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以“中日友好”為重的中國人，在接待日本人訪華時，絕口不提蒙受日本侵略軍的屈辱和痛苦的回憶，也未在感情上流露出來。
對於中國人的寬宏大量、深切體諒，我們非常感激。然而，不論中國人是否保持緘默，作為日本人，無論是誰都不可能對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無動於衷。正因為如此，丸木夫婦才致力於需要非凡勇氣的艱巨工作，用繪畫形式，向日本群眾訴說在中國首都南京呈現的、由日本軍犯下的大屠殺事件的可怕情景，並終於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們逆流勇進，高舉了反戰的旗幟。
我之所以在十五年前就著手有關南京暴行的著述，也出於與丸木大婦同樣的思想。還有一種不甘落後的心理，認為要像丸木夫婦作為畫家而描繪出《南京大屠殺圖》那樣，身為歷史學家而寫下有關南京暴行的史書，則是我的責任。
現在，要由我們自己來揭露日本人過去所犯下的罪行，進行這項工作似有些別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公開復活。這裏，澄清一下軍閥對國民的錯誤領導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相，以資對戰爭的罪惡性作出反省，同時希望再次向中國人民表示道歉。這是筆者的一點心願，它使我有勇氣來改編自己的舊著。
※ ※ ※ ※ ※
中國人從“中日友好”的原則出發，對日本人絕口不提難以忘懷的仇恨。但是，中國人沒有忘記日本軍國主義者所遺留下來的慘重災難。中國有史以來的、那些不堪忍受的悲慘回憶不是沒有從中國人的頭腦中消失嗎？中國政府也一直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並通過電視、戲劇、電影或展覽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過去的罪惡，從不放鬆對人民的教育。
毋庸贅述，中國人對訪華的日本人所採取的那種體諒態度是中國政府的“中日友好”這一對日政策的體現。不過，我感到從去年起，或者從前幾年開始，似乎有跡象表明中國的對日政策有所修正。例如，香港進步電影工作者攝製的影片《未代皇帝溥儀》，一九八二年初在香港上映，獲得了圓滿成功。映片中所看到的有關日本軍暴行的原版片鏡頭，就是北京政府提供的日本軍拍攝的照片。從這一事實可見中國方麵的變化。
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化的急劇發展已經不能保持沉默了。為了“中日友好”而沉默也是有限度的。今年七月，以審定教科書問題為契機，中國發動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在宣傳活動中，對“南京大屠殺”的聲討尤為激烈。
歷時兩個月，使日中兩國外交關係發生動搖的教科書問題，日本方麵保證：因審定教科書問題而引起的歪曲侵華史實，“由政府負責糾正”。於是，這一問題大體上得到了解決。然而，中國當然不會就此收兵，他們對日本政府如何履行其提出的保證，正拭目以待。
教科書問題，猶如一把鐵錘落在日本人頭上。因為日本人似乎對中國人的寬宏大量忘乎所以，對中國人犯了罪的思想、曾加害於中國人的思想極其淡薄起來。但是，我不認為思想轉變是那麽輕而易舉的。不僅如此，在一部分民間電視台中有兩、三個節目主持入至今仍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每當考慮到電視的巨大影響時，不由產生一種令人吃驚之感。
在這種時候貿然出版給人以迎合時尚印象的書籍，我也不是沒有羞愧之心，我經反覆考慮之後，認為現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時候，於是我在人們的建議下，決定出版新著。
迄今為止，我就南京暴行問題寫過兩部著作和一部（兩冊）資料集。兩部著作是《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來社出版）和《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論》（一九七五年八月，現代史出版會出版）；資料集是日中戰爭史資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書房新社出版）。其中《南京事件》是對舊著《近代戰史之謎》（一九六七年，人物往來社出版）的有關部分加以增訂而成的。
在《南京事件》一書中，除收錄《南京暴行》（第八十三至二四六頁）一篇外，還收錄了《蘆溝橋事件的爆發》、《第二次上海事變的爆發》兩篇文章。《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論》一書，由《“砍殺百人比賽”是虛假報導嗎》（第十二至一三八頁）和《“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嗎》（列第一三九至二三四頁）兩部分組成。 在資料集《南京事件》1（第四一一頁）中收錄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方麵的有關資料；在資料《南京事件》2中，收譯了四篇英文資料（第三四六頁）。
我在編著本書時，從前麵所述的《南京事件》一書中採用了《南京暴行》的資料，從前麵所述的《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一書中採用了《“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嗎》的資料，並重新加以整理，從根本上作了增訂。
也許是因為發生了審定教科書問題吧，人們對所謂的“南京大屠殺”問題的關心有所增強，我分別從原出版單位接到重版舊著的要求，但我作為筆者，未同意不作修改就重版十年或七年之前的著作。幸好出版《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的現代史出版會同意了我重新編著的方針。在短時間內，我傾注全力撰寫此書，今天終於完成了這項工作。關於南京暴行，我很早就希望能夠留下一部舛誤較少的基本文獻，雖說這是一種奢望。現代史出版會的橋本進給了我實現這一願望的機會，對此我深表謝意。“
對於中國人的寬宏大量、深切體諒，我們非常感激。然而，不論中國人是否保持緘默，作為日本人，無論是誰都不可能對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無動於衷。正因為如此，丸木夫婦才致力於需要非凡勇氣的艱巨工作，用繪畫形式，向日本群眾訴說在中國首都南京呈現的、由日本軍犯下的大屠殺事件的可怕情景，並終於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們逆流勇進，高舉了反戰的旗幟。
我之所以在十五年前就著手有關南京暴行的著述，也出於與丸木大婦同樣的思想。還有一種不甘落後的心理，認為要像丸木夫婦作為畫家而描繪出《南京大屠殺圖》那樣，身為歷史學家而寫下有關南京暴行的史書，則是我的責任。
現在，要由我們自己來揭露日本人過去所犯下的罪行，進行這項工作似有些別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公開復活。這裏，澄清一下軍閥對國民的錯誤領導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相，以資對戰爭的罪惡性作出反省，同時希望再次向中國人民表示道歉。這是筆者的一點心願，它使我有勇氣來改編自己的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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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從“中日友好”的原則出發，對日本人絕口不提難以忘懷的仇恨。但是，中國人沒有忘記日本軍國主義者所遺留下來的慘重災難。中國有史以來的、那些不堪忍受的悲慘回憶不是沒有從中國人的頭腦中消失嗎？中國政府也一直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並通過電視、戲劇、電影或展覽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過去的罪惡，從不放鬆對人民的教育。
毋庸贅述，中國人對訪華的日本人所採取的那種體諒態度是中國政府的“中日友好”這一對日政策的體現。不過，我感到從去年起，或者從前幾年開始，似乎有跡象表明中國的對日政策有所修正。例如，香港進步電影工作者攝製的影片《未代皇帝溥儀》，一九八二年初在香港上映，獲得了圓滿成功。映片中所看到的有關日本軍暴行的原版片鏡頭，就是北京政府提供的日本軍拍攝的照片。從這一事實可見中國方麵的變化。
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化的急劇發展已經不能保持沉默了。為了“中日友好”而沉默也是有限度的。今年七月，以審定教科書問題為契機，中國發動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在宣傳活動中，對“南京大屠殺”的聲討尤為激烈。
歷時兩個月，使日中兩國外交關係發生動搖的教科書問題，日本方麵保證：因審定教科書問題而引起的歪曲侵華史實，“由政府負責糾正”。於是，這一問題大體上得到了解決。然而，中國當然不會就此收兵，他們對日本政府如何履行其提出的保證，正拭目以待。
教科書問題，猶如一把鐵錘落在日本人頭上。因為日本人似乎對中國人的寬宏大量忘乎所以，對中國人犯了罪的思想、曾加害於中國人的思想極其淡薄起來。但是，我不認為思想轉變是那麽輕而易舉的。不僅如此，在一部分民間電視台中有兩、三個節目主持入至今仍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每當考慮到電視的巨大影響時，不由產生一種令人吃驚之感。
在這種時候貿然出版給人以迎合時尚印象的書籍，我也不是沒有羞愧之心，我經反覆考慮之後，認為現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時候，於是我在人們的建議下，決定出版新著。
迄今為止，我就南京暴行問題寫過兩部著作和一部（兩冊）資料集。兩部著作是《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來社出版）和《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論》（一九七五年八月，現代史出版會出版）；資料集是日中戰爭史資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書房新社出版）。其中《南京事件》是對舊著《近代戰史之謎》（一九六七年，人物往來社出版）的有關部分加以增訂而成的。
在《南京事件》一書中，除收錄《南京暴行》（第八十三至二四六頁）一篇外，還收錄了《蘆溝橋事件的爆發》、《第二次上海事變的爆發》兩篇文章。《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論》一書，由《“砍殺百人比賽”是虛假報導嗎》（第十二至一三八頁）和《“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嗎》（列第一三九至二三四頁）兩部分組成。 在資料集《南京事件》1（第四一一頁）中收錄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方麵的有關資料；在資料《南京事件》2中，收譯了四篇英文資料（第三四六頁）。
我在編著本書時，從前麵所述的《南京事件》一書中採用了《南京暴行》的資料，從前麵所述的《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一書中採用了《“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嗎》的資料，並重新加以整理，從根本上作了增訂。
也許是因為發生了審定教科書問題吧，人們對所謂的“南京大屠殺”問題的關心有所增強，我分別從原出版單位接到重版舊著的要求，但我作為筆者，未同意不作修改就重版十年或七年之前的著作。幸好出版《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的現代史出版會同意了我重新編著的方針。在短時間內，我傾注全力撰寫此書，今天終於完成了這項工作。關於南京暴行，我很早就希望能夠留下一部舛誤較少的基本文獻，雖說這是一種奢望。現代史出版會的橋本進給了我實現這一願望的機會，對此我深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