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日兩天屠殺的結果，馬路變成了血的馬路、血的洞窟（前引《訪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第七至八頁）。
聽了汪良所說的關於南京事件的大概情況後，第二天，團員之一的山岡繁在汪良的陪同下訪問了屠殺的現場，關於上麵提到的“兩條血路”，也聽到了這樣一種傳聞：“當時，從城外擁進來的十多萬群眾都擠在馬路上。日本軍沖入中華門後，看到有人走動就開槍，同時從中山南路一直北上。馬路為屍體所掩沒。第二天，坦克部隊也開到馬路上來。履帶壓過了橫在馬路上的屍體……馬路上血流成河，形成了兩條血路。據說，在這兩條馬路上，被殺害的人實在太多了，多得難以計數。”（前引書，第十五至十六頁）
據汪良的說法，似乎坦克入城是在十四日，其實，從中山門開入城內的坦克，早在十三日夜就參與了掃蕩戰。第十六師團所屬第三十五聯隊第一大隊副渡邊年應財務中尉在其十三日那天所記的日記中這樣寫著：“晚上八時，走進宿舍。為掃蕩殘敵，外麵槍聲、坦克聲震耳欲聾。”（高崎隆治：《建立在沙灘上的幕後活動》，載本多勝一編：《筆桿子的陰謀》，第一四八頁）
“血路”，不像汪良所說的那樣隻有兩條。《東京日日新聞》特派記者鈴木二郎曾在（日本軍）入城後第三天——十五日離開南京，他也親眼看到從偏東的南門——光華門——到中山東路朝北的馬路上所發生的悲慘情景，並描述如下：
通向光華門的馬路兩側都是長長的壕溝，裏麵填滿了燒得焦爛不堪的
屍體，鋪在馬路上的許多木頭下麵，也有屍體，手腳飛出在外，活像一幅
今世的地獄圖。
我看到坦克發出履帶的轉動聲，無情地壓在上麵飛馳而過。屍體的臭
氣和硝煙瀰漫的臭氣一起散發出來，猶如置身於焦熱的地獄、血池的地獄，
以至於有了一種錯覺，好像已經站到“獄卒”的立場上了（《我目擊了那
次南京的悲劇》，載《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號：《日中戰爭全貌》）。
對鈴木二郎這番目擊者的談話，山本七平持有異論，而筆者對山本論點的批判則在第二編第3節，希讀者閱讀。
汪良的證詞說，死在中山路（南路和北路）和中央路上的中國軍民達數萬人，也許有人認為這有些誇張。但是，從日本方麵的資料看來，未必如此。
例如，第九師團的一部分聯隊是於十三日從城東的中山門入城的，在《第九師團作戰經過概況》（昭和十三年一月，該師團參謀部編寫）中，就其在城內的掃蕩情況敘述如下：“爾後，師團以右翼聯隊為主力，在城內進行掃蕩，殲滅了殘兵敗卒七千多”（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第二三三頁）。僅一個師團就獲得了這樣的“戰果”。更何況，在上述七千人中也可能包括不少非戰鬥人員。
※ ※ ※
再介紹一個人的談話，他在日本軍入城時進行掃蕩戰後，曾親眼目睹了驚人的悲慘情景。
前麵提到的《野戰郵政旗》的作者佐佐木元勝是在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即第二天舉行入城式前到達南京的。南京陷落三天後，在南京馬路上仍可看到當時的悲慘情景。佐佐木對這種情景是這樣敘述的：“在這條馬路上，從軍政部到海軍部的數町（日本舊時的長度單位， 一町約合109米——譯者）之間，有跡象表明當時有人發出過可怕的求救的慘叫聲。屍體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槍、鋼盔、衣服等亂七八糟地丟在地上，可以想見，當時有一、兩萬中國兵在這裏被槍殺。其中好像也有脫去軍裝而換上了便衣的中國兵。”（上冊，第二一六頁）
當時，擔任慈善團體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的許傳音，負責處理遺棄屍體的掩埋工作。他曾到庭出席遠東國際軍事審判，也就南京陷落後第三天驅車視察南京市區的情況提供了如下證詞：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陸軍軍官的同意，在帶領日本兵的條件下，曾穿
過市內。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大致統計在路上或在家中已經死去或即將死去
的人數。我看到到處都躺著屍體，其中有的已經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這
些躺著的被害者的屍體仍保持著當時被殺害時的模樣。有的身子蜷曲，有
的卻伸開兩腿。這些都是聽任日本兵擺布的，我目擊了當時日本兵的所作
所為。我曾在一條主要馬路上點過屍體的數目，當在馬路兩邊點到五百具
左右屍體時，感到實在無法再點下去，就作罷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
—南市和北部、東部、西部都曾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況……當時，在南京
市內沒有中國軍隊，我所看到的屍體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
沒有一個穿軍裝的（《遠速》，三十五號，載前引資料集1，第二十五頁）。
金陵大學的貝茨博士（dr. m. s. bates） 也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上就上述悲慘情景提供了如下證詞：
日本軍入城後，幾天內，在我家附近的路邊，到處都是被槍殺的老百
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第七至八頁）。
聽了汪良所說的關於南京事件的大概情況後，第二天，團員之一的山岡繁在汪良的陪同下訪問了屠殺的現場，關於上麵提到的“兩條血路”，也聽到了這樣一種傳聞：“當時，從城外擁進來的十多萬群眾都擠在馬路上。日本軍沖入中華門後，看到有人走動就開槍，同時從中山南路一直北上。馬路為屍體所掩沒。第二天，坦克部隊也開到馬路上來。履帶壓過了橫在馬路上的屍體……馬路上血流成河，形成了兩條血路。據說，在這兩條馬路上，被殺害的人實在太多了，多得難以計數。”（前引書，第十五至十六頁）
據汪良的說法，似乎坦克入城是在十四日，其實，從中山門開入城內的坦克，早在十三日夜就參與了掃蕩戰。第十六師團所屬第三十五聯隊第一大隊副渡邊年應財務中尉在其十三日那天所記的日記中這樣寫著：“晚上八時，走進宿舍。為掃蕩殘敵，外麵槍聲、坦克聲震耳欲聾。”（高崎隆治：《建立在沙灘上的幕後活動》，載本多勝一編：《筆桿子的陰謀》，第一四八頁）
“血路”，不像汪良所說的那樣隻有兩條。《東京日日新聞》特派記者鈴木二郎曾在（日本軍）入城後第三天——十五日離開南京，他也親眼看到從偏東的南門——光華門——到中山東路朝北的馬路上所發生的悲慘情景，並描述如下：
通向光華門的馬路兩側都是長長的壕溝，裏麵填滿了燒得焦爛不堪的
屍體，鋪在馬路上的許多木頭下麵，也有屍體，手腳飛出在外，活像一幅
今世的地獄圖。
我看到坦克發出履帶的轉動聲，無情地壓在上麵飛馳而過。屍體的臭
氣和硝煙瀰漫的臭氣一起散發出來，猶如置身於焦熱的地獄、血池的地獄，
以至於有了一種錯覺，好像已經站到“獄卒”的立場上了（《我目擊了那
次南京的悲劇》，載《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號：《日中戰爭全貌》）。
對鈴木二郎這番目擊者的談話，山本七平持有異論，而筆者對山本論點的批判則在第二編第3節，希讀者閱讀。
汪良的證詞說，死在中山路（南路和北路）和中央路上的中國軍民達數萬人，也許有人認為這有些誇張。但是，從日本方麵的資料看來，未必如此。
例如，第九師團的一部分聯隊是於十三日從城東的中山門入城的，在《第九師團作戰經過概況》（昭和十三年一月，該師團參謀部編寫）中，就其在城內的掃蕩情況敘述如下：“爾後，師團以右翼聯隊為主力，在城內進行掃蕩，殲滅了殘兵敗卒七千多”（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第二三三頁）。僅一個師團就獲得了這樣的“戰果”。更何況，在上述七千人中也可能包括不少非戰鬥人員。
※ ※ ※
再介紹一個人的談話，他在日本軍入城時進行掃蕩戰後，曾親眼目睹了驚人的悲慘情景。
前麵提到的《野戰郵政旗》的作者佐佐木元勝是在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即第二天舉行入城式前到達南京的。南京陷落三天後，在南京馬路上仍可看到當時的悲慘情景。佐佐木對這種情景是這樣敘述的：“在這條馬路上，從軍政部到海軍部的數町（日本舊時的長度單位， 一町約合109米——譯者）之間，有跡象表明當時有人發出過可怕的求救的慘叫聲。屍體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槍、鋼盔、衣服等亂七八糟地丟在地上，可以想見，當時有一、兩萬中國兵在這裏被槍殺。其中好像也有脫去軍裝而換上了便衣的中國兵。”（上冊，第二一六頁）
當時，擔任慈善團體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的許傳音，負責處理遺棄屍體的掩埋工作。他曾到庭出席遠東國際軍事審判，也就南京陷落後第三天驅車視察南京市區的情況提供了如下證詞：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陸軍軍官的同意，在帶領日本兵的條件下，曾穿
過市內。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大致統計在路上或在家中已經死去或即將死去
的人數。我看到到處都躺著屍體，其中有的已經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這
些躺著的被害者的屍體仍保持著當時被殺害時的模樣。有的身子蜷曲，有
的卻伸開兩腿。這些都是聽任日本兵擺布的，我目擊了當時日本兵的所作
所為。我曾在一條主要馬路上點過屍體的數目，當在馬路兩邊點到五百具
左右屍體時，感到實在無法再點下去，就作罷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
—南市和北部、東部、西部都曾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況……當時，在南京
市內沒有中國軍隊，我所看到的屍體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
沒有一個穿軍裝的（《遠速》，三十五號，載前引資料集1，第二十五頁）。
金陵大學的貝茨博士（dr. m. s. bates） 也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上就上述悲慘情景提供了如下證詞：
日本軍入城後，幾天內，在我家附近的路邊，到處都是被槍殺的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