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分配後，我來到河南南陽的五機部358廠，先當車工，再當技術員、助理工程師。再忙再累，我讀書寫作的愛好不減。當時為了應付節慶會演，廠工會成立了由工人、幹部、技術員組成的“三結合”創作組，編寫文藝節目，我是其中的骨幹之一。同時，工廠所在的鎮平縣及南陽地區，也定期舉辦文學創作講習班和改稿會，每一期我都是參加者，每一次選稿我的作品都入圍。西峽縣的農民作家喬典運，喜抽菸又咳嗽吐痰，沒人願意和他同室，幾次創作會都是我和他住同一房間。老喬五十年代就發表短篇小說，“文化大革命”中到珠江電影製片廠改電影劇本《深山紅梅》，幾年時間吃盡苦頭，往往是每通過一稿，形勢又變了，按新形勢再改，剛改好形勢又變了，他說把頭都改成木頭了，終於拍成了，“四人幫”倒台了，“三突出”那一套被批判了。所以“四人幫”一倒，老喬的創作如岩漿噴發是必然的。這樣一個極有思想鋒芒又富創作經驗的老作家和我同處一室，給我創作上以很大幫助。每當我的小說通不過或改不下去時，他都拉我去逛市場或看梅溪河，所謂的梅溪河其實是一條汙水溝，那裏邊蘊涵著太多的關於人間的想像。在市場上，老喬的機智幽默隨機應變令我大開眼界，他甚至冒充市委書記的二舅，從水果鋪子弄回來一衣襟的梨。梨當然很甜，但他調侃權勢者嘲弄依附者的自如給我們帶來了十分的快意。在我的印象裏，當時的老喬，從骨子裏是站在“官方”的對立麵的，他頭上的“反骨”、他對時代深層的批判意識，是他所有作品的底色。後來，又逐漸了解了他為何是地主的兒子卻到誌願軍裏當了文化教員，復員後當農民又發表了不少小說，人家鬥他他如何袖著雙手擔尿上坡做絕活表演等等。盡管省上派了老作家、派了出版社的老編輯、派了《奔流》雜誌的領導，來指導我們改稿，但真正使我獲得創作啟示的卻是喬典運。
經過幾年努力，由南陽地區宣傳部、文化局組織我們十多位作者創作的短篇小說集，通過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終審，但在即將付梓的時刻，中國發生了政治大變革———“四人幫”倒台。為了保護作者，省上和地區派出專門小組到各位作者所在單位說明情況，我那時所在的廠技術科某領導以不務正業為名準備整我，省地工作小組的到來使我避免了即將發生的尷尬。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們那一批作者又被集合在一起，重新創作，由於放開了思想，很快見了成果，我們的短篇小說集《躍馬坡》於197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我的處女作《602號圖紙的誕生》。在其後的一次改稿會上，《奔流》編輯杜道恆向我提供了賈平凹的信息。賈在“四人幫”時期就和劉心武等名家在上海《朝霞》雜誌發表小說，“四人幫”之後他的作品遍地開花，以田園牧歌稱道文壇，名聲如日中天。讀他的小說，總覺得是一個鄉親在同我說話。但沒想到的是，這樣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竟和我有著某種機緣，他父親賈彥春曾當過我初中的語文老師，他老家和我老家相距二十公裏，我們都是在丹江裏光屁股耍水長大。七十年代末，我和平凹開始通信並有了來往。
198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西安某研究所一位老工程師對調回到西安工作。這樣，就在整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約二十年的時間裏，我和平凹接觸頻繁。我是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創作過程的見證人，我們還結伴週遊了全國許多地方。由於融入了西安這個大的文學環境，我的創作獲得了較大進步。這個時期，科技人員正在全國吃香，而我的創作欲望卻難以遏止，再加上我所在的科研處一些人覺得我“怪怪兒的”，盡管和同誌們在一起時我是個重要的“熱鬧源”，我們唱鄧麗君學交誼舞組織球賽和郊遊，但我的心一直在另外的空宇遨遊。這樣，在陝西人民出版社籌辦大型文學刊物《文學家》時，我被借調到編輯部工作。之前，我曾在該刊的前身《綠原》雜誌發表過短篇小說數篇，也參加過該刊的筆會。1984年，我正式調入陝西人民出版社當編輯，算是徹底棄工從文，徹底結束了事業和職業分離的痛苦狀態。我從事技術工作凡十三年，最後的職稱是工程師。
孫見喜答邰科祥教授問(3)
▲問3：家庭的災難對你的生活、特別是心理產生過哪些影響?能否談談你目下的家庭生活?
孫見喜3：我妻子1997年不幸遭遇車禍，前後做了六次腦部手術。我在急救室她的病床前爬了七天七夜，三個月裏沒脫過衣服睡覺。她住院三年我帶著孩子泥裏水裏過日子，雖然她全身偏癱思維不清被定為“特級傷殘”，雖然她工作的單位領導（也是醫學專家）至今見我還說，由於我堅持搶救一個已經失去生命價值的人，而給單位和我自己造成了長久的負擔，但我說我無怨無悔。雖然這個生命對社會和我個人沒有了價值，但這個生命畢竟因我而存在著。我爺是“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我怎麽忍心看著一顆伴陪了我六年多的活生生的心髒停止跳動呢?至少在那一百天裏，我是非理性的。在腦外科值班室，我隻會呼天搶地地哭喊一句話：“搶救!搶救!”我至今感謝我身邊的朋友，感謝全國各地的文友和讀者，他們從物質到精神幫助我度過了那幾年的苦難。朋友們對我的幫助甚至到了最具體的生活細節。一場車禍，使我變成了馬路邊的小草，任隨車碾馬踏，但終於不死。我讀懂了“頑強”這兩個漢字，它們的真正含義不僅在於這兩個字的本身，更在於這兩個字所攜帶的時間概念———對一個漫長過程的忍耐。這種心靈“蘸火”，提供了我精神硬度，使我延續了十六年的賈平凹追蹤結出了果實———這就有了廣東花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130萬字的三卷本《賈平凹前傳》，緊接著的，就是《山匪》了。目下，病人已委託一家親戚全麵護理。兒子已經上了初中，年已八旬的老母親給我做飯。
經過幾年努力，由南陽地區宣傳部、文化局組織我們十多位作者創作的短篇小說集，通過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終審，但在即將付梓的時刻，中國發生了政治大變革———“四人幫”倒台。為了保護作者，省上和地區派出專門小組到各位作者所在單位說明情況，我那時所在的廠技術科某領導以不務正業為名準備整我，省地工作小組的到來使我避免了即將發生的尷尬。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們那一批作者又被集合在一起，重新創作，由於放開了思想，很快見了成果，我們的短篇小說集《躍馬坡》於197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我的處女作《602號圖紙的誕生》。在其後的一次改稿會上，《奔流》編輯杜道恆向我提供了賈平凹的信息。賈在“四人幫”時期就和劉心武等名家在上海《朝霞》雜誌發表小說，“四人幫”之後他的作品遍地開花，以田園牧歌稱道文壇，名聲如日中天。讀他的小說，總覺得是一個鄉親在同我說話。但沒想到的是，這樣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竟和我有著某種機緣，他父親賈彥春曾當過我初中的語文老師，他老家和我老家相距二十公裏，我們都是在丹江裏光屁股耍水長大。七十年代末，我和平凹開始通信並有了來往。
198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西安某研究所一位老工程師對調回到西安工作。這樣，就在整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約二十年的時間裏，我和平凹接觸頻繁。我是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創作過程的見證人，我們還結伴週遊了全國許多地方。由於融入了西安這個大的文學環境，我的創作獲得了較大進步。這個時期，科技人員正在全國吃香，而我的創作欲望卻難以遏止，再加上我所在的科研處一些人覺得我“怪怪兒的”，盡管和同誌們在一起時我是個重要的“熱鬧源”，我們唱鄧麗君學交誼舞組織球賽和郊遊，但我的心一直在另外的空宇遨遊。這樣，在陝西人民出版社籌辦大型文學刊物《文學家》時，我被借調到編輯部工作。之前，我曾在該刊的前身《綠原》雜誌發表過短篇小說數篇，也參加過該刊的筆會。1984年，我正式調入陝西人民出版社當編輯，算是徹底棄工從文，徹底結束了事業和職業分離的痛苦狀態。我從事技術工作凡十三年，最後的職稱是工程師。
孫見喜答邰科祥教授問(3)
▲問3：家庭的災難對你的生活、特別是心理產生過哪些影響?能否談談你目下的家庭生活?
孫見喜3：我妻子1997年不幸遭遇車禍，前後做了六次腦部手術。我在急救室她的病床前爬了七天七夜，三個月裏沒脫過衣服睡覺。她住院三年我帶著孩子泥裏水裏過日子，雖然她全身偏癱思維不清被定為“特級傷殘”，雖然她工作的單位領導（也是醫學專家）至今見我還說，由於我堅持搶救一個已經失去生命價值的人，而給單位和我自己造成了長久的負擔，但我說我無怨無悔。雖然這個生命對社會和我個人沒有了價值，但這個生命畢竟因我而存在著。我爺是“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我怎麽忍心看著一顆伴陪了我六年多的活生生的心髒停止跳動呢?至少在那一百天裏，我是非理性的。在腦外科值班室，我隻會呼天搶地地哭喊一句話：“搶救!搶救!”我至今感謝我身邊的朋友，感謝全國各地的文友和讀者，他們從物質到精神幫助我度過了那幾年的苦難。朋友們對我的幫助甚至到了最具體的生活細節。一場車禍，使我變成了馬路邊的小草，任隨車碾馬踏，但終於不死。我讀懂了“頑強”這兩個漢字，它們的真正含義不僅在於這兩個字的本身，更在於這兩個字所攜帶的時間概念———對一個漫長過程的忍耐。這種心靈“蘸火”，提供了我精神硬度，使我延續了十六年的賈平凹追蹤結出了果實———這就有了廣東花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130萬字的三卷本《賈平凹前傳》，緊接著的，就是《山匪》了。目下，病人已委託一家親戚全麵護理。兒子已經上了初中，年已八旬的老母親給我做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