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第東和王國祥望著船長，臉都青了。
中尉排長胡義深更是一無所知，也不問，他是軍人。軍人沒有選擇。軍人沒有自由，沒有自身，也沒有個性。
每天除了睡，就是看海。白天大海是藍色的，晚上是黑色的，藍黑色的大海上有日出，日出大海就變成了紅色，變成了血。日落也是如此。日出日落一次，他就在腳下鋼板上劃一道。共劃了八道，到東北後，在那祖祖輩輩從未見過的冰天雪地裏，他常想起這藍色的紅色的大海。他覺得若沒有這大海，他就不會到這冰天雪地中來。從此就開始憎恨大海。
還有那米飯和幹菜。那幹菜也不知是甚麽菜，也吃不出甚麽味兒，反正吃就是了，後來常想起那幹菜，覺得沒那幹菜就不會見到那冰雪。以後無論吃甚麽，一想起大海，就想吐。
再就是那船上的人，那些不知要把他們送到哪裏去的當官的（他認定當官的甚麽都知道），這些像他一樣睡著了也像醒著，醒著也像睡著了的弟兄。
這是個鋼鐵和血肉堆積的世界。鋼鐵裹著血肉，血肉裹著鋼鐵，就像嵌在血肉裏的彈片，就像擠壓在鋼鐵間的肉餅，你倚我，我靠你，你搭我，我壓你，到處是頭，到處是四肢。人身上最多的好像就是腳，一走動就發現到處都是它們，好像都變成了螃蟹。不過，你怎麽踩絕無人表示反感，甚至動都不動一下，好像都是死螃蟹。汗臭、屁臭，擦槍油和皮革味兒，還有鐵鏽和海風的腥澀味兒，也跟死螃蟹的味道一樣。
他們無法被當人看侍。他們隻是站立或平躺著。占那麽大空間的隨便甚麽東西。說原木最形象，說工具更準確，即將開始的由大人物導演的戰爭工具。他們離開父母，離開妻兒，離開故鄉，去學習、受訓，改變自己的服飾、習慣、脾性和愛好，都是為了隻有極少數掌握著他們的命運的人，才知道的某個地方和某一時刻的，他們本來是有自身，有自由，有個性的。
他們本來是知道自己向何處去的，胡義深是滬西縣永寧鎮大永寧村人。這個村名再貼切不過了。男耕女織，牛哞雞鳴，世代就這麽寧靜地過活。日本打進中國，不少年輕人扛槍去了，1940年招兵，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他家是地主，可以拿錢買，十丁、八丁也不用抽一。他去了，去報考黃埔軍校昆明分校18期。16個月畢業，分到滇軍4旅1團2營任見習排長，在金平一帶，即今天名聞天下的老山西200裏處，與日軍對峙。
整整3年，就蹲在那亞熱帶的重山上，風吹，雨淋，日曬，螞蟻咬，蚊子叮：日軍偷襲，他們出擊，炮火燒焦了翠綠的美人蕉。子彈沒傷著筋骨，蚊子把皮肉叮爛了，流著膿血，散著惡臭。那也在那裏蹲著，摟著一桿法式步槍像摟著情人，盯著對麵日軍像盯著情敵，想家，想父母，想那個叫“大永寧”的村子。人若不想這些就不是人。可他沒動過回去的念頭。“當軍人能夠犧牲自由，就能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他記得，這是國父孫中山的教導。
日本投降了！他跳起來歡呼，把子彈射向天空歡呼。又歡呼著去越南受降。那是代表一個民族去受降。那是中華民族的榮譽，是滇軍的榮譽，也是滬西那個叫“大永寧”的小山村的榮譽。
他開始想家了，急不可耐，如癡如狂！
睡夢醒來，他聽見弟兄們有的哭，有的叫“媽”，有的叫著顯然是女人的名字。那是妻子？還是情人？有的竟把身邊的弟兄抱在懷裏，親著，吻著，喃喃自語著。他知道，這些身強力壯，性慾旺盛的弟兄，無論在睡著了也像醒著，還是醒著也像睡著了的時候，都在想家。
可即便不是在這茫茫大海上，即便他們渾身都是腳，那實實在在長在自己身上的腳，就能走自己的路嗎？
於是，他們就又羨慕，又嫉妒，又憤怒地望著那些在船舷船尾嗷嗷叫著，好像在故意嘲突他們的白翅膀的海鷗。
直到今天，胡義深一看到鳥兒，就會想到那船，那海，那些嫉妒海鷗的弟兄，想起當時的那聲嘆息：人，為甚麽長的是腳而不是翅膀呢？
踏上黑土地，他們明白了，這回怕是做鬼也回不去了。隻是總覺得這一切都像做夢一樣不真實，我怎麽能跑到這裏來呢？
在滇地，祖祖輩輩，逢上天災戰禍，或者北上天府之國，或者南下進入兩廣，或者向西流入緬甸，寮國。在滇人世代相傳的字典裏，是從來未有“闖關東”三個字的呀！
也有例外，三藩之亂時，吳三桂在雲南起兵被鎮壓，康熙皇帝將10萬滇軍發配關東，充作站丁。從北京到黑龍江，到一個驛站就甩下幾十。站丁任務是傳遞文書，一般文書，這邊下馬，那邊立即接過上馬。人急文書，換馬不換人。遇有十萬火急文書，人馬都不換，星夜奔馳，俗稱“八百裏滾蛋”，到站時往往人倒馬斃。站丁家人叫“站民”。站民不許遠出，“百裏為逃，違者殺罪”(16)。站民10家一把菜芬刀，用鐵鏈鎖在指定菜板上，輪流使用。站民姑娘出嫁前，要先在“老爺”家住3天。
胡義深不知道祖上還有這樣一撥闖關東的，也不知道和他一道打過日本的美國軍人，早已用他們的方式爭得了回家的權利。不過，從當時到現在，蒙朦朧朧中，他都有種強烈的感覺：都想回家，誰也不想到這片八竽子打不到的土地上來，為甚麽又都這樣乖乖聽話呢？就因為他們是扛著槍的軍人嗎？
中尉排長胡義深更是一無所知，也不問，他是軍人。軍人沒有選擇。軍人沒有自由，沒有自身，也沒有個性。
每天除了睡，就是看海。白天大海是藍色的，晚上是黑色的，藍黑色的大海上有日出，日出大海就變成了紅色，變成了血。日落也是如此。日出日落一次，他就在腳下鋼板上劃一道。共劃了八道，到東北後，在那祖祖輩輩從未見過的冰天雪地裏，他常想起這藍色的紅色的大海。他覺得若沒有這大海，他就不會到這冰天雪地中來。從此就開始憎恨大海。
還有那米飯和幹菜。那幹菜也不知是甚麽菜，也吃不出甚麽味兒，反正吃就是了，後來常想起那幹菜，覺得沒那幹菜就不會見到那冰雪。以後無論吃甚麽，一想起大海，就想吐。
再就是那船上的人，那些不知要把他們送到哪裏去的當官的（他認定當官的甚麽都知道），這些像他一樣睡著了也像醒著，醒著也像睡著了的弟兄。
這是個鋼鐵和血肉堆積的世界。鋼鐵裹著血肉，血肉裹著鋼鐵，就像嵌在血肉裏的彈片，就像擠壓在鋼鐵間的肉餅，你倚我，我靠你，你搭我，我壓你，到處是頭，到處是四肢。人身上最多的好像就是腳，一走動就發現到處都是它們，好像都變成了螃蟹。不過，你怎麽踩絕無人表示反感，甚至動都不動一下，好像都是死螃蟹。汗臭、屁臭，擦槍油和皮革味兒，還有鐵鏽和海風的腥澀味兒，也跟死螃蟹的味道一樣。
他們無法被當人看侍。他們隻是站立或平躺著。占那麽大空間的隨便甚麽東西。說原木最形象，說工具更準確，即將開始的由大人物導演的戰爭工具。他們離開父母，離開妻兒，離開故鄉，去學習、受訓，改變自己的服飾、習慣、脾性和愛好，都是為了隻有極少數掌握著他們的命運的人，才知道的某個地方和某一時刻的，他們本來是有自身，有自由，有個性的。
他們本來是知道自己向何處去的，胡義深是滬西縣永寧鎮大永寧村人。這個村名再貼切不過了。男耕女織，牛哞雞鳴，世代就這麽寧靜地過活。日本打進中國，不少年輕人扛槍去了，1940年招兵，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他家是地主，可以拿錢買，十丁、八丁也不用抽一。他去了，去報考黃埔軍校昆明分校18期。16個月畢業，分到滇軍4旅1團2營任見習排長，在金平一帶，即今天名聞天下的老山西200裏處，與日軍對峙。
整整3年，就蹲在那亞熱帶的重山上，風吹，雨淋，日曬，螞蟻咬，蚊子叮：日軍偷襲，他們出擊，炮火燒焦了翠綠的美人蕉。子彈沒傷著筋骨，蚊子把皮肉叮爛了，流著膿血，散著惡臭。那也在那裏蹲著，摟著一桿法式步槍像摟著情人，盯著對麵日軍像盯著情敵，想家，想父母，想那個叫“大永寧”的村子。人若不想這些就不是人。可他沒動過回去的念頭。“當軍人能夠犧牲自由，就能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他記得，這是國父孫中山的教導。
日本投降了！他跳起來歡呼，把子彈射向天空歡呼。又歡呼著去越南受降。那是代表一個民族去受降。那是中華民族的榮譽，是滇軍的榮譽，也是滬西那個叫“大永寧”的小山村的榮譽。
他開始想家了，急不可耐，如癡如狂！
睡夢醒來，他聽見弟兄們有的哭，有的叫“媽”，有的叫著顯然是女人的名字。那是妻子？還是情人？有的竟把身邊的弟兄抱在懷裏，親著，吻著，喃喃自語著。他知道，這些身強力壯，性慾旺盛的弟兄，無論在睡著了也像醒著，還是醒著也像睡著了的時候，都在想家。
可即便不是在這茫茫大海上，即便他們渾身都是腳，那實實在在長在自己身上的腳，就能走自己的路嗎？
於是，他們就又羨慕，又嫉妒，又憤怒地望著那些在船舷船尾嗷嗷叫著，好像在故意嘲突他們的白翅膀的海鷗。
直到今天，胡義深一看到鳥兒，就會想到那船，那海，那些嫉妒海鷗的弟兄，想起當時的那聲嘆息：人，為甚麽長的是腳而不是翅膀呢？
踏上黑土地，他們明白了，這回怕是做鬼也回不去了。隻是總覺得這一切都像做夢一樣不真實，我怎麽能跑到這裏來呢？
在滇地，祖祖輩輩，逢上天災戰禍，或者北上天府之國，或者南下進入兩廣，或者向西流入緬甸，寮國。在滇人世代相傳的字典裏，是從來未有“闖關東”三個字的呀！
也有例外，三藩之亂時，吳三桂在雲南起兵被鎮壓，康熙皇帝將10萬滇軍發配關東，充作站丁。從北京到黑龍江，到一個驛站就甩下幾十。站丁任務是傳遞文書，一般文書，這邊下馬，那邊立即接過上馬。人急文書，換馬不換人。遇有十萬火急文書，人馬都不換，星夜奔馳，俗稱“八百裏滾蛋”，到站時往往人倒馬斃。站丁家人叫“站民”。站民不許遠出，“百裏為逃，違者殺罪”(16)。站民10家一把菜芬刀，用鐵鏈鎖在指定菜板上，輪流使用。站民姑娘出嫁前，要先在“老爺”家住3天。
胡義深不知道祖上還有這樣一撥闖關東的，也不知道和他一道打過日本的美國軍人，早已用他們的方式爭得了回家的權利。不過，從當時到現在，蒙朦朧朧中，他都有種強烈的感覺：都想回家，誰也不想到這片八竽子打不到的土地上來，為甚麽又都這樣乖乖聽話呢？就因為他們是扛著槍的軍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