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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一一五師征戰實錄 作者：李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抗協”的改組
在115師向山東分局靠攏之前，就存在一個“抗敵自衛軍”這個山東特有的問題。115師轉移後，羅榮桓就此事進行了調查。
事情是這樣的：1939年夏，山東文化教育界的一些進步人士，受沈鴻烈排斥，來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他們中間有老同盟會會員、大學教授，也有參加過國民黨的進步分子，有的早年就與共產黨有過友好關係。他們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9年7月，在山東分局的支持下，他們發起成立了“國民抗敵協會”（簡稱抗協），主要負責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楊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其中李澄之是在山東頗有影響的人士。他曾在沈鴻烈包辦的山東抗日動員委員會內工作，因為思想進步，受沈鴻烈的排斥，便脫離國民黨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購糧委員會，幫助抗日的部隊購買軍糧。沈鴻烈又出來幹涉，李澄之憤怒地說：“反正我們是要抗日的，國民黨不讓我們抗日，我們去找共產黨。”從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來到共產黨的根據地，參加抗日工作。
一開始，“抗協”作為一個群眾組織，在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山東分局有的領導人忽視了發展進步力量這一工作，產生了把“抗協”組成一個中間性質的國民黨的念頭，硬性將“國民抗敵協會”改成“國民黨抗敵同誌協會”，實際上違背了“國民抗敵協會”多數成員的初衷。1940年7月，山東分局又幫助“抗協”建立了“抗敵自衛軍”，並且供給他們武器和經費，還派進去許多幹部。這樣一來，“抗協”是既有“黨”，也有“軍”，而且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組織，實際上成為在根據地內與共產黨、八路軍平行的組織。雖然領導人都是熱心抗戰的進步分子，但是他們多是知識分子，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且出現了與共產黨爭權爭位、爭人爭槍等錯誤傾向。
115師的領導人，特別是羅榮桓對建立和發展抗敵自衛軍有不同看法。1940年11月19日，羅榮桓與陳光在給115師各單位的指示中提到，對於“抗協”組織，務使其領導權完全掌握在進步分子與對我同情者手裏，對於“抗協”武裝，須幫助掌握，防止“造成與我對立現象”，發現有不可靠或別具野心者時，另行處理。在無法改造的情況下，則由八路軍接收整理。但這些指示，並未根本解決“抗協”的問題。
不久，劉少奇來到山東，幫助山東分局解決了這一讓人頭痛的問題。
劉少奇提出了這樣的原則：
“任何抗日政黨和政治團體，到我們抗日民主根據地來參加抗日，必須服從我們黨的領導和遵守黨的各項政策。根本的問題在於有利於壯大抗戰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戰力量。”
遵照上述原則，劉少奇與朱瑞邀請“抗協”負責幹部10餘人開座談會，研究對“抗協”及“抗敵自衛軍”的處理辦法。
經過耐心的工作，“抗協”的負責人表示隻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真正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願意將“抗協”所屬“抗敵自衛軍”交八路軍統一整編。
6月18日，抗敵自衛軍編入八路軍。
7月13日，“抗協”山東省總部通知各級組織，將“抗協”的半政黨性質改變為統戰組織性質，同時做好解散的準備。
當年下半年，“抗協”的各級幹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經濟等部門任職，“抗協”的活動逐漸停止。
“抗協”的主要幹部和很多會員，在後來的革命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1943年8月，耿光波、楊希文等還被選為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的委員，李澄之等被選為參議員，稍後，許多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治軍有方
如果說部隊是一個大家庭的話，那麽這個大家庭中每個成員的素質高不高，部隊的戰鬥力強不強，關鍵就要看這支部隊的領導是否治軍有方。在這方麵，115師的兩位主要領導，特別是政委羅榮桓，有自己的主意。
1940年底，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同時受到日偽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為了經受住這場嚴峻的考驗，羅榮桓認為要提高部隊官兵的素質，提高部隊整體作戰能力，更有效地打擊敵人，不能隻片麵地強調人數的增加。素質的提高包括3個方麵，一是軍事素質，一是政治素質，還有文化素質。
一般來說，“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是每個軍人都明白的道理，所以對於軍事訓練，大家的思想都比較統一。但對於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很多人就不那麽重視。115師領導在抓軍事訓練的同時，也注意抓部隊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學習。
1942年“八一”軍政大檢閱以後，從8月22日開始，115師在蛟龍又召開了為時一個多月的政治工作會議，全麵總結了抗戰4年來的政治工作經驗。羅榮桓在會上講了話。
會議由蕭華作報告，報告稿是按照羅榮桓的意圖起草，並經他修改審定的。
蕭華的報告明確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戰爭、革命軍隊的生命線，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就是鞏固與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保證戰爭勝利。”“戰鬥力不但取決於軍事技術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決於政治工作的強弱。沒有政治工作，就沒有戰鬥力，也不可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我軍所以能百戰百勝，無堅不摧，成為革命戰爭中最優秀的鐵軍，就是因為有黨的保證以及整個政治工作的保證。”
在115師向山東分局靠攏之前，就存在一個“抗敵自衛軍”這個山東特有的問題。115師轉移後，羅榮桓就此事進行了調查。
事情是這樣的：1939年夏，山東文化教育界的一些進步人士，受沈鴻烈排斥，來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他們中間有老同盟會會員、大學教授，也有參加過國民黨的進步分子，有的早年就與共產黨有過友好關係。他們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9年7月，在山東分局的支持下，他們發起成立了“國民抗敵協會”（簡稱抗協），主要負責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楊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其中李澄之是在山東頗有影響的人士。他曾在沈鴻烈包辦的山東抗日動員委員會內工作，因為思想進步，受沈鴻烈的排斥，便脫離國民黨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購糧委員會，幫助抗日的部隊購買軍糧。沈鴻烈又出來幹涉，李澄之憤怒地說：“反正我們是要抗日的，國民黨不讓我們抗日，我們去找共產黨。”從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來到共產黨的根據地，參加抗日工作。
一開始，“抗協”作為一個群眾組織，在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山東分局有的領導人忽視了發展進步力量這一工作，產生了把“抗協”組成一個中間性質的國民黨的念頭，硬性將“國民抗敵協會”改成“國民黨抗敵同誌協會”，實際上違背了“國民抗敵協會”多數成員的初衷。1940年7月，山東分局又幫助“抗協”建立了“抗敵自衛軍”，並且供給他們武器和經費，還派進去許多幹部。這樣一來，“抗協”是既有“黨”，也有“軍”，而且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組織，實際上成為在根據地內與共產黨、八路軍平行的組織。雖然領導人都是熱心抗戰的進步分子，但是他們多是知識分子，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且出現了與共產黨爭權爭位、爭人爭槍等錯誤傾向。
115師的領導人，特別是羅榮桓對建立和發展抗敵自衛軍有不同看法。1940年11月19日，羅榮桓與陳光在給115師各單位的指示中提到，對於“抗協”組織，務使其領導權完全掌握在進步分子與對我同情者手裏，對於“抗協”武裝，須幫助掌握，防止“造成與我對立現象”，發現有不可靠或別具野心者時，另行處理。在無法改造的情況下，則由八路軍接收整理。但這些指示，並未根本解決“抗協”的問題。
不久，劉少奇來到山東，幫助山東分局解決了這一讓人頭痛的問題。
劉少奇提出了這樣的原則：
“任何抗日政黨和政治團體，到我們抗日民主根據地來參加抗日，必須服從我們黨的領導和遵守黨的各項政策。根本的問題在於有利於壯大抗戰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戰力量。”
遵照上述原則，劉少奇與朱瑞邀請“抗協”負責幹部10餘人開座談會，研究對“抗協”及“抗敵自衛軍”的處理辦法。
經過耐心的工作，“抗協”的負責人表示隻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真正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願意將“抗協”所屬“抗敵自衛軍”交八路軍統一整編。
6月18日，抗敵自衛軍編入八路軍。
7月13日，“抗協”山東省總部通知各級組織，將“抗協”的半政黨性質改變為統戰組織性質，同時做好解散的準備。
當年下半年，“抗協”的各級幹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經濟等部門任職，“抗協”的活動逐漸停止。
“抗協”的主要幹部和很多會員，在後來的革命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1943年8月，耿光波、楊希文等還被選為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的委員，李澄之等被選為參議員，稍後，許多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治軍有方
如果說部隊是一個大家庭的話，那麽這個大家庭中每個成員的素質高不高，部隊的戰鬥力強不強，關鍵就要看這支部隊的領導是否治軍有方。在這方麵，115師的兩位主要領導，特別是政委羅榮桓，有自己的主意。
1940年底，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同時受到日偽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為了經受住這場嚴峻的考驗，羅榮桓認為要提高部隊官兵的素質，提高部隊整體作戰能力，更有效地打擊敵人，不能隻片麵地強調人數的增加。素質的提高包括3個方麵，一是軍事素質，一是政治素質，還有文化素質。
一般來說，“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是每個軍人都明白的道理，所以對於軍事訓練，大家的思想都比較統一。但對於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很多人就不那麽重視。115師領導在抓軍事訓練的同時，也注意抓部隊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學習。
1942年“八一”軍政大檢閱以後，從8月22日開始，115師在蛟龍又召開了為時一個多月的政治工作會議，全麵總結了抗戰4年來的政治工作經驗。羅榮桓在會上講了話。
會議由蕭華作報告，報告稿是按照羅榮桓的意圖起草，並經他修改審定的。
蕭華的報告明確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戰爭、革命軍隊的生命線，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就是鞏固與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保證戰爭勝利。”“戰鬥力不但取決於軍事技術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決於政治工作的強弱。沒有政治工作，就沒有戰鬥力，也不可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我軍所以能百戰百勝，無堅不摧，成為革命戰爭中最優秀的鐵軍，就是因為有黨的保證以及整個政治工作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