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與南京大屠殺
山本七平說，要辯明“砍殺百人比賽”的報導是臆造出來的，南京事件是“無稽之談”，需要有很大勇氣。但是，我並不這樣認為，毋寧說恰恰相反。關於這一點，不妨比較一下鈴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公開出版時與本多勝一所著《中國之旅》公開出版時的情況。
本多勝一是《朝日新聞》的記者，他的《中國之旅》曾在該報連載。因此，這篇採訪報導的單行本由朝日新聞社出版局出版發行。可是，如果把出自別的筆者之手而題材相同的採訪報導送到該社，又將會如何呢？假定該採訪報導寫得相當出色，不亞於本多勝一的，出版局果真能決心出版發行嗎？那恐怕會被擱在一邊。不隻是朝日新聞社，我想，不妨說隻要是“第一流”出版社，都不會對這類原稿看上一眼的。
大出版社是如此，對於現有靠寫作生活的撰稿人來說，堅持加害者的觀點來談論日本軍暴行事件這樣的主題，則是最為忌諱的。對此，試舉南京暴行一例，不就顯而易見了？在占領南京後不久，除隨軍記者之外，作家、評論家等特派記者共有一百數十名撰稿人進入南京城。就以東京日日新聞社為例，大宅壯一、林芙美子和其他記者一起組成的四十名記者陣容進入了南京城。這些人或多或少地理應對發生在南京的今世活地獄有所耳聞目睹。這些撰稿人既有寫作能力，又有發表的場所。可是，在什麽都可以說的戰後，他們中間究竟有幾個人將他們所親眼目睹的、親身經歷過的感受用筆寫出來呢？就我所知，隻有兩個人，一個是前朝日新聞社記者今井正剛，另一個是前每日新聞社記者鈴木二郎。就連那個喋喋不休的大宅壯一，最終也沒有講出其親眼目睹的關於南京暴行的真相，而與世長辭了。不過，一九六六年成立了十分失禮的“大宅考察組”，訪問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那時，大宅壯一在當地召開的座談會上隻說了這麽一句話：“我認為，在入城前後，或到入城為止，曾有過大規模的屠殺，這是事實。殺害了三十萬人啦，燒毀了三分之一的建築物啦，雖然這些數字有點不可信。但是，我作為一個目擊者，也可以絕對有把握地說，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屠殺”（《大宅考察組訪問中共的報告》，載《每日周刊》臨時增刊）。稍後進入南京城的雜誌社派遣的某著名作家，據說於戰敗後不久，曾在某報紙上登載了一大版有關報導。但是，現在那位作家似乎也“無‘執筆的’記憶”了。寫南京事件依然是撰稿人所忌諱的主題。
對此，鈴木明怎麽樣呢？他所寫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卻由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發行，更有甚者，竟獲得了由那個出版社提供獎金的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
山本七平感慨地說，在《朝日新聞》報導“殺人比賽”時的那種集體的歇斯底裏的情況下，鈴木明卻獨自一人毅然決然地評論說“砍殺百人比賽”的報導是臆造出來的，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一個異乎尋常的親身經歷者的偏見》，第八十六頁）。“勇士”不僅僅是鈴木明一個人，“伊賽亞·本·達桑”這個來歷不明的人業已自報家門了。不久，山本七平自己也成了一位“勇士”。
當然，鈴木明或山本七平也許從各地收到了幾封恐嚇信。不過，左翼的恐嚇等是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如果與本多勝一在連載《中國之旅》時所受到的威脅相比，這幾封恐嚇信更是小巫見大巫了。敢於麵對撰稿人所忌諱的主題，以日本人來揭露日本人，要知道這需要多麽大的勇氣，不妨看一下前記者鈴木二郎在撰寫《我目睹了那次“南京的悲劇”》時的感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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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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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日中友好協會的要求，我曾給該會機關報《日本與中國》周刊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那一期寫了文章寄去，題為《人人展〈南京大屠殺圖〉觀後》。這幅《南京大屠殺圖》是丸木位裏和丸木俊子夫婦於去年三月繪製完成的，這幅畫高四米，寬八米，是件巨幅作品。他們曾完成了組畫《原子彈災害圖》十四幅。這幅《南京大屠殺圖》從埼玉縣東鬆山市的丸木美術館運來上野之森，首次在東京市民麵前展出。
拙稿一經刊登，立即有一位從事日中友好運動的青年朋友寄來明信片。在明信片中，他向我指出了一、兩處在我的文章中需要訂正的地方，並說該報刊登此文，非同尋常，因為過去報紙有一種傾向，很少報導這類問題，因而感到新鮮。經他這樣一說，我才注意到，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雖出版過幾本著作和論文集，但除《日中》雜誌外，在日中友好方麵以及研究中國的團體的機關報、雜誌上一次也未曾介紹過此類書籍和發表過書評。
我不會由於自己的著作為朋友們所忽視乃至敬而遠之而斤斤計較，但我總覺得這與中國方麵的態度有關。丸水位裏曾對前去丸木美術館訪問的曾根正哉就《南京大屠殺圖》一畫這樣說：“這是日本人畫的東西……曾經製造悲劇、到處破壞的我們……我們日本方麵的我們……中國人決不會歡迎，也不會高興。我想，這一點你也是知道的。“（載《日本與中國》，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號）
山本七平說，要辯明“砍殺百人比賽”的報導是臆造出來的，南京事件是“無稽之談”，需要有很大勇氣。但是，我並不這樣認為，毋寧說恰恰相反。關於這一點，不妨比較一下鈴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公開出版時與本多勝一所著《中國之旅》公開出版時的情況。
本多勝一是《朝日新聞》的記者，他的《中國之旅》曾在該報連載。因此，這篇採訪報導的單行本由朝日新聞社出版局出版發行。可是，如果把出自別的筆者之手而題材相同的採訪報導送到該社，又將會如何呢？假定該採訪報導寫得相當出色，不亞於本多勝一的，出版局果真能決心出版發行嗎？那恐怕會被擱在一邊。不隻是朝日新聞社，我想，不妨說隻要是“第一流”出版社，都不會對這類原稿看上一眼的。
大出版社是如此，對於現有靠寫作生活的撰稿人來說，堅持加害者的觀點來談論日本軍暴行事件這樣的主題，則是最為忌諱的。對此，試舉南京暴行一例，不就顯而易見了？在占領南京後不久，除隨軍記者之外，作家、評論家等特派記者共有一百數十名撰稿人進入南京城。就以東京日日新聞社為例，大宅壯一、林芙美子和其他記者一起組成的四十名記者陣容進入了南京城。這些人或多或少地理應對發生在南京的今世活地獄有所耳聞目睹。這些撰稿人既有寫作能力，又有發表的場所。可是，在什麽都可以說的戰後，他們中間究竟有幾個人將他們所親眼目睹的、親身經歷過的感受用筆寫出來呢？就我所知，隻有兩個人，一個是前朝日新聞社記者今井正剛，另一個是前每日新聞社記者鈴木二郎。就連那個喋喋不休的大宅壯一，最終也沒有講出其親眼目睹的關於南京暴行的真相，而與世長辭了。不過，一九六六年成立了十分失禮的“大宅考察組”，訪問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那時，大宅壯一在當地召開的座談會上隻說了這麽一句話：“我認為，在入城前後，或到入城為止，曾有過大規模的屠殺，這是事實。殺害了三十萬人啦，燒毀了三分之一的建築物啦，雖然這些數字有點不可信。但是，我作為一個目擊者，也可以絕對有把握地說，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屠殺”（《大宅考察組訪問中共的報告》，載《每日周刊》臨時增刊）。稍後進入南京城的雜誌社派遣的某著名作家，據說於戰敗後不久，曾在某報紙上登載了一大版有關報導。但是，現在那位作家似乎也“無‘執筆的’記憶”了。寫南京事件依然是撰稿人所忌諱的主題。
對此，鈴木明怎麽樣呢？他所寫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卻由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發行，更有甚者，竟獲得了由那個出版社提供獎金的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
山本七平感慨地說，在《朝日新聞》報導“殺人比賽”時的那種集體的歇斯底裏的情況下，鈴木明卻獨自一人毅然決然地評論說“砍殺百人比賽”的報導是臆造出來的，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一個異乎尋常的親身經歷者的偏見》，第八十六頁）。“勇士”不僅僅是鈴木明一個人，“伊賽亞·本·達桑”這個來歷不明的人業已自報家門了。不久，山本七平自己也成了一位“勇士”。
當然，鈴木明或山本七平也許從各地收到了幾封恐嚇信。不過，左翼的恐嚇等是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如果與本多勝一在連載《中國之旅》時所受到的威脅相比，這幾封恐嚇信更是小巫見大巫了。敢於麵對撰稿人所忌諱的主題，以日本人來揭露日本人，要知道這需要多麽大的勇氣，不妨看一下前記者鈴木二郎在撰寫《我目睹了那次“南京的悲劇”》時的感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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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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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日中友好協會的要求，我曾給該會機關報《日本與中國》周刊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那一期寫了文章寄去，題為《人人展〈南京大屠殺圖〉觀後》。這幅《南京大屠殺圖》是丸木位裏和丸木俊子夫婦於去年三月繪製完成的，這幅畫高四米，寬八米，是件巨幅作品。他們曾完成了組畫《原子彈災害圖》十四幅。這幅《南京大屠殺圖》從埼玉縣東鬆山市的丸木美術館運來上野之森，首次在東京市民麵前展出。
拙稿一經刊登，立即有一位從事日中友好運動的青年朋友寄來明信片。在明信片中，他向我指出了一、兩處在我的文章中需要訂正的地方，並說該報刊登此文，非同尋常，因為過去報紙有一種傾向，很少報導這類問題，因而感到新鮮。經他這樣一說，我才注意到，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雖出版過幾本著作和論文集，但除《日中》雜誌外，在日中友好方麵以及研究中國的團體的機關報、雜誌上一次也未曾介紹過此類書籍和發表過書評。
我不會由於自己的著作為朋友們所忽視乃至敬而遠之而斤斤計較，但我總覺得這與中國方麵的態度有關。丸水位裏曾對前去丸木美術館訪問的曾根正哉就《南京大屠殺圖》一畫這樣說：“這是日本人畫的東西……曾經製造悲劇、到處破壞的我們……我們日本方麵的我們……中國人決不會歡迎，也不會高興。我想，這一點你也是知道的。“（載《日本與中國》，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