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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 亞洲地形的特點是中間高、周圍低。在亞洲中心地帶，有一個巨大的山匯，帕米爾高原是地球上兩條巨大山帶 （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山帶和帕米爾－楚科奇山帶）山結，也是亞洲主要山脈匯集處，萬山積雪，雪壓萬山，號稱萬山之宗，世界之脊。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喀喇崑崙、崑崙和天山等幾條巨大山脈，以這裏為中心，向四處分布開去。山係軀體在這裏糾纏，激起空前競爭。絲綢之路的南路和中路，就分別從這裏的不同隘口通過。高原實際上不是一個平坦麵，而是由幾組山脈和山脈之間寬闊的穀地和盆地構成。“帕米爾”（ pamirs ，pamir）塔吉克語“屋脊”，中國古稱不周山，是現代冰川作用的一個強大中心，約有1000多條山地冰川。帕米爾扼古代新疆通中亞和南亞絲綢之路的咽喉要衝，地勢高寒，行旅艱險，塔什庫爾幹是絲綢之路的要塞，周穆王西巡以來三千年時光中，已有無數使者、將帥、王侯、藝術家、文人、僧侶和往來跋涉的商賈，在這裏留下了身影----帕米爾有多處驛站遺址，驛站石屋前河灘草場肥美，可供來往商旅放牧駝馬。漢時，這裏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蒲犁國王城，碣盤陀時期開始大規模建造城廓----人們猜測在漢朝，這兩條古道可能都是通往烏孫國必然之道，漢朝兩位公主不遠萬裏來嫁烏孫國時，必定得從其中一條走過。當地流傳的那首“吾家嫁我兮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氈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常思漢土兮內心傷，願為黃鵠兮還故鄉”的悽美詩歌，一定是在這條路上寫成的----
唐朝政府統一西域後，在此設有蔥嶺守捉所。元朝初期，大興土木擴建城廓，舊的石頭城換了新顏。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在此建立蒲犁廳，對舊城堡進行了維修增補。該城曾出土唐代錢幣與和田文書等。清代按自然地理狀況，將帕米爾分為“八帕”。清朝在阿爾楚爾帕內立有記功碑，各帕建有八所卡倫。帕米爾是我國塔吉克族和柯爾克孜族居住遊牧之地，直到19世紀70年代一直屬中國。目前除東部傾斜坡仍為中國所管轄外，大部分屬塔吉克斯坦，隻有瓦罕帕米爾屬於阿富汗。1890年間，由於俄國亟欲染指中國新疆、英國對西藏有野心，因此有所謂的英俄協定，由英國取得瓦罕帕米爾，俄國取得北部。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帕米爾高原始終無法有效統治。但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將帕米爾高原西邊的噴赤河視為是中國的極西點。19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阿富汗簽訂邊界條約，正式承認放棄瓦罕帕米爾，中國極西點向東移至今日位置。
8. 精神骨骼
8. 精神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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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國人，也是蘇聯人----”罹罹山影下，俄語教師抱來一堆柴木，用些紙草點燃，坐在火光下，開始敘述一個故事。
“東正教駐北京第八屆傳教團領班尼古拉.米哈爾耶夫斯基是我的上祖爺爺 1，從米哈爾耶夫斯基傳到我父親已經是第6代了，我們祖上是高加索地方的哥薩克，米哈爾耶夫斯基娶的是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人，也就是當時從中國準噶爾過來的土爾扈特人。我的祖上都是高壽，聽說我上祖奶奶活到了105歲。卡爾梅克人早在16世紀末居住在中國準噶爾地區時，就皈依了藏傳佛教，可是我上祖奶奶在高齡的時候，皈依了東正教。我祖爺爺是在北京生的，娶的是門頭溝附近的女子。從此以後，我家世輩在北京生活，我已經有中國血統了。我爺爺當時在北京牛市一帶做皮毛生意，後來轉到上海，我父親就生在上海。1934年6月3日，俄羅斯聖伊望主教 2 抵達擔任上海教區主教。我父親那年16歲，中專學的建築，又懂俄語，曾參加過上海東正教堂的測量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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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伊望主教主持完成了位於上海法租界中心的罪人之保障聖母主教座堂建築。在中國時，伊望主教被稱為慈善家，他介入已有的慈善機構，成為各種慈善事業協會的董事，並為貧窮家庭的兒童創辦了以紮東斯克的聖吉洪命名的孤兒院。聖吉洪孤兒院最初隻有8個孩子，後來達到數百，前後合計總數共計有3500人。主教本人親自前往上海貧民區的街頭，尋找患病和營養不良的兒童，把他們帶到孤兒院。在伊望主教傳記中寫道，他最喜愛的是孩子，非常願意與他們在一起，一直關心他們，檢查他們，給他們發賀卡和禮物。他可以看著他們的眼睛好幾分鍾時間，目光溫暖，放射的光芒深入靈魂，像一位懷抱嬰兒的母親。雖然這位苦行僧的身體像幹樹皮，但所有見過他一眼的人，都覺得他是地球上最可愛的人。
“我父親在主教座堂尚在修建當中，親眼目睹伊望主教跪在聖壇前徹夜祈禱，並帶領次日數百名信徒的晨禱----1936年聖母主教座堂建築完工後，我父親和當時已從北京來到上海的爺爺奶奶一起參加了伊望主教主持的大型彌撒活動----還多次參加了教堂主持的慈善活動----在每年聖誕節期間都為窮人捐錢送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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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滬生認真聽著，因為他家就在上海，東正教聖母大堂，位於亨利路（新樂路）與勞爾東路（襄陽北路）轉角，離自己家不遠，還記得文化大革命時期，教堂大門緊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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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望主教重視宗教教育，拜訪監獄和精神病院的患者。在此期間，他據稱通過祈禱治癒了許多已經無望治癒的疾病。正是在這裏，他行的神跡首次為人所知，這要歸功於他的祈禱。作為一名公眾人物，他不可能完全掩飾他苦修的生活方式。他不間斷地處於祈禱狀態之中，常常徹夜祈禱，每天隻進食一次，且從不在床上睡覺，隻後半夜在椅子上或地板上休息一二個小時，然後清晨就醒來，開始每日從不間斷的事奉聖禮。即使在日本占領期間，他也經常不顧宵禁，仍然進行牧靈工作，日本占領當局也從未騷擾他。
注2 亞洲地形的特點是中間高、周圍低。在亞洲中心地帶，有一個巨大的山匯，帕米爾高原是地球上兩條巨大山帶 （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山帶和帕米爾－楚科奇山帶）山結，也是亞洲主要山脈匯集處，萬山積雪，雪壓萬山，號稱萬山之宗，世界之脊。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喀喇崑崙、崑崙和天山等幾條巨大山脈，以這裏為中心，向四處分布開去。山係軀體在這裏糾纏，激起空前競爭。絲綢之路的南路和中路，就分別從這裏的不同隘口通過。高原實際上不是一個平坦麵，而是由幾組山脈和山脈之間寬闊的穀地和盆地構成。“帕米爾”（ pamirs ，pamir）塔吉克語“屋脊”，中國古稱不周山，是現代冰川作用的一個強大中心，約有1000多條山地冰川。帕米爾扼古代新疆通中亞和南亞絲綢之路的咽喉要衝，地勢高寒，行旅艱險，塔什庫爾幹是絲綢之路的要塞，周穆王西巡以來三千年時光中，已有無數使者、將帥、王侯、藝術家、文人、僧侶和往來跋涉的商賈，在這裏留下了身影----帕米爾有多處驛站遺址，驛站石屋前河灘草場肥美，可供來往商旅放牧駝馬。漢時，這裏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蒲犁國王城，碣盤陀時期開始大規模建造城廓----人們猜測在漢朝，這兩條古道可能都是通往烏孫國必然之道，漢朝兩位公主不遠萬裏來嫁烏孫國時，必定得從其中一條走過。當地流傳的那首“吾家嫁我兮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氈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常思漢土兮內心傷，願為黃鵠兮還故鄉”的悽美詩歌，一定是在這條路上寫成的----
唐朝政府統一西域後，在此設有蔥嶺守捉所。元朝初期，大興土木擴建城廓，舊的石頭城換了新顏。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在此建立蒲犁廳，對舊城堡進行了維修增補。該城曾出土唐代錢幣與和田文書等。清代按自然地理狀況，將帕米爾分為“八帕”。清朝在阿爾楚爾帕內立有記功碑，各帕建有八所卡倫。帕米爾是我國塔吉克族和柯爾克孜族居住遊牧之地，直到19世紀70年代一直屬中國。目前除東部傾斜坡仍為中國所管轄外，大部分屬塔吉克斯坦，隻有瓦罕帕米爾屬於阿富汗。1890年間，由於俄國亟欲染指中國新疆、英國對西藏有野心，因此有所謂的英俄協定，由英國取得瓦罕帕米爾，俄國取得北部。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帕米爾高原始終無法有效統治。但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將帕米爾高原西邊的噴赤河視為是中國的極西點。19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阿富汗簽訂邊界條約，正式承認放棄瓦罕帕米爾，中國極西點向東移至今日位置。
8. 精神骨骼
8. 精神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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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國人，也是蘇聯人----”罹罹山影下，俄語教師抱來一堆柴木，用些紙草點燃，坐在火光下，開始敘述一個故事。
“東正教駐北京第八屆傳教團領班尼古拉.米哈爾耶夫斯基是我的上祖爺爺 1，從米哈爾耶夫斯基傳到我父親已經是第6代了，我們祖上是高加索地方的哥薩克，米哈爾耶夫斯基娶的是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人，也就是當時從中國準噶爾過來的土爾扈特人。我的祖上都是高壽，聽說我上祖奶奶活到了105歲。卡爾梅克人早在16世紀末居住在中國準噶爾地區時，就皈依了藏傳佛教，可是我上祖奶奶在高齡的時候，皈依了東正教。我祖爺爺是在北京生的，娶的是門頭溝附近的女子。從此以後，我家世輩在北京生活，我已經有中國血統了。我爺爺當時在北京牛市一帶做皮毛生意，後來轉到上海，我父親就生在上海。1934年6月3日，俄羅斯聖伊望主教 2 抵達擔任上海教區主教。我父親那年16歲，中專學的建築，又懂俄語，曾參加過上海東正教堂的測量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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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伊望主教主持完成了位於上海法租界中心的罪人之保障聖母主教座堂建築。在中國時，伊望主教被稱為慈善家，他介入已有的慈善機構，成為各種慈善事業協會的董事，並為貧窮家庭的兒童創辦了以紮東斯克的聖吉洪命名的孤兒院。聖吉洪孤兒院最初隻有8個孩子，後來達到數百，前後合計總數共計有3500人。主教本人親自前往上海貧民區的街頭，尋找患病和營養不良的兒童，把他們帶到孤兒院。在伊望主教傳記中寫道，他最喜愛的是孩子，非常願意與他們在一起，一直關心他們，檢查他們，給他們發賀卡和禮物。他可以看著他們的眼睛好幾分鍾時間，目光溫暖，放射的光芒深入靈魂，像一位懷抱嬰兒的母親。雖然這位苦行僧的身體像幹樹皮，但所有見過他一眼的人，都覺得他是地球上最可愛的人。
“我父親在主教座堂尚在修建當中，親眼目睹伊望主教跪在聖壇前徹夜祈禱，並帶領次日數百名信徒的晨禱----1936年聖母主教座堂建築完工後，我父親和當時已從北京來到上海的爺爺奶奶一起參加了伊望主教主持的大型彌撒活動----還多次參加了教堂主持的慈善活動----在每年聖誕節期間都為窮人捐錢送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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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滬生認真聽著，因為他家就在上海，東正教聖母大堂，位於亨利路（新樂路）與勞爾東路（襄陽北路）轉角，離自己家不遠，還記得文化大革命時期，教堂大門緊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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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望主教重視宗教教育，拜訪監獄和精神病院的患者。在此期間，他據稱通過祈禱治癒了許多已經無望治癒的疾病。正是在這裏，他行的神跡首次為人所知，這要歸功於他的祈禱。作為一名公眾人物，他不可能完全掩飾他苦修的生活方式。他不間斷地處於祈禱狀態之中，常常徹夜祈禱，每天隻進食一次，且從不在床上睡覺，隻後半夜在椅子上或地板上休息一二個小時，然後清晨就醒來，開始每日從不間斷的事奉聖禮。即使在日本占領期間，他也經常不顧宵禁，仍然進行牧靈工作，日本占領當局也從未騷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