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給女兒打個電話，”他想，“孩子一定非常高興。她的歡樂大少了。”
寫字檯的玻璃板下麵有一張大照片：兩個男孩子頑皮地，無憂無慮地微笑著。
突然希姆萊腦子裏出現了鮑曼清晰的身影。希姆萊想，都怪這個壞蛋，他現在才不能給女兒打電話，對她說一聲：“你好哇，小老鼠，是爸爸給你打電話。你剛剛做了些什麽夢呀，親愛的？”和兩個男孩子也不能通電話，因為他們不是合法婚姻出生的。希姆萊記得，1943年他請求從黨的金庫裏借貸八萬馬克為這兩個孩子的母親瑪爾塔在巴伐利亞遠離經常遭到轟炸的地方建一所小別墅，那時鮑曼沒有說話。但後來元首從鮑曼那兒如道了這件事，接連幾次在大本營吃飯時元首莫名其妙地上下左右打量著他。因此他沒能和妻子離婚，盡管他已經六年不在家住了。
“這與鮑曼無關，”希姆萊繼續想道，“全都怪我，這件不幸的事與那個肥豬無關。我是可以忍受國為離婚而引起的一切屈辱，也可以不管黨衛隊反對家庭破裂和妻子離婚的隊章。但是，我無論如何決不能讓女兒精神上受到刺激。
”
希姆萊微微一笑，他想起了最初的年月，那時他饑寒交迫，和妻子住在紐倫堡一間又陪又冷的小房子裏。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當時他是元首的“兄弟”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的秘書。他為了建立各黨組織之間的聯繫在德國到處奔波，經常睡在火車站，啃一頓幹麵包，喝些名為咖啡，而實際上是渾濁無味的飲料。在1927年，那時他還不明白，施特拉塞所以產生建立一支警衛部隊——黨衛隊
的想法，是因為反對衝鋒隊領袖羅姆的鬥爭已經開始。希姆萊當時還相信，建立黨衛隊是為了保衛黨的領袖們免遭赤色分子的殺害。他真的相信，赤色分子的主要任務就是消滅偉大的領袖，德國勞動人民唯一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他在靠桌子的牆上掛了一張希特勒的大幅肖像。有一次希特勒因事找施特拉塞，看到在自己的大幅肖像下站著一個瘦瘦的、滿臉雀斑的年輕人。他說：“把黨的領導人之一抬得這麽高，使他高踞於其他國家社會主義黨員之上，值得這樣做嗎？”
希姆萊回答說：“我是個黨員，我們的黨有一個領袖，而不是一個領導。”
希特勒記住了這件事。
施特拉塞向元首建議任命希姆萊擔任重新組織的黨衛隊部隊帝國司令。他本指望黨衛隊能在反對羅姆，爭取對黨和元首有更大影響的鬥爭中首先為他施特拉塞效力。最初的二百名黨衛隊隊員都統一由他領導。雖然僅有二百名，但沒有黨衛隊就沒有1933年元首的勝利，這點希姆萊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在勝利後，元首卻隻任命他為慕尼黑的刑警頭目。有一天，希姆萊入黨介紹人、提出建立黨衛隊武裝隊伍的思想的人，黨的理論家和思想家格利戈爾·施特拉塞來找希姆萊。這時施特拉塞已經和元首對立，他曾公開地對一些老黨員說，希特勒已經賣身投靠重工業界的富豪巨頭，投靠克虜伯和蒂森這些吸人血汗的資本家。“人民之所以擁護我們，是因為我們宣布要向富豪大事們進行一場神聖的戰爭，不論他們是猶太人，還是德國人。但是希特勒卻和他們勾結在一起。他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施特拉塞當時對希姆萊說。“海因裏希，黨衛隊可以成為一支更強大的力量，使我們的運動重新回到當初那光榮、崇高的方向上去，這就取決於您了。”
但是希姆萊打斷了他的話，對他說，效忠於元首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每個黨員的義務。
“您可以把您的懷疑提到代表大會上去，但是您卻沒有權利利用您的聲望去進行不利於黨的活動，因為這對黨的神聖團結是極為有害的。”
希姆萊細心地觀察著黨中央裏發生的一切。他看到，因為勝利而飄飄然忘乎所以的情緒在一定程度上把實際工作推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上去了，他看到，在柏林黨的領袖們到處演講，通宵達旦地在外交招待會上應酬，一言以蔽之，他們在享受全國勝利的甜蜜果實，希姆萊認為，所有這一切都為時過早了。而他自己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在達豪建成了第一個模範集中營。
“這是一所對那八百萬名投票贊成共產黨的人進行勞動教育，培養他們提高真正德國公民覺悟的好學校。”希姆萊說。“把這八百萬人統統關進集中營那太荒唐了。首先要在一個集中營裏造成恐怖氣氛，然後逐漸地把一些被折磨垮了的人從集中營放出去。這些獲釋的人將成為國家社會主義具體政策的優秀宣傳員。他們能夠勸誡自己的親友和子女，讓他們懂得：對我們的政治製度要像教徒篤信宗教那樣忠貞不二。”
戈林曾派了一名私人代表在達豪視察了幾個小時，之後他問希姆萊：“您不以為集中營會在歐洲和美洲引起強烈譴責嗎？至少，這項辦法是違反憲法的。”
“您為什麽認為逮捕與我們政體敵對的分子是不符合憲法呢？”
“因為大多數被您拘捕的人連法庭的門都沒有進過。也沒有什麽起訴書，一點法製的影子都看不見……”
希姆萊答應再考慮考慮這個問題。戈林的代表剛一走，希姆萊便立即給希特勒寫了一封私人信函，在信中地論證了不經審判和偵訊便可以逮捕人並關進集中營的必要性。他是這樣給元首寫的：“這隻不過是一種拯救國家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免得他們激起公憤的人道主義的辦法。如果我們不把這些帝國的敵人關進集中營，我們就不能對他們的生命負責，因為人民會對他們施以私刑的。”
寫字檯的玻璃板下麵有一張大照片：兩個男孩子頑皮地，無憂無慮地微笑著。
突然希姆萊腦子裏出現了鮑曼清晰的身影。希姆萊想，都怪這個壞蛋，他現在才不能給女兒打電話，對她說一聲：“你好哇，小老鼠，是爸爸給你打電話。你剛剛做了些什麽夢呀，親愛的？”和兩個男孩子也不能通電話，因為他們不是合法婚姻出生的。希姆萊記得，1943年他請求從黨的金庫裏借貸八萬馬克為這兩個孩子的母親瑪爾塔在巴伐利亞遠離經常遭到轟炸的地方建一所小別墅，那時鮑曼沒有說話。但後來元首從鮑曼那兒如道了這件事，接連幾次在大本營吃飯時元首莫名其妙地上下左右打量著他。因此他沒能和妻子離婚，盡管他已經六年不在家住了。
“這與鮑曼無關，”希姆萊繼續想道，“全都怪我，這件不幸的事與那個肥豬無關。我是可以忍受國為離婚而引起的一切屈辱，也可以不管黨衛隊反對家庭破裂和妻子離婚的隊章。但是，我無論如何決不能讓女兒精神上受到刺激。
”
希姆萊微微一笑，他想起了最初的年月，那時他饑寒交迫，和妻子住在紐倫堡一間又陪又冷的小房子裏。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當時他是元首的“兄弟”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的秘書。他為了建立各黨組織之間的聯繫在德國到處奔波，經常睡在火車站，啃一頓幹麵包，喝些名為咖啡，而實際上是渾濁無味的飲料。在1927年，那時他還不明白，施特拉塞所以產生建立一支警衛部隊——黨衛隊
的想法，是因為反對衝鋒隊領袖羅姆的鬥爭已經開始。希姆萊當時還相信，建立黨衛隊是為了保衛黨的領袖們免遭赤色分子的殺害。他真的相信，赤色分子的主要任務就是消滅偉大的領袖，德國勞動人民唯一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他在靠桌子的牆上掛了一張希特勒的大幅肖像。有一次希特勒因事找施特拉塞，看到在自己的大幅肖像下站著一個瘦瘦的、滿臉雀斑的年輕人。他說：“把黨的領導人之一抬得這麽高，使他高踞於其他國家社會主義黨員之上，值得這樣做嗎？”
希姆萊回答說：“我是個黨員，我們的黨有一個領袖，而不是一個領導。”
希特勒記住了這件事。
施特拉塞向元首建議任命希姆萊擔任重新組織的黨衛隊部隊帝國司令。他本指望黨衛隊能在反對羅姆，爭取對黨和元首有更大影響的鬥爭中首先為他施特拉塞效力。最初的二百名黨衛隊隊員都統一由他領導。雖然僅有二百名，但沒有黨衛隊就沒有1933年元首的勝利，這點希姆萊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在勝利後，元首卻隻任命他為慕尼黑的刑警頭目。有一天，希姆萊入黨介紹人、提出建立黨衛隊武裝隊伍的思想的人，黨的理論家和思想家格利戈爾·施特拉塞來找希姆萊。這時施特拉塞已經和元首對立，他曾公開地對一些老黨員說，希特勒已經賣身投靠重工業界的富豪巨頭，投靠克虜伯和蒂森這些吸人血汗的資本家。“人民之所以擁護我們，是因為我們宣布要向富豪大事們進行一場神聖的戰爭，不論他們是猶太人，還是德國人。但是希特勒卻和他們勾結在一起。他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施特拉塞當時對希姆萊說。“海因裏希，黨衛隊可以成為一支更強大的力量，使我們的運動重新回到當初那光榮、崇高的方向上去，這就取決於您了。”
但是希姆萊打斷了他的話，對他說，效忠於元首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每個黨員的義務。
“您可以把您的懷疑提到代表大會上去，但是您卻沒有權利利用您的聲望去進行不利於黨的活動，因為這對黨的神聖團結是極為有害的。”
希姆萊細心地觀察著黨中央裏發生的一切。他看到，因為勝利而飄飄然忘乎所以的情緒在一定程度上把實際工作推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上去了，他看到，在柏林黨的領袖們到處演講，通宵達旦地在外交招待會上應酬，一言以蔽之，他們在享受全國勝利的甜蜜果實，希姆萊認為，所有這一切都為時過早了。而他自己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在達豪建成了第一個模範集中營。
“這是一所對那八百萬名投票贊成共產黨的人進行勞動教育，培養他們提高真正德國公民覺悟的好學校。”希姆萊說。“把這八百萬人統統關進集中營那太荒唐了。首先要在一個集中營裏造成恐怖氣氛，然後逐漸地把一些被折磨垮了的人從集中營放出去。這些獲釋的人將成為國家社會主義具體政策的優秀宣傳員。他們能夠勸誡自己的親友和子女，讓他們懂得：對我們的政治製度要像教徒篤信宗教那樣忠貞不二。”
戈林曾派了一名私人代表在達豪視察了幾個小時，之後他問希姆萊：“您不以為集中營會在歐洲和美洲引起強烈譴責嗎？至少，這項辦法是違反憲法的。”
“您為什麽認為逮捕與我們政體敵對的分子是不符合憲法呢？”
“因為大多數被您拘捕的人連法庭的門都沒有進過。也沒有什麽起訴書，一點法製的影子都看不見……”
希姆萊答應再考慮考慮這個問題。戈林的代表剛一走，希姆萊便立即給希特勒寫了一封私人信函，在信中地論證了不經審判和偵訊便可以逮捕人並關進集中營的必要性。他是這樣給元首寫的：“這隻不過是一種拯救國家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免得他們激起公憤的人道主義的辦法。如果我們不把這些帝國的敵人關進集中營，我們就不能對他們的生命負責，因為人民會對他們施以私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