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函收悉…關於德國將軍沃爾夫和亞歷山大元帥的司令部軍官們在伯爾尼舉行談判一事，我應奉告貴大使，蘇聯政府認為此事不是誤會，而是比誤會更令人不愉快的事。
從您3月12日來函以及隨函寄來的亞歷山大元帥3月11日致聯合司令部的電報可以看出，德國將軍沃爾夫及其隨行人員已抵達伯爾尼，同其美聯軍指揮部的代表商談德國駐義大利北部軍隊投降事宜。當蘇聯政府聲明指出蘇軍指揮部代表有必要出席這種談判時，竟遭到對方無理拒絕。
由此可見，在伯爾尼，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裏，以德軍指揮部代表為一方，以英美聯軍指揮部代表為另一方，正在背著承受了對德戰爭的主要負擔的蘇聯進行談判。蘇聯政府認為，這是完全不能容許的…
維·莫洛托夫
作者：[蘇]尤裏安·謝苗諾夫
（本書資料收集於網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xinty665免費製作
第七節
施蒂爾裏茨報告了沃爾夫和杜勒斯會談的詳情之後，鮑曼的反應是出人意料的。他感到喜悅，這種喜悅又帶有一種復仇心理。作為一個善於分析問題的人，他能夠理解，他這種喜悅心情很像愛吃醋的容顏漸老的女人所特有的那種嫉妒心。
鮑曼相信精神療法。他幾乎從來不吃藥。他生病時就把衣服脫光，強迫自己進入恍慘狀態，然後把一股意誌力集中幹身體上生病的部位。他用這種方法可以在一天之內治癒濾泡性咽呷炎；息了感冒他也支持著，從不躺下。他善於醫治自己的嫉妒心，克製內心的憂傷，誰也不曾知道，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患有憂鬱症，發作起來非常可怕。他同樣善於醫治自己這種突然爆發的不體麵的喜悅。
“我是鮑曼，”黨務辦公廳主任拿起話筒說，“您好，卡爾登勃魯納，請您到我這裏來一趟，立刻就來。”
“是的，”鮑曼繼續想道，“應該慎重行事，這件事通過卡爾登勃魯納去辦。但我對卡爾登勃魯納什麽話也不說。我隻是請求他再次把沃爾夫召回柏林。我可以對卡爾登勃魯納說，據我得到的情報，沃爾夫背叛了帝國元首的事業。我請求他不要把此事透露給我的朋友希姆萊，以免他那空虛的心靈遭受刺激。我命令卡爾登勃魯納把沃爾夫拘禁起來，強迫他說出真情。等到沃爾夫招供之後，把他的供詞記錄下來，由卡爾登勃魯納親自把供詞放到我的桌子上，我再把這份供詞拿給元首看，那時希姆萊就完蛋了。那時就隻有我一個人留在元首身邊。戈培爾是個歇斯底裏病患者，他算不了什麽，以後我知道的情況他就不知道了。他有許多思想，但是沒有錢。我要把他的思想和黨的錢財統統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不會重複他們的錯誤，因為未來的勝利是屬於我的。”
像任何一個在元首領導下效勞多年的機關工作人員一樣，鮑曼在思想方法上經常犯“個錯誤：他認為自己是萬能’偽，什麽事都難不住他，他認為自己對一切事物的理解力遠遠超過了他的對手們。鮑曼認為自己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組織者，他瞧不起那些具體而瑣碎的工作。總之，他對構成“職業化”概念的一切東西抱蔑視態度。
他在這一點上吃了虧，不言而喻，卡爾登勃魯納沒有向希姆萊透露任何消息，因為這是帝國黨務辦公廳主任的命令。他再次命令立刻把卡爾·沃爾夫從義大利召回柏林。在龐大的帝國中央保安局機關內部，什麽事也逃不過繆勒和施倫堡的密切監視。卡爾登勃魯納手下的一名無線電報務員早已被施倫堡的人收買，此人把發往義大利的絕密電報的內容報告了不公開的上司。“監督沃爾夫飛回柏林。”施倫堡明白了：情況緊急！後來發生的事情要簡單一些，因為諜報機關要弄清沃爾夫飛抵柏林的準確日期並不困難。那一天，在傑姆佩爾霍夫機場上，有兩輛汽車等候著他。一輛是帶有裝甲的囚車，車裏坐著蓋世太保地下監獄的三名暴徒。而另一輛汽車裏坐著黨衛隊支隊長兼政治偵察局局長瓦爾特·施倫堡。於是，三名表情呆板的黑衣暴徒和文雅、漂亮、風度翩翩的施倫堡（他故意在這一場合穿上精緻的將軍服）一起向飛機舷梯走去。這時舷梯已靠在“道爾尼耶”號飛機的客艙門口，暴徒們還沒有來得及拿出手槍，施倫堡的強壯的手指已緊緊握住沃爾夫那雙冰涼的手。
在這種情況下，獄卒們不敢冒險逮捕沃爾夫，隻是嚴密監視施倫堡的汽車開往何處。施倫堡把黨衛隊高級總隊長沃爾夫送到弗格利亞恩將軍的住所。弗格利亞恩是希姆萊派駐元首大本營的私人代表，此時希姆萊已經趕到他的住所，但是並非這一原因阻止了鮑曼的進攻，而是另一個情況阻止了他：弗格利亞恩同埃娃·布朗的妹妹結了婚，因此他便成了希特勒的直係親屬。元首在吃茶的時候甚至稱呼他“我親愛的連襟兄弟”……
希姆萊把收音機開到最大音量，然後向沃爾夫大聲喊道：“您把整個行動搞砸鍋了，把我置於挨打的地位，您明白這一點嗎？！鮑曼和卡爾登勃魯納是怎麽得知你們談判的消息的？！那個壞蛋繆勒的密探怎麽把情報摸得一清二楚？！”
施倫堡等著希姆萊大喊大叫一通之後，才十分平靜地低聲對他說：“元帥，您大概記得吧，這件事的全部細節都是我一手安排的。我已把此事的掩蓋工作安排妥當。我為沃爾夫編好了一個假履歷，我就說他已打入陰謀分子內部，這些陰謀分子的確正在伯爾尼尋找單獨覯和的途徑。在這裏我們可以把全部細節討論一下。現在我口授，由沃爾夫向您寫一份有關我們黨衛隊的偵察機關揭露他們同美國人進行秘密談判的報告。”
從您3月12日來函以及隨函寄來的亞歷山大元帥3月11日致聯合司令部的電報可以看出，德國將軍沃爾夫及其隨行人員已抵達伯爾尼，同其美聯軍指揮部的代表商談德國駐義大利北部軍隊投降事宜。當蘇聯政府聲明指出蘇軍指揮部代表有必要出席這種談判時，竟遭到對方無理拒絕。
由此可見，在伯爾尼，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裏，以德軍指揮部代表為一方，以英美聯軍指揮部代表為另一方，正在背著承受了對德戰爭的主要負擔的蘇聯進行談判。蘇聯政府認為，這是完全不能容許的…
維·莫洛托夫
作者：[蘇]尤裏安·謝苗諾夫
（本書資料收集於網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xinty665免費製作
第七節
施蒂爾裏茨報告了沃爾夫和杜勒斯會談的詳情之後，鮑曼的反應是出人意料的。他感到喜悅，這種喜悅又帶有一種復仇心理。作為一個善於分析問題的人，他能夠理解，他這種喜悅心情很像愛吃醋的容顏漸老的女人所特有的那種嫉妒心。
鮑曼相信精神療法。他幾乎從來不吃藥。他生病時就把衣服脫光，強迫自己進入恍慘狀態，然後把一股意誌力集中幹身體上生病的部位。他用這種方法可以在一天之內治癒濾泡性咽呷炎；息了感冒他也支持著，從不躺下。他善於醫治自己的嫉妒心，克製內心的憂傷，誰也不曾知道，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患有憂鬱症，發作起來非常可怕。他同樣善於醫治自己這種突然爆發的不體麵的喜悅。
“我是鮑曼，”黨務辦公廳主任拿起話筒說，“您好，卡爾登勃魯納，請您到我這裏來一趟，立刻就來。”
“是的，”鮑曼繼續想道，“應該慎重行事，這件事通過卡爾登勃魯納去辦。但我對卡爾登勃魯納什麽話也不說。我隻是請求他再次把沃爾夫召回柏林。我可以對卡爾登勃魯納說，據我得到的情報，沃爾夫背叛了帝國元首的事業。我請求他不要把此事透露給我的朋友希姆萊，以免他那空虛的心靈遭受刺激。我命令卡爾登勃魯納把沃爾夫拘禁起來，強迫他說出真情。等到沃爾夫招供之後，把他的供詞記錄下來，由卡爾登勃魯納親自把供詞放到我的桌子上，我再把這份供詞拿給元首看，那時希姆萊就完蛋了。那時就隻有我一個人留在元首身邊。戈培爾是個歇斯底裏病患者，他算不了什麽，以後我知道的情況他就不知道了。他有許多思想，但是沒有錢。我要把他的思想和黨的錢財統統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不會重複他們的錯誤，因為未來的勝利是屬於我的。”
像任何一個在元首領導下效勞多年的機關工作人員一樣，鮑曼在思想方法上經常犯“個錯誤：他認為自己是萬能’偽，什麽事都難不住他，他認為自己對一切事物的理解力遠遠超過了他的對手們。鮑曼認為自己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組織者，他瞧不起那些具體而瑣碎的工作。總之，他對構成“職業化”概念的一切東西抱蔑視態度。
他在這一點上吃了虧，不言而喻，卡爾登勃魯納沒有向希姆萊透露任何消息，因為這是帝國黨務辦公廳主任的命令。他再次命令立刻把卡爾·沃爾夫從義大利召回柏林。在龐大的帝國中央保安局機關內部，什麽事也逃不過繆勒和施倫堡的密切監視。卡爾登勃魯納手下的一名無線電報務員早已被施倫堡的人收買，此人把發往義大利的絕密電報的內容報告了不公開的上司。“監督沃爾夫飛回柏林。”施倫堡明白了：情況緊急！後來發生的事情要簡單一些，因為諜報機關要弄清沃爾夫飛抵柏林的準確日期並不困難。那一天，在傑姆佩爾霍夫機場上，有兩輛汽車等候著他。一輛是帶有裝甲的囚車，車裏坐著蓋世太保地下監獄的三名暴徒。而另一輛汽車裏坐著黨衛隊支隊長兼政治偵察局局長瓦爾特·施倫堡。於是，三名表情呆板的黑衣暴徒和文雅、漂亮、風度翩翩的施倫堡（他故意在這一場合穿上精緻的將軍服）一起向飛機舷梯走去。這時舷梯已靠在“道爾尼耶”號飛機的客艙門口，暴徒們還沒有來得及拿出手槍，施倫堡的強壯的手指已緊緊握住沃爾夫那雙冰涼的手。
在這種情況下，獄卒們不敢冒險逮捕沃爾夫，隻是嚴密監視施倫堡的汽車開往何處。施倫堡把黨衛隊高級總隊長沃爾夫送到弗格利亞恩將軍的住所。弗格利亞恩是希姆萊派駐元首大本營的私人代表，此時希姆萊已經趕到他的住所，但是並非這一原因阻止了鮑曼的進攻，而是另一個情況阻止了他：弗格利亞恩同埃娃·布朗的妹妹結了婚，因此他便成了希特勒的直係親屬。元首在吃茶的時候甚至稱呼他“我親愛的連襟兄弟”……
希姆萊把收音機開到最大音量，然後向沃爾夫大聲喊道：“您把整個行動搞砸鍋了，把我置於挨打的地位，您明白這一點嗎？！鮑曼和卡爾登勃魯納是怎麽得知你們談判的消息的？！那個壞蛋繆勒的密探怎麽把情報摸得一清二楚？！”
施倫堡等著希姆萊大喊大叫一通之後，才十分平靜地低聲對他說：“元帥，您大概記得吧，這件事的全部細節都是我一手安排的。我已把此事的掩蓋工作安排妥當。我為沃爾夫編好了一個假履歷，我就說他已打入陰謀分子內部，這些陰謀分子的確正在伯爾尼尋找單獨覯和的途徑。在這裏我們可以把全部細節討論一下。現在我口授，由沃爾夫向您寫一份有關我們黨衛隊的偵察機關揭露他們同美國人進行秘密談判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