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認識一個副官，”當他們在大廊裏的時候施蒂爾裏茨接著說，“他充當了一個戲院經理的角色，見人就講他的主人是多麽了不起的天才。結果有人製造了一次車禍害他，這都怪他太好誇耀，引起了公憤…”
施倫堡也笑了起來，說：“這是你編造的，還是真有大事？”
“當然是我編造的……”
在通向中間樓梯的地方他們遇上了繆勒。
“希特勒萬歲，朋友們！”繆勒說。
“希特勒萬歲，朋友。”施倫堡回答說。
“萬歲。”施蒂爾裏茨沒有舉手，回答道。
“真高興見到你們這兩個鬼東西，”繆勒說，“你們又在想什麽陰謀詭計了吧？”
“我們是在想，”施倫堡回答說，“為什麽不想呢？”
“不過我們的陰謀詭計是無法與您的相比，”施蒂爾裏茨說，“與您相比，那我們就是上帝的羔羊了。”
“你們這是和我相比？”繆勒感到有些驚奇，“不過，即便人們把你看成是魔鬼，那也挺好。雁過留聲，人死了留名嘛”
繆勒很友好地拍了拍施倫堡和施蒂爾裏茨的肩膀，轉身走進一個助手的辦公室，他喜歡這樣隨隨便便地到他們辦公室走走，特別是當審訊枯燥乏味的時候他更是這樣。
作者：[蘇]尤裏安·謝苗諾夫
（本書資料收集於網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xinty665免費製作
第三節供思考的資料〔邱吉爾〕
戰爭最後幾個月希特勒總像念咒似地重複說，英——蘇——美聯盟的崩潰隻是幾周內的事了，他還再三地讓大家相信，西方在遭到決定性的失敗後，一定要向德國人求援。當時很多人覺得這些隻是元首性格的表露；他對自己臆想出來的東西是堅信不移的。不過，這次希特勒的話卻是有容實根據的。還在1944年年中鮑曼的特工人員在倫敦弄到一份絕密文件。文件中有溫斯頓·邱吉爾的這樣一段
話：“如果俄國人的野蠻行為毀滅了一些歐洲大國的文化和獨立，那麽就會產生一場可怕的災難。”這句話是1942年10月他在一份秘密備忘錄中寫的，當時俄國人還沒有打到波蘭，而是在史達林格勒城郊，沒有在羅馬尼亞，而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也沒有在南斯拉夫，而是在哈爾科夫城郊。
如果希特勒知道1943年至1944年期間英美在同盟國軍隊主攻方向問題上存在著激烈的意見分歧，那麽很可能他就不頒布那項對企圖與西方談判的人要立即處以死刑的命令了。那時邱吉爾堅持同盟國部隊在巴爾幹半島登陸。他提出必須這樣做的理由，說，“現在問題是；我們是否甘心容忍巴爾幹的，很可能還有義大利的共產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我們的軍隊占領了布達佩斯和維也納，解放了布拉格和華沙，那麽西方民主國家會得到很多好處……”
但是頭腦清醒的美國人懂得，邱吉爾硬要把打擊希特勒的主要攻擊點放在巴爾幹，而不放在法國，這完全是利己的企圖。美國人十分清楚，邱吉爾的觀點如果得逞，大不列顛將成為地中海上的霸主，幹是非洲，阿拉伯東方，義大利，南斯拉夫以及希臘的主人也是大不列顛了。這樣一來，勢力對比明顯地對美國不利。所以他們主張在法國登陸。
作為一個謹慎而又有膽略的政治家，邱吉爾在一定的緊要關頭，本來是可以與那些反希特勒的人物進行聯繫，建立一個能夠阻撓俄國軍隊沖向大西洋沿岸（這是邱吉爾最擔心的）的統一陣線。但是，在1944年夏消滅陰謀叛變分子之後，這樣的勢力在德國已經不存在了。不過，邱吉爾認為，與帝國領導集團內一些主張在西方的德軍投降的人小心謹慎的“調情”盡管不太現實（因為羅斯福堅持其強硬的立場，全世界存在著親俄的情緒），但是這種“調情’卻能使他對史達林實行更為強硬的政策，特別是在波蘭和希臘問題上。
所以，當軍事情報機關向邱吉爾報告說，德國人正在找機會與同盟國接觸的時候，他回答說：“人們可以責備英國行動遲緩，舉動粗魯，喜歡詼諧幽默地分析問題…但是，誰也不能責備英國搞陰謀，求上帝保佑，永遠不能這樣責備我們。不過，”他又補充道。這時候他的眼神變得十分堅定，隻是在兩眼的深處閃耀著喜悅的火花。“我從來都是要求把目的在於鞏固各國合作的外交手腕與明目張膽、毫不理智的陰謀嚴格區分開來。隻有亞洲人才把巧妙而複雜的外交手腕看作是陰謀…”
“不過，在適當的時候政治手腕是否很可能不隻是手腕，而是更為嚴肅的行動呢？”諜報機構的副頭目問邱吉爾。
“您認為政治手腕是不嚴肅的嗎？手腕是世上最最嚴肅的。隻有手腕和繪畫。其它一切都是虛無空、微不足道的。”邱吉爾回答說。這時他正躺在床上，在習慣的午睡後，他還沒有起床，所以情緒很好。“我們所習慣理解的那種政治已經過時了。總體政治已經取代了那種在世界某個地區採取一些文雅行動的政治。這種總體政治已經不是某個人的為所欲為，也不是某些人自私利己的企圖，它是一種像數字那樣精確，像醫學中輻射試驗那樣可怕的科學。總體政治會給一些小國帶來無數的悲劇；這是一種知識分子受迫害，天才們遭劫難的政治。畫家和天文學家，電梯司機和數學家，國王和天才統統都要服從於總體政治。”說到這裏，邱吉爾拉了拉蓋在身上的方毛毯，然後接著說，“在一個時期內國王與天才同時出現，這絕不會對國王不利；這一時期裏存在的一些對抗隻是偶然的，而不是規律性的現象。實行總體政治就一定會產生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聯盟，在戰略上也會有離奇反常的轉變，所以我在1941年6月22日向史達林提出的呼籲是最合乎邏輯，而又是始終如一的。我的呼籲書確實合乎邏輯，不過，是否始終如一，那是次要問題了。各國合作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會得到歷史諒解的……”
施倫堡也笑了起來，說：“這是你編造的，還是真有大事？”
“當然是我編造的……”
在通向中間樓梯的地方他們遇上了繆勒。
“希特勒萬歲，朋友們！”繆勒說。
“希特勒萬歲，朋友。”施倫堡回答說。
“萬歲。”施蒂爾裏茨沒有舉手，回答道。
“真高興見到你們這兩個鬼東西，”繆勒說，“你們又在想什麽陰謀詭計了吧？”
“我們是在想，”施倫堡回答說，“為什麽不想呢？”
“不過我們的陰謀詭計是無法與您的相比，”施蒂爾裏茨說，“與您相比，那我們就是上帝的羔羊了。”
“你們這是和我相比？”繆勒感到有些驚奇，“不過，即便人們把你看成是魔鬼，那也挺好。雁過留聲，人死了留名嘛”
繆勒很友好地拍了拍施倫堡和施蒂爾裏茨的肩膀，轉身走進一個助手的辦公室，他喜歡這樣隨隨便便地到他們辦公室走走，特別是當審訊枯燥乏味的時候他更是這樣。
作者：[蘇]尤裏安·謝苗諾夫
（本書資料收集於網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xinty665免費製作
第三節供思考的資料〔邱吉爾〕
戰爭最後幾個月希特勒總像念咒似地重複說，英——蘇——美聯盟的崩潰隻是幾周內的事了，他還再三地讓大家相信，西方在遭到決定性的失敗後，一定要向德國人求援。當時很多人覺得這些隻是元首性格的表露；他對自己臆想出來的東西是堅信不移的。不過，這次希特勒的話卻是有容實根據的。還在1944年年中鮑曼的特工人員在倫敦弄到一份絕密文件。文件中有溫斯頓·邱吉爾的這樣一段
話：“如果俄國人的野蠻行為毀滅了一些歐洲大國的文化和獨立，那麽就會產生一場可怕的災難。”這句話是1942年10月他在一份秘密備忘錄中寫的，當時俄國人還沒有打到波蘭，而是在史達林格勒城郊，沒有在羅馬尼亞，而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也沒有在南斯拉夫，而是在哈爾科夫城郊。
如果希特勒知道1943年至1944年期間英美在同盟國軍隊主攻方向問題上存在著激烈的意見分歧，那麽很可能他就不頒布那項對企圖與西方談判的人要立即處以死刑的命令了。那時邱吉爾堅持同盟國部隊在巴爾幹半島登陸。他提出必須這樣做的理由，說，“現在問題是；我們是否甘心容忍巴爾幹的，很可能還有義大利的共產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我們的軍隊占領了布達佩斯和維也納，解放了布拉格和華沙，那麽西方民主國家會得到很多好處……”
但是頭腦清醒的美國人懂得，邱吉爾硬要把打擊希特勒的主要攻擊點放在巴爾幹，而不放在法國，這完全是利己的企圖。美國人十分清楚，邱吉爾的觀點如果得逞，大不列顛將成為地中海上的霸主，幹是非洲，阿拉伯東方，義大利，南斯拉夫以及希臘的主人也是大不列顛了。這樣一來，勢力對比明顯地對美國不利。所以他們主張在法國登陸。
作為一個謹慎而又有膽略的政治家，邱吉爾在一定的緊要關頭，本來是可以與那些反希特勒的人物進行聯繫，建立一個能夠阻撓俄國軍隊沖向大西洋沿岸（這是邱吉爾最擔心的）的統一陣線。但是，在1944年夏消滅陰謀叛變分子之後，這樣的勢力在德國已經不存在了。不過，邱吉爾認為，與帝國領導集團內一些主張在西方的德軍投降的人小心謹慎的“調情”盡管不太現實（因為羅斯福堅持其強硬的立場，全世界存在著親俄的情緒），但是這種“調情’卻能使他對史達林實行更為強硬的政策，特別是在波蘭和希臘問題上。
所以，當軍事情報機關向邱吉爾報告說，德國人正在找機會與同盟國接觸的時候，他回答說：“人們可以責備英國行動遲緩，舉動粗魯，喜歡詼諧幽默地分析問題…但是，誰也不能責備英國搞陰謀，求上帝保佑，永遠不能這樣責備我們。不過，”他又補充道。這時候他的眼神變得十分堅定，隻是在兩眼的深處閃耀著喜悅的火花。“我從來都是要求把目的在於鞏固各國合作的外交手腕與明目張膽、毫不理智的陰謀嚴格區分開來。隻有亞洲人才把巧妙而複雜的外交手腕看作是陰謀…”
“不過，在適當的時候政治手腕是否很可能不隻是手腕，而是更為嚴肅的行動呢？”諜報機構的副頭目問邱吉爾。
“您認為政治手腕是不嚴肅的嗎？手腕是世上最最嚴肅的。隻有手腕和繪畫。其它一切都是虛無空、微不足道的。”邱吉爾回答說。這時他正躺在床上，在習慣的午睡後，他還沒有起床，所以情緒很好。“我們所習慣理解的那種政治已經過時了。總體政治已經取代了那種在世界某個地區採取一些文雅行動的政治。這種總體政治已經不是某個人的為所欲為，也不是某些人自私利己的企圖，它是一種像數字那樣精確，像醫學中輻射試驗那樣可怕的科學。總體政治會給一些小國帶來無數的悲劇；這是一種知識分子受迫害，天才們遭劫難的政治。畫家和天文學家，電梯司機和數學家，國王和天才統統都要服從於總體政治。”說到這裏，邱吉爾拉了拉蓋在身上的方毛毯，然後接著說，“在一個時期內國王與天才同時出現，這絕不會對國王不利；這一時期裏存在的一些對抗隻是偶然的，而不是規律性的現象。實行總體政治就一定會產生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聯盟，在戰略上也會有離奇反常的轉變，所以我在1941年6月22日向史達林提出的呼籲是最合乎邏輯，而又是始終如一的。我的呼籲書確實合乎邏輯，不過，是否始終如一，那是次要問題了。各國合作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會得到歷史諒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