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當然懂得其道理，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所以，他在關內停戰，往關東大打，不讓共產黨人有喘息的功夫。因為隻要共產黨人往農民中站住腳，就像魚兒遊進大海一樣，黑土地就不是他的了。
1946年：2月30日，蔣介石在特天字第70號密令*中說：
剿匪平亂，必須軍事與政治相配合，收復區內之地方行政工作，尤關重要。我軍占領各匪區之後，必須督導我各級官員，協助各級地方政府，注意民眾組織，整理保甲，加強人民之自衛力量，以安定地方秩序，恢復各種生產，對於處理土地糾紛，尤須注意，實行綏蜻區減租法規，務須使耕者有其田，此為我軍與共匪鬥爭之基本問題。務希我將領切實勵行，勿誤。
蔣介石不光說說，還真把一些能夠減輕農民痛苦的法令，寫在了紙上。比如，1930年南京政府就通過一項法令，規定地租不得超過糧食收穫量的37。5％，這無疑是在此以前中國歷史上最進步的法令之一。可國民黨政府依靠甚麽人來推行它呢？是多少個世紀以來就占有和統治土地的人，這些殘忍而又高雅的生活在中國式天堂裏的人，憑藉世襲的特權，完全占據了權力、道德和法律的優勢。執行這些法規法令，就意味著失去他們的優勢和天堂。這是比挖祖墳更令他們難以容忍的。而這些人，正是國民黨政府統治農村，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觸犯了這些人，國民黨的根基也就動搖了。
一種先天性絕症。
中國歷代統治階級的字典裏，都找不到“民主”兩個字。但它們誰也沒說自己“專製”、“獨裁”，是人民的敵人。別說“正牌”的國民黨，連一撥又一撥呼哨來去的“鬍子”，不也打著“殺富濟貧”、“保衛鄉土”的旗號嗎？大老遠跑來殺人放人的東洋鬼於，不也說是“建設王道樂土”嗎？人們已經聽得大多了，人們不要聽了，而要看做。人們看到的最直接，也最現實的，是誰來了後他們碗裏的飯多了，少了，幹了，稀了，是家徒四壁的牆上，能不能比去年多一張《年年有餘》。
所到之處，曾像蝗蟲一樣吃光燒盡，現在，共產黨人要把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傾心嚮往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寫在中國農尺世世代代夢寐以求的士地上。
東北局和各級黨政機關大精簡，各抽出三分二幹部，共1萬2千人，下鄉搞土改。
經過清算、分地鬥爭，1947年初，各地有400萬農民獲得了約3160畝土地，分得牲口44萬多匹，糧食1470萬擔，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結束，一堆堆燃燒地契的烈焰，映照著一張張仇恨的臉和一雙雙仇恨燒得通紅的眼睛。千百年來被腦滿腸肥的人欺壓慣了的人們，那目光中有激動和興奮，也有疑慮和恐懼：真的就這樣了嗎？
直到把寫有“張老三”、“李老四”的界樁，“丁丁當當”地釘往了黑土地上，一些人還不能相信這是真的，房無一間，地無一瓏，、力氣都不是自己的，就這麽幾天，就這麽幾把火，就這麽根木樁，這地就歸了我了？有人一夜去地裏轉幾遍，看看那界樁是不是還在，會不會變了字號。有人摟著那寫著自己姓名的界樁，就像摟著情人一樣，枕著黑土地睡著了。
農民有了土地，共產黨人有了家。
土改中出現過火行為。
一是侵犯中農利益，二是殺了些不該殺的人。
老人說，有的斬草除根，把一家老少全殺了。吃奶的孩子，扯腿一劈兩半。
造成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行為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比如某些政策的不明確性（特別是在開始階段）。比如具體工作人員的政策水平，比如寧左勿右，越左越革命。而建國後“階級鬥爭”中的亂抓亂打亂殺，是不是也能從當年這種行為中找到某些影子？而到了需要共產黨員帶頭致富的那個時候（人而失去致富的本性，是否也為中外一絕），有些人則明確問道：真能讓富起來嗎？真富起夾了，會不會再來那麽一傢夥？
黑土地一些老人當時看得真切的，是最早起來革命的農會幹部中，有些人並不是純正的農民，而是流氓無產者。這種人敢想敢幹，甚麽都敢想敢幹。在這些人心目中，“共產共妻”是天底下最好的口號和理想，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將地主老財的錢財和小老婆共為己有，這等美事還能不甩開膀子大幹特幹嗎？
最根本的，這是千百年來那種原始、殘忍的血腥統治所致。被壓迫者一旦有了還手的機會，就會以同樣的暴力對待暴力，西方世界在反抗這種製度時，憤怒的農民也同樣是不在乎鮮血的。
革命本夾就不是慈悲的，有時也缺乏辨別力。
1948年5月10日，“中共東北軍區後勤黨委會出版”的《目前後勤運輸狀況任務組織和運輸力的統一與使用》*中，說：
“兩年來我們的生產力比偽滿時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九一八以前的情況雖不大清楚，但過去東北糧食出口是很大的，每年大豆出口上幾百萬噸，高粱小米不但夠東北吃，而且還運到關裏去，徐州及連雲港以南很多糧食都是東北運去的。”
“去年我們的收成不好，先旱後澇，今年我們黨注意努力領導與組織生產，如果加上天好，可能保持前年的收入。不然的話，減產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由於東北過去地主富農占很大數量，土改後大農生產破壞了，土地小塊小塊地分給農民，而農民組織和經營的經驗不足，使我們可能減產，這是一；第二，土改中出了一點毛病，打擊麵寬了些，使過去生產中占很大數量的中農富裕中農被打擊，因之生產情緒可能受到影響；第三，地主富農占百分之二十，土改中注意不夠，有些打的狠了一些，生產有困難（種子牲口工具），影響了這些人的生產；第四，農村勞動力減少很多，參軍參戰數字很大……其次是馬匹數量大大的減少生產力水平退回了‘少帥’那個年代。”
1946年：2月30日，蔣介石在特天字第70號密令*中說：
剿匪平亂，必須軍事與政治相配合，收復區內之地方行政工作，尤關重要。我軍占領各匪區之後，必須督導我各級官員，協助各級地方政府，注意民眾組織，整理保甲，加強人民之自衛力量，以安定地方秩序，恢復各種生產，對於處理土地糾紛，尤須注意，實行綏蜻區減租法規，務須使耕者有其田，此為我軍與共匪鬥爭之基本問題。務希我將領切實勵行，勿誤。
蔣介石不光說說，還真把一些能夠減輕農民痛苦的法令，寫在了紙上。比如，1930年南京政府就通過一項法令，規定地租不得超過糧食收穫量的37。5％，這無疑是在此以前中國歷史上最進步的法令之一。可國民黨政府依靠甚麽人來推行它呢？是多少個世紀以來就占有和統治土地的人，這些殘忍而又高雅的生活在中國式天堂裏的人，憑藉世襲的特權，完全占據了權力、道德和法律的優勢。執行這些法規法令，就意味著失去他們的優勢和天堂。這是比挖祖墳更令他們難以容忍的。而這些人，正是國民黨政府統治農村，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觸犯了這些人，國民黨的根基也就動搖了。
一種先天性絕症。
中國歷代統治階級的字典裏，都找不到“民主”兩個字。但它們誰也沒說自己“專製”、“獨裁”，是人民的敵人。別說“正牌”的國民黨，連一撥又一撥呼哨來去的“鬍子”，不也打著“殺富濟貧”、“保衛鄉土”的旗號嗎？大老遠跑來殺人放人的東洋鬼於，不也說是“建設王道樂土”嗎？人們已經聽得大多了，人們不要聽了，而要看做。人們看到的最直接，也最現實的，是誰來了後他們碗裏的飯多了，少了，幹了，稀了，是家徒四壁的牆上，能不能比去年多一張《年年有餘》。
所到之處，曾像蝗蟲一樣吃光燒盡，現在，共產黨人要把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傾心嚮往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寫在中國農尺世世代代夢寐以求的士地上。
東北局和各級黨政機關大精簡，各抽出三分二幹部，共1萬2千人，下鄉搞土改。
經過清算、分地鬥爭，1947年初，各地有400萬農民獲得了約3160畝土地，分得牲口44萬多匹，糧食1470萬擔，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結束，一堆堆燃燒地契的烈焰，映照著一張張仇恨的臉和一雙雙仇恨燒得通紅的眼睛。千百年來被腦滿腸肥的人欺壓慣了的人們，那目光中有激動和興奮，也有疑慮和恐懼：真的就這樣了嗎？
直到把寫有“張老三”、“李老四”的界樁，“丁丁當當”地釘往了黑土地上，一些人還不能相信這是真的，房無一間，地無一瓏，、力氣都不是自己的，就這麽幾天，就這麽幾把火，就這麽根木樁，這地就歸了我了？有人一夜去地裏轉幾遍，看看那界樁是不是還在，會不會變了字號。有人摟著那寫著自己姓名的界樁，就像摟著情人一樣，枕著黑土地睡著了。
農民有了土地，共產黨人有了家。
土改中出現過火行為。
一是侵犯中農利益，二是殺了些不該殺的人。
老人說，有的斬草除根，把一家老少全殺了。吃奶的孩子，扯腿一劈兩半。
造成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行為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比如某些政策的不明確性（特別是在開始階段）。比如具體工作人員的政策水平，比如寧左勿右，越左越革命。而建國後“階級鬥爭”中的亂抓亂打亂殺，是不是也能從當年這種行為中找到某些影子？而到了需要共產黨員帶頭致富的那個時候（人而失去致富的本性，是否也為中外一絕），有些人則明確問道：真能讓富起來嗎？真富起夾了，會不會再來那麽一傢夥？
黑土地一些老人當時看得真切的，是最早起來革命的農會幹部中，有些人並不是純正的農民，而是流氓無產者。這種人敢想敢幹，甚麽都敢想敢幹。在這些人心目中，“共產共妻”是天底下最好的口號和理想，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將地主老財的錢財和小老婆共為己有，這等美事還能不甩開膀子大幹特幹嗎？
最根本的，這是千百年來那種原始、殘忍的血腥統治所致。被壓迫者一旦有了還手的機會，就會以同樣的暴力對待暴力，西方世界在反抗這種製度時，憤怒的農民也同樣是不在乎鮮血的。
革命本夾就不是慈悲的，有時也缺乏辨別力。
1948年5月10日，“中共東北軍區後勤黨委會出版”的《目前後勤運輸狀況任務組織和運輸力的統一與使用》*中，說：
“兩年來我們的生產力比偽滿時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九一八以前的情況雖不大清楚，但過去東北糧食出口是很大的，每年大豆出口上幾百萬噸，高粱小米不但夠東北吃，而且還運到關裏去，徐州及連雲港以南很多糧食都是東北運去的。”
“去年我們的收成不好，先旱後澇，今年我們黨注意努力領導與組織生產，如果加上天好，可能保持前年的收入。不然的話，減產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由於東北過去地主富農占很大數量，土改後大農生產破壞了，土地小塊小塊地分給農民，而農民組織和經營的經驗不足，使我們可能減產，這是一；第二，土改中出了一點毛病，打擊麵寬了些，使過去生產中占很大數量的中農富裕中農被打擊，因之生產情緒可能受到影響；第三，地主富農占百分之二十，土改中注意不夠，有些打的狠了一些，生產有困難（種子牲口工具），影響了這些人的生產；第四，農村勞動力減少很多，參軍參戰數字很大……其次是馬匹數量大大的減少生產力水平退回了‘少帥’那個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