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鈴木明認為這次調查是“極為精確”的調查，但另一方麵，他又說“這些數字在調查方法及其他方麵有多大的正確性，現在無法斷定”。但是，鈴木不相信掩埋隊處理屍體的數目，卻斷言：“僅就這起‘南京事件’而言，這是唯一重要的數字。”
是不是“唯一重要的數字”暫且不論，就連那史邁思教授也意識到由此推算而得出的市民犧牲的人數太少了。於是，史邊思教授在報告中註明，根據城內外掩埋的情況謹慎推算，結果表明有一萬二千名市民遭到屠殺。關於一萬二千名這一數目，同是金陵大學的貝茨博士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上作證說：“史邁思教授和我經過種種調查和觀察，結果得出一致結論，即：在我們確切所知範圍內，城內包括男女和兒童在內的非戰鬥人員有一萬二千人遭到殺害。”不過，這一萬二千人僅限於在“安全地帶及其附近地區”調查所得的數字。貝茨博士進一步作證說：“市內其他地區還有許多人遭到殺害，而我們無法調查這些人數。而且，在市區外被殺害的人也相當多。我前麵所說的，不包括屠殺中國兵，也不包括屠殺曾經當過兵的幾萬中國人。”（《遠速》，第三十六號，載前引資料集1，第四十九頁）
可想而知，這次南京地區戰爭受害情況的調查，在南京事件構成起訴原因而進行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毋寧說是有利於被告的證據。但是，辯護方麵最終沒有將這份報告作為書麵證據提出來。我想，這可能是因為連辯護方麵也對這份資料所示數字的可靠性表示懷疑。在《南京地區戰爭受害情況》中所統計的有關死者的數字，不能照用， 這在本書第一編第6節《關於犧牲人數的估計》中已有詳盡的敘述，故在此不再重複。然而，一段時間來沒有提到南京事件的鈴木明，卻又打破了沉默，在一九八二年十月號的《文藝春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敬告〈人民日報〉總編閣下》。他在文章中重又提出了在史邁思的調查報告中所見到的受害市民人數的統計。當然，他一句也沒有提及我對該調查報告所作的批判。對於他，隻能將他定為是一個“企圖矇騙不太明了事實的讀者” 的人物（參照本書第二編第1節中的《對批判未予答覆的鈴木明和山本兩人》）。
馬吉牧師的批判當否？
田伯烈所著《日軍在華暴行》（中譯本題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在書後附有“難民委員會對日本提出的抗議書”，列舉了四百二十八起（正確地說應是四百四十四起。——洞富雄注）日本軍的暴行事件。鈴木明說，根據這些報告來看，在占領南京後的六十天左右時間內，他們所能知道的強姦事件約有八十起（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一五頁）。不過，田伯烈在其書後附錄的，自然不是國際委員會所列舉的日本軍暴行的全部事件，實際上隻不過是四百四十四起中的一百三十起左右而已。因此，可以把八十起強姦事件視為這一百三十起左右中的一部分。
此外，鈴木明還說：“馬吉牧師的證詞抽象而誇張地解釋了這份記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關於日本軍暴行的報告），不具體。馬吉牧師在信中說：‘十六日有一千名婦女被強姦。’但在《難民委員會記錄》中關於十六日那天的報告寫的是受害人數充其量總共隻有十二名”（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四八頁）。鈴木明所說的馬吉牧師的信，就是田伯烈在書中所引用的、馬吉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日記體的信。鈴木明所依據的是從該書中譯本翻譯過來的轉譯本，其中說：“昨天（十六日。——洞富雄注）白天和夜裏遭到強姦的婦女至少在千人以上。”但是在馬吉牧師的信中，此處應正確譯為“自昨晚到今天（十七日。——洞富雄注）白天，有一千名婦女被強姦”（前引資料集2，第三十四頁）。
鈴木明把十六日的受害人數充其量定為十二人，這自然是根據《南京安全區檔案》定出來的。不過，正確地應當說這是一起由八個以上軍官和士兵所強姦的超過七名婦女的案件。因此，應把“充其量總共隻有十二名”改為“至少也有十二名”。此外，我還想提請注意該委員會所報告的一個事實：在廣東路某處，從十三日至十七日，有三十多名婦女被強姦。根據南京安全區檔案，，第二天即十七日還有三十四名（十七起）婦女被強姦。除此而外，大學對麵和第二條馬路，各處都有人被強姦，而且在五台山小學也有許多人被強姦。
然而，這隻是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記錄中所看到的，不能認為是在安全區發生的強姦事件的全部。馬吉牧師在其上述信中，又就十六日那天的強姦事件寫道：
“從那天早晨起似乎就有人來報告強姦事件。即使在我們熟悉的人們當中，亦有一百多名婦女被日本兵強行帶走，其中十七人是大學圖書館的職員。但在自己家裏被強姦的人肯定要多幾倍” （前引書2，第三十三頁）。而且，前麵所說的貝茨博士是當時管理金陵大學的負責人，該校收容了三萬名難民。他和安全區委員會分別每天向日本人使館報告在其管轄範圍內所發生的日本軍的暴行事件。他後來還作為證人出席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當時曾就十六、十七日所發生的強姦事件作證說：“我曾報告，十二月十六日，日本軍從南京大學帶走了許多婦女，而且又於第二天報告說，前一天晚上日本軍強姦了三十名婦女。在十二月十七日向日本官憲報告說：‘你所見之處以及你的鄰居所見之處，正在繼續發生令人可怕的殘酷行為。’我於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又報告了前一天晚上發生在南京大學（金陵大學。——洞富雄注）校園內六座建築物裏持續進行的強姦事件。”（前引書2，第五十三頁）
是不是“唯一重要的數字”暫且不論，就連那史邁思教授也意識到由此推算而得出的市民犧牲的人數太少了。於是，史邊思教授在報告中註明，根據城內外掩埋的情況謹慎推算，結果表明有一萬二千名市民遭到屠殺。關於一萬二千名這一數目，同是金陵大學的貝茨博士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上作證說：“史邁思教授和我經過種種調查和觀察，結果得出一致結論，即：在我們確切所知範圍內，城內包括男女和兒童在內的非戰鬥人員有一萬二千人遭到殺害。”不過，這一萬二千人僅限於在“安全地帶及其附近地區”調查所得的數字。貝茨博士進一步作證說：“市內其他地區還有許多人遭到殺害，而我們無法調查這些人數。而且，在市區外被殺害的人也相當多。我前麵所說的，不包括屠殺中國兵，也不包括屠殺曾經當過兵的幾萬中國人。”（《遠速》，第三十六號，載前引資料集1，第四十九頁）
可想而知，這次南京地區戰爭受害情況的調查，在南京事件構成起訴原因而進行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毋寧說是有利於被告的證據。但是，辯護方麵最終沒有將這份報告作為書麵證據提出來。我想，這可能是因為連辯護方麵也對這份資料所示數字的可靠性表示懷疑。在《南京地區戰爭受害情況》中所統計的有關死者的數字，不能照用， 這在本書第一編第6節《關於犧牲人數的估計》中已有詳盡的敘述，故在此不再重複。然而，一段時間來沒有提到南京事件的鈴木明，卻又打破了沉默，在一九八二年十月號的《文藝春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敬告〈人民日報〉總編閣下》。他在文章中重又提出了在史邁思的調查報告中所見到的受害市民人數的統計。當然，他一句也沒有提及我對該調查報告所作的批判。對於他，隻能將他定為是一個“企圖矇騙不太明了事實的讀者” 的人物（參照本書第二編第1節中的《對批判未予答覆的鈴木明和山本兩人》）。
馬吉牧師的批判當否？
田伯烈所著《日軍在華暴行》（中譯本題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在書後附有“難民委員會對日本提出的抗議書”，列舉了四百二十八起（正確地說應是四百四十四起。——洞富雄注）日本軍的暴行事件。鈴木明說，根據這些報告來看，在占領南京後的六十天左右時間內，他們所能知道的強姦事件約有八十起（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一五頁）。不過，田伯烈在其書後附錄的，自然不是國際委員會所列舉的日本軍暴行的全部事件，實際上隻不過是四百四十四起中的一百三十起左右而已。因此，可以把八十起強姦事件視為這一百三十起左右中的一部分。
此外，鈴木明還說：“馬吉牧師的證詞抽象而誇張地解釋了這份記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關於日本軍暴行的報告），不具體。馬吉牧師在信中說：‘十六日有一千名婦女被強姦。’但在《難民委員會記錄》中關於十六日那天的報告寫的是受害人數充其量總共隻有十二名”（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四八頁）。鈴木明所說的馬吉牧師的信，就是田伯烈在書中所引用的、馬吉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日記體的信。鈴木明所依據的是從該書中譯本翻譯過來的轉譯本，其中說：“昨天（十六日。——洞富雄注）白天和夜裏遭到強姦的婦女至少在千人以上。”但是在馬吉牧師的信中，此處應正確譯為“自昨晚到今天（十七日。——洞富雄注）白天，有一千名婦女被強姦”（前引資料集2，第三十四頁）。
鈴木明把十六日的受害人數充其量定為十二人，這自然是根據《南京安全區檔案》定出來的。不過，正確地應當說這是一起由八個以上軍官和士兵所強姦的超過七名婦女的案件。因此，應把“充其量總共隻有十二名”改為“至少也有十二名”。此外，我還想提請注意該委員會所報告的一個事實：在廣東路某處，從十三日至十七日，有三十多名婦女被強姦。根據南京安全區檔案，，第二天即十七日還有三十四名（十七起）婦女被強姦。除此而外，大學對麵和第二條馬路，各處都有人被強姦，而且在五台山小學也有許多人被強姦。
然而，這隻是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記錄中所看到的，不能認為是在安全區發生的強姦事件的全部。馬吉牧師在其上述信中，又就十六日那天的強姦事件寫道：
“從那天早晨起似乎就有人來報告強姦事件。即使在我們熟悉的人們當中，亦有一百多名婦女被日本兵強行帶走，其中十七人是大學圖書館的職員。但在自己家裏被強姦的人肯定要多幾倍” （前引書2，第三十三頁）。而且，前麵所說的貝茨博士是當時管理金陵大學的負責人，該校收容了三萬名難民。他和安全區委員會分別每天向日本人使館報告在其管轄範圍內所發生的日本軍的暴行事件。他後來還作為證人出席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當時曾就十六、十七日所發生的強姦事件作證說：“我曾報告，十二月十六日，日本軍從南京大學帶走了許多婦女，而且又於第二天報告說，前一天晚上日本軍強姦了三十名婦女。在十二月十七日向日本官憲報告說：‘你所見之處以及你的鄰居所見之處，正在繼續發生令人可怕的殘酷行為。’我於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又報告了前一天晚上發生在南京大學（金陵大學。——洞富雄注）校園內六座建築物裏持續進行的強姦事件。”（前引書2，第五十三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