗎？
拿到了路費和路條的，為甚麽要選擇這條路？昨天還吃國民黨飯，今天就掉轉槍口打國民黨，思想、感情一時還轉不過彎兒？他們懂得那個遙遠而又神秘的玄而又玄的“主義”嗎？白天沉重地扛在肩上，晚上冰冷地抱在懷裏，衝鋒時端在胸前噴火冒煙。他們手裏拿著槍，他們又是誰的槍？而今，憑著一張路條和這點路費，他們就能永別武器嗎？
莫道萬裏迢迢，莫道腿腳有傷，一瘸一拐，撲到老母膝下，擁抱妻子兒女，多少年夢魂縈繞的渴望，自會產生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可前麵等侍他們的會是甚麽？飢餓，寒冷，疾病，和由此產生的野蠻和殘忍，隨時都可能致他們於死命。而任何一支躲避不及的扛槍的隊伍，都可能把他們重新拉入隊伍，再塞給他們一支槍。
（1948年8月，“栗陳唐鍾張”(49)在給“中央軍委”的一封電報*中，專門談到東北釋放的俘虜進關後沿途跋涉的情形，說：“俘虜回去必為敵人抓去重新當兵，在我各部隊兵員極不充實情況下，建議由冀魯豫軍區於黃河渡口及各地方軍區設專門收容機關，進行審查各處所潰敗及走散之俘虜人（員？）盡量爭取參加我軍。”）。
那些永遠被拋在這陌生的黑土地上的人呢？他們的靈魂已經到家了？還是奔南京總統府索命去了？在這個世界上他們不屬於自己，到了那個世界就能主宰自己了嗎？
伴著母親的痛苦、希望和幸福，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人來到這個世界，是要承擔責任的。他們承擔了甚麽責任？為誰承擔了責任？
在行將離開這個世界時，或仰望蒼穹，或俯麵大地，無論看到了甚麽，領悟到了甚麽，他們對這個世界已經無能為力了。就連這身可惡而又可憐的“黃皮”，也將被像他們父兄一樣的窮人扒去。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再赤條條離去。而在那片生養他們的故土，將再隆起一座座空墳。
那墳裏會放些甚麽，一套離家前穿過的衣服，一本爺爺傳下來的《三字經》，一把曾助他為父母盡了點孝道的鐮刀，鋤頭，一支兒時玩遇的小木槍？
啊，槍！把它燒了！把它砸了！即使再活一萬次，再死一萬次，也不要槍！不要！不要！！不要！！！
勝利鑼鼓
離休前為解放軍藝術學院研究員的百刃老人，遼瀋戰沒期間，做為新華社駐東北軍區記者，一直隨16師“前指”行動。遼西那些窩棚復歸平靜後的第二天，他策馬去46團2連採訪。
凜冽的寒風中，老遠就聽到一陣鑼鼓聲。
在一家土坯圍檣農院裏，有三個戰士，一個在打鼓，一個在敲鑼，一個在擊拔：若在往常，看到一住腰間插支櫓子，胸前挎架照相機的騎馬幹部，不等走到近前，早立定行住目禮並上前報告了。這一刻，三個人好像沒看見他似的，眼睛直直地望著前麵，手中一下一下隻管敲打著：咚吐鏘，咚吐鏘，咚吐鏘……
記不得那村子叫甚麽“窩棚”了，記不得那三個戰士的形象了。比如臉上是怎樣帶著煙黑塵土，衣服上是怎樣占著血跡，被彈片和子彈撕出棉絮，燒得窟窿眼子。老人甚至記不得當時是否與他們交談過，他們是否開過口。隻記得那臉上好像甚麽表情也沒有，又好像蘊含著那種境況下人類所能有的一切感情。隻記得那鑼鼓聲一下一下就是那麽個節律，走出好遠了那鑼鼓聲還在響，直到今天好像還在耳邊響。
靈魂還完整地保存著的軀殼，影影憧憧，就像一個個幽靈在向西遊盪，遊蕩，遊蕩……
一位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中彼俘的德國軍人，在日記中寫道：
在從韋爾佳奇住北去的空曠荒涼的鄉間小道上，一眼望不到頭的俘虜隊伍在蠕動著。他們向車站走去，所有人都彎著腰，步履艱難。他們蓬亂的鬍鬚上掛著冰塊。凡是能找到的破布，麻袋和布墊子，他們都用來裹著白己的腦袋和肩膀。他們用鐵絲把幹草緊緊地包紮在他們的皮靴或赤裸的腿上，一輛大卡車緊跟著他們，收拾那些在後麵躺下的人。如果有一個人倒下去，沒有一個俘虜再去看他一眼。警衛隊不得不自己費力地把他抬到卡車上去。(48)。
戰後，在這一戰役中被俘的近10萬德軍俘虜，隻有十分之一左右回到了德國。
無論打紅眼了時多麽殘忍，無論長春的草民百姓怎樣“成群跪在我哨兵麵前央求放行”，也“不能成為圍城部隊的思想”，在中國，在黑土地，那俘虜政策也是夠人道、夠寬容、夠英明的了。
但是，此刻遼西平原上這些被繳械的人若不是中國人，被收容後能給發路費，打路條，回家去嗎？
畢竟都是中國人。
悲哀也正在這裏。
在功德林，杜聿明想念漂洋過海去了美國的妻子女兒，尤其牽掛女兒的婚姻。他不知道女兒嫁給了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博士，經常夢見女婿是個粗野的美國大兵。噩夢醒來就悔恨，詛咒，為甚麽對蔣介石那樣盡職盡責，卻丟棄了丈夫和父親的責任？
沒資格進功德林的士兵，能想些甚麽？
從那條用鮮血打通的滇緬公路，到這片兵敗如山倒的黑土地，他們有過自己嗎？
拿到了路費和路條的，為甚麽要選擇這條路？昨天還吃國民黨飯，今天就掉轉槍口打國民黨，思想、感情一時還轉不過彎兒？他們懂得那個遙遠而又神秘的玄而又玄的“主義”嗎？白天沉重地扛在肩上，晚上冰冷地抱在懷裏，衝鋒時端在胸前噴火冒煙。他們手裏拿著槍，他們又是誰的槍？而今，憑著一張路條和這點路費，他們就能永別武器嗎？
莫道萬裏迢迢，莫道腿腳有傷，一瘸一拐，撲到老母膝下，擁抱妻子兒女，多少年夢魂縈繞的渴望，自會產生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可前麵等侍他們的會是甚麽？飢餓，寒冷，疾病，和由此產生的野蠻和殘忍，隨時都可能致他們於死命。而任何一支躲避不及的扛槍的隊伍，都可能把他們重新拉入隊伍，再塞給他們一支槍。
（1948年8月，“栗陳唐鍾張”(49)在給“中央軍委”的一封電報*中，專門談到東北釋放的俘虜進關後沿途跋涉的情形，說：“俘虜回去必為敵人抓去重新當兵，在我各部隊兵員極不充實情況下，建議由冀魯豫軍區於黃河渡口及各地方軍區設專門收容機關，進行審查各處所潰敗及走散之俘虜人（員？）盡量爭取參加我軍。”）。
那些永遠被拋在這陌生的黑土地上的人呢？他們的靈魂已經到家了？還是奔南京總統府索命去了？在這個世界上他們不屬於自己，到了那個世界就能主宰自己了嗎？
伴著母親的痛苦、希望和幸福，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人來到這個世界，是要承擔責任的。他們承擔了甚麽責任？為誰承擔了責任？
在行將離開這個世界時，或仰望蒼穹，或俯麵大地，無論看到了甚麽，領悟到了甚麽，他們對這個世界已經無能為力了。就連這身可惡而又可憐的“黃皮”，也將被像他們父兄一樣的窮人扒去。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再赤條條離去。而在那片生養他們的故土，將再隆起一座座空墳。
那墳裏會放些甚麽，一套離家前穿過的衣服，一本爺爺傳下來的《三字經》，一把曾助他為父母盡了點孝道的鐮刀，鋤頭，一支兒時玩遇的小木槍？
啊，槍！把它燒了！把它砸了！即使再活一萬次，再死一萬次，也不要槍！不要！不要！！不要！！！
勝利鑼鼓
離休前為解放軍藝術學院研究員的百刃老人，遼瀋戰沒期間，做為新華社駐東北軍區記者，一直隨16師“前指”行動。遼西那些窩棚復歸平靜後的第二天，他策馬去46團2連採訪。
凜冽的寒風中，老遠就聽到一陣鑼鼓聲。
在一家土坯圍檣農院裏，有三個戰士，一個在打鼓，一個在敲鑼，一個在擊拔：若在往常，看到一住腰間插支櫓子，胸前挎架照相機的騎馬幹部，不等走到近前，早立定行住目禮並上前報告了。這一刻，三個人好像沒看見他似的，眼睛直直地望著前麵，手中一下一下隻管敲打著：咚吐鏘，咚吐鏘，咚吐鏘……
記不得那村子叫甚麽“窩棚”了，記不得那三個戰士的形象了。比如臉上是怎樣帶著煙黑塵土，衣服上是怎樣占著血跡，被彈片和子彈撕出棉絮，燒得窟窿眼子。老人甚至記不得當時是否與他們交談過，他們是否開過口。隻記得那臉上好像甚麽表情也沒有，又好像蘊含著那種境況下人類所能有的一切感情。隻記得那鑼鼓聲一下一下就是那麽個節律，走出好遠了那鑼鼓聲還在響，直到今天好像還在耳邊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