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也正是如此：十月十四日，得知英法聯軍進入北京的消息後，恭親王奕訢立刻致函英法特使額爾金和葛羅，表示已命令恆祺跟聯軍代表會商《天津條約》，並希望擇日互換1858年所訂的條約。
焚園的決定(1)
正當清廷答應接受全部議和條件，準備擇日簽約的時候，十月十七日，事情又陡生變故：英國特使額爾金就“人質問題”提出了新的要求，聲稱巴夏禮等被俘人員遭“淩虐過嚴”，鑑於“圓明園所尚存的一切，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國人和法國人遭受極為殘酷折磨的地方，必須予以摧毀。”
十月十六日，是最後一批人質被遣返的日子。至此，清軍在九月十八日羈押的三十九名人質，已經全部遣返，其中一半人已經死去。具體數字是這樣的：英軍被羈押人員二十六人，活著回來十三人，死十三人；法軍方麵被羈押人員十三人，活著回來六人，死七人。其中包括一名英國《泰晤士報》隨軍記者。這件事大大激怒了日益驕橫的英法聯軍。從活著的人身上的傷痕以及他們的敘述來看，英法聯軍確信他們的外交人員受到了粗暴的對待。如果說幾天前，他們因為洗劫圓明園在良心上還有一點點不安的話，現在他們開始變得心安理得了，甚至認為他們自己幹得還不夠。
十月十七日晚，額爾金在交給恭親王的最後通牒裏，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但要批準“一八五八年條約”，還要為英國受害者賠償三十萬兩白銀撫恤賠款；法國特使葛羅也如法炮製，要求為法國受害者賠償二十萬兩白銀。至於圓明園，額爾金強調說，“全園餘物，將立即予以蕩平。此點無須親王殿下同意，因本軍統帥將立予執行。”
事實上，英法被俘人員被押解到北京以後，的確在提督府受到過看守官員的泄憤打罵。鮑源深在《補竹軒文集》中對俘虜之事曾有記載：“初四日（九月十八日），怡邸解夷酋巴夏禮等二十餘人到圓明園，交提督府下處派兵看守一夜，兵丁淩虐之。”刑部尚書趙光在其《自定年譜》中的記述，九月十八日，巴夏禮等人在通州被擒獲後，押赴圓明園，當天晚上關押在圓明園，第二天便被送進刑部南所、北所兩監，其他的被俘人員則直接由通州送押到順天府密雲、昌平等縣監獄關押。不過，在當時慣於對囚犯實施暴力的看守人員來說，這根本不算是一回事情，何況被虐待的又是一些到自己家門口來滋事的“醜陋洋夷”。
恭親王等王公大臣無論如何不會想到，俘虜問題在英法聯軍看來是這麽的重要，竟能成為再起禍端的藉口。在清廷看來，巴夏禮是俘虜中的首惡，他們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巴夏禮一人身上，因為意識到巴夏禮會對和談有用，清廷對巴夏禮實行了非常優待的政策。至於其他人，清廷則根本無暇顧及、亦無心顧及。
藉口當然不止這一個。總之，圓明園的最後命運就這樣決定了。
在焚毀圓明園的問題上，英法方麵的意見並不一致，為此，英法首腦之間曾經有過一番爭論。十月十六日，法國特使葛羅和軍隊統帥蒙托邦表示不同意焚毀圓明園，他們都認為焚燒圓明園非明智之舉，圓明園隻是一座未曾設防的“鄉村景點”，燒掉它未免過分，如果真要燒掉什麽的話，燒掉清政府最高權利機關——紫禁城，遠勝過燒掉一座皇帝用來尋歡作樂的園林；他們還認為，圓明園是清帝行幸的離宮，並未設防，也不是敵占區，焚毀它屬於無益的報復；另外，他們還擔心這樣做會“將使恭親王益增畏懼，不敢進行和議。”作為替代辦法，葛羅和蒙托邦建議焚毀北京紫禁城，並劫取裏麵的文物典籍，他們認為這樣做更有價值。
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意見恰恰相反。額爾金認為：圓明園是大清皇帝最為傾心的住所，他的三分之二時間都在這裏度過的，毀滅圓明園，是對皇帝一人的懲罰，是對他的尊嚴和感情最強有力的打擊，實則是“害最小而最可行之策。”這當然隻是表麵上的說辭。作為英國特使，額爾金在這個問題是算過一筆帳的：“若是單要求賠款，在這種擾亂的情形中，中國政府，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筆款項。其次，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和破壞和約的人們，一些可憐的屬員，也許要被呈獻出來，作為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國政府大約不能答應，更決不能實行。尋思推繹的結果，隻有毀壞圓明園，似乎是唯一的辦法，而這種懲罰，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與人民無關。”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圓明園內“幾乎所有貴重物品都已經被拿走，軍隊到那裏絕不是為了搶劫，而是通過一個莊嚴的補償行動，來表明它被可惡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惡和憤慨之情。”爭論到最後，額爾金堅持要焚燒圓明園，而法國方麵則決定不參與焚燒圓明園的行動。
額爾金焚燒圓明園的狂悖之舉是早有預謀的，他之所以這樣有恃無恐地施暴，實在是因為得到了英國國內當權者的支持。早在一八五九年英國公使第一次到北京換約時，英國政府就曾發出這樣的訓令：“中國政府願意外國公使駐北京，如遇任何妨礙，須不顧一切，完全達到北京換約的目的。”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大沽口戰敗之後，英國首相巴麥尊就曾給他的外交大臣寫信說：“此時我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摧毀清朝皇宮，然後撤回戰艦。”因此摧毀中國皇宮的主張，早已在泰晤士河兩岸傳開了。“我衷心高興，額爾金和格蘭特決定燒毀圓明園。”巴麥尊事後寫道，“以這種永久性標誌來表示我們對這些韃靼人的奸詐和殘暴的憤怒，是絕對必要的。如果北京皇宮遭遇同樣的命運，我會十分高興。”
焚園的決定(1)
正當清廷答應接受全部議和條件，準備擇日簽約的時候，十月十七日，事情又陡生變故：英國特使額爾金就“人質問題”提出了新的要求，聲稱巴夏禮等被俘人員遭“淩虐過嚴”，鑑於“圓明園所尚存的一切，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國人和法國人遭受極為殘酷折磨的地方，必須予以摧毀。”
十月十六日，是最後一批人質被遣返的日子。至此，清軍在九月十八日羈押的三十九名人質，已經全部遣返，其中一半人已經死去。具體數字是這樣的：英軍被羈押人員二十六人，活著回來十三人，死十三人；法軍方麵被羈押人員十三人，活著回來六人，死七人。其中包括一名英國《泰晤士報》隨軍記者。這件事大大激怒了日益驕橫的英法聯軍。從活著的人身上的傷痕以及他們的敘述來看，英法聯軍確信他們的外交人員受到了粗暴的對待。如果說幾天前，他們因為洗劫圓明園在良心上還有一點點不安的話，現在他們開始變得心安理得了，甚至認為他們自己幹得還不夠。
十月十七日晚，額爾金在交給恭親王的最後通牒裏，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但要批準“一八五八年條約”，還要為英國受害者賠償三十萬兩白銀撫恤賠款；法國特使葛羅也如法炮製，要求為法國受害者賠償二十萬兩白銀。至於圓明園，額爾金強調說，“全園餘物，將立即予以蕩平。此點無須親王殿下同意，因本軍統帥將立予執行。”
事實上，英法被俘人員被押解到北京以後，的確在提督府受到過看守官員的泄憤打罵。鮑源深在《補竹軒文集》中對俘虜之事曾有記載：“初四日（九月十八日），怡邸解夷酋巴夏禮等二十餘人到圓明園，交提督府下處派兵看守一夜，兵丁淩虐之。”刑部尚書趙光在其《自定年譜》中的記述，九月十八日，巴夏禮等人在通州被擒獲後，押赴圓明園，當天晚上關押在圓明園，第二天便被送進刑部南所、北所兩監，其他的被俘人員則直接由通州送押到順天府密雲、昌平等縣監獄關押。不過，在當時慣於對囚犯實施暴力的看守人員來說，這根本不算是一回事情，何況被虐待的又是一些到自己家門口來滋事的“醜陋洋夷”。
恭親王等王公大臣無論如何不會想到，俘虜問題在英法聯軍看來是這麽的重要，竟能成為再起禍端的藉口。在清廷看來，巴夏禮是俘虜中的首惡，他們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巴夏禮一人身上，因為意識到巴夏禮會對和談有用，清廷對巴夏禮實行了非常優待的政策。至於其他人，清廷則根本無暇顧及、亦無心顧及。
藉口當然不止這一個。總之，圓明園的最後命運就這樣決定了。
在焚毀圓明園的問題上，英法方麵的意見並不一致，為此，英法首腦之間曾經有過一番爭論。十月十六日，法國特使葛羅和軍隊統帥蒙托邦表示不同意焚毀圓明園，他們都認為焚燒圓明園非明智之舉，圓明園隻是一座未曾設防的“鄉村景點”，燒掉它未免過分，如果真要燒掉什麽的話，燒掉清政府最高權利機關——紫禁城，遠勝過燒掉一座皇帝用來尋歡作樂的園林；他們還認為，圓明園是清帝行幸的離宮，並未設防，也不是敵占區，焚毀它屬於無益的報復；另外，他們還擔心這樣做會“將使恭親王益增畏懼，不敢進行和議。”作為替代辦法，葛羅和蒙托邦建議焚毀北京紫禁城，並劫取裏麵的文物典籍，他們認為這樣做更有價值。
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意見恰恰相反。額爾金認為：圓明園是大清皇帝最為傾心的住所，他的三分之二時間都在這裏度過的，毀滅圓明園，是對皇帝一人的懲罰，是對他的尊嚴和感情最強有力的打擊，實則是“害最小而最可行之策。”這當然隻是表麵上的說辭。作為英國特使，額爾金在這個問題是算過一筆帳的：“若是單要求賠款，在這種擾亂的情形中，中國政府，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筆款項。其次，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和破壞和約的人們，一些可憐的屬員，也許要被呈獻出來，作為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國政府大約不能答應，更決不能實行。尋思推繹的結果，隻有毀壞圓明園，似乎是唯一的辦法，而這種懲罰，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與人民無關。”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圓明園內“幾乎所有貴重物品都已經被拿走，軍隊到那裏絕不是為了搶劫，而是通過一個莊嚴的補償行動，來表明它被可惡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惡和憤慨之情。”爭論到最後，額爾金堅持要焚燒圓明園，而法國方麵則決定不參與焚燒圓明園的行動。
額爾金焚燒圓明園的狂悖之舉是早有預謀的，他之所以這樣有恃無恐地施暴，實在是因為得到了英國國內當權者的支持。早在一八五九年英國公使第一次到北京換約時，英國政府就曾發出這樣的訓令：“中國政府願意外國公使駐北京，如遇任何妨礙，須不顧一切，完全達到北京換約的目的。”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大沽口戰敗之後，英國首相巴麥尊就曾給他的外交大臣寫信說：“此時我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摧毀清朝皇宮，然後撤回戰艦。”因此摧毀中國皇宮的主張，早已在泰晤士河兩岸傳開了。“我衷心高興，額爾金和格蘭特決定燒毀圓明園。”巴麥尊事後寫道，“以這種永久性標誌來表示我們對這些韃靼人的奸詐和殘暴的憤怒，是絕對必要的。如果北京皇宮遭遇同樣的命運，我會十分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