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施蒂爾裏茨把小孩送到圖林根山區,安置在女管家的家裏。
“您說得對,”在吃早飯的時候他微笑著對女管家說,“養育孩子對一個單身男人來說負擔確實太重…”
女管家什麽也沒有回答,隻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當時她真想對他說:這太狠心了,而且也不道德——在這三周內孩子對你剛剛習慣,可你又把他送到山區,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身邊——這意味著,這孩子必須重新去習慣新的環境,還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裏睡在他身邊,小聲給他唱歌,哄他睡覺的人。
“我明白,”施蒂爾裏茨又說,“您認為這太狠心。可是幹我這行的人又能怎麽辦呢?難道說,讓這孩子再次成為孤兒反而更好嗎?”
施蒂爾裏茨根會猜測女管家的心思,這使她感到十分驚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說,“我根本沒有認為您的做法太狠。施蒂爾裏茨先生,您的行為是合情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連自己也不清楚,她剛才講的是實話,還是因為怕施蒂爾裏茨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對他撒謊。
施蒂爾裏茨站起來,拿著蠟燭,走到桌旁。他拿出幾張紙,攤在自己麵前,好像擺紙牌占卜似的。在一張紙上他畫了一個身體肥胖的高個子男人。在下邊他本想寫上“戈林”,但是他沒寫。在第二張紙上他畫的是戈培爾的麵孔,在第三張紙上他畫了一個很剛強、帶著個傷疤的麵孔:這是鮑曼。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張紙上寫上了幾個字:“黨衛隊帝國司令”。這是他的上司海因裏希·希姆萊的官銜。
……一個偵察員,當他處在眾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來的時刻,他應當是一個感情極其豐富的人,甚至可以說要像演員那樣的多情善感,不過此刻的感情最終一定要服從那嚴酷無情、清晰明確的邏輯。
施蒂爾裏茨隻有在夜間,不,即便在夜間也隻是偶爾才可以感到自己是依薩耶夫,可以思考“做個真正的偵察員意味著什麽?”的問題。是搜集情報,整理客觀的材料,然後轉送中央,供領導在做政治總結、製定決策時參考?還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個人的結論,簡述自己對未來的看法並提出自己的估計?依薩耶夫認為,如果偵察部門也去關心政策規劃的事,那結果會是建議太多而情報太少。他還認為,如果偵察部門完全服從於一條預先確定下來的政治路線,那將非常糟糕。希特勒就是這樣,他對蘇聯的“軟弱無力”確信無疑。根本聽不進軍人們慎重提出的意見:“俄國並不是想像的那樣軟弱。”依薩耶夫認為,如果偵察部門總想使政治服從於自己,那同樣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個偵察員要十分了解事件發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們提供一係列他認為最合理的決策。依薩耶夫認為,一個偵察員對自己的推測是否絕對正確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對自己推測的充分客觀性他不能有絲毫懷疑,而應當確有把握。
現在當他最後一次著手研究這幾年所搜集到的材料時,施蒂爾裏茨就更應當慎重考慮自己所有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因為這是牽涉到整個歐洲命運的大問題,分析中決不允許出現絲毫差錯。
作者:[蘇]尤裏安·謝苗諾夫
(本書資料收集於網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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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節供思考用的資料(戈林)
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空軍戰鬥飛行員,德意誌帝國英雄。第一次納粹行動失敗後,戈林逃到了瑞典,在那裏當上了一名民航運輸機駕駛員。有一次,他駕機飛行,遇上了狂風暴雨的可怕天氣,但是他竟然奇蹟般地把他駕駛的那架單引擎飛機平安降落在某貴族的宅邸洛克爾施塔特,在這裏他結識了馮·福克上校的女兒卡林娜·馮·肯佐夫夫人,並很快把她從她丈夫的身邊奪走,然後離開瑞典回到了德國。在德國他又與元首希特勒見了麵,決加了國家社會主義黨員1923年11月組織的遊行。遊行中受了重傷,但卻出人意料地未遭逮捕。不久便遷居到因斯布魯克去了,卡林娜比他早來一步,已經在那裏等候他的到來。當時他們囊空如洗,但是他們棲身的那家大旅館的主人也是個國家社會主義黨員,和戈林同在一黨,免費向他們提供食宿。後來“不列顛”旅館老闆把戈林夫婦請到了威尼斯,在那裏他們一直住到1927年德國國內宣布政治大赦令的那天。
大約過了半年,戈林和其他十一名納粹黨人當選為國會議員。希特勒因是奧地利人,未能進入國會。
卡林娜曾給住在瑞典的母親寫信說:“在國會裏戈林和巴伐利亞的馮·埃恩將軍坐在一起。旁邊還坐著一些紅衛隊的刑事犯之類的傢夥,他們戴著大衛王之星和紅星1,其實,大衛王也好,紅星也好,都是一回事。皇太子給赫爾曼打來一封電報,上麵這樣寫道:‘隻有您這樣儀表堂堂的人才是德意誌人的代表’”
1這裏指猶太人和共產黨人。——譯者注。
應當準備新的國會選舉了。按照元首的決定戈林離開了黨的工作,隻擔任國會議員的職務。那時他的任務是與當時社會上的權貴顯要建立聯繫。因為一個企圖奪取政權的政黨必須有廣泛的社會聯繫。根據黨的決定,他在巴登大街租了一所豪華的住宅,在那裏他接待過霍亨往倫親王,科布爾格親王,以及一些資本巨頭、豪富大亨。宅邸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卡林娜了,她姿容嫵媚迷人,誰見了都喜歡;她是瑞典一位顯貴大臣的千金,丈夫又是戰時的英維,一位曾因反對那抵抗不了布爾什維克野蠻主義的西方民主政治而流亡異鄉他國的戰士,所以她深為眾人所敬重。
“您說得對,”在吃早飯的時候他微笑著對女管家說,“養育孩子對一個單身男人來說負擔確實太重…”
女管家什麽也沒有回答,隻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當時她真想對他說:這太狠心了,而且也不道德——在這三周內孩子對你剛剛習慣,可你又把他送到山區,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身邊——這意味著,這孩子必須重新去習慣新的環境,還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裏睡在他身邊,小聲給他唱歌,哄他睡覺的人。
“我明白,”施蒂爾裏茨又說,“您認為這太狠心。可是幹我這行的人又能怎麽辦呢?難道說,讓這孩子再次成為孤兒反而更好嗎?”
施蒂爾裏茨根會猜測女管家的心思,這使她感到十分驚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說,“我根本沒有認為您的做法太狠。施蒂爾裏茨先生,您的行為是合情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連自己也不清楚,她剛才講的是實話,還是因為怕施蒂爾裏茨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對他撒謊。
施蒂爾裏茨站起來,拿著蠟燭,走到桌旁。他拿出幾張紙,攤在自己麵前,好像擺紙牌占卜似的。在一張紙上他畫了一個身體肥胖的高個子男人。在下邊他本想寫上“戈林”,但是他沒寫。在第二張紙上他畫的是戈培爾的麵孔,在第三張紙上他畫了一個很剛強、帶著個傷疤的麵孔:這是鮑曼。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張紙上寫上了幾個字:“黨衛隊帝國司令”。這是他的上司海因裏希·希姆萊的官銜。
……一個偵察員,當他處在眾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來的時刻,他應當是一個感情極其豐富的人,甚至可以說要像演員那樣的多情善感,不過此刻的感情最終一定要服從那嚴酷無情、清晰明確的邏輯。
施蒂爾裏茨隻有在夜間,不,即便在夜間也隻是偶爾才可以感到自己是依薩耶夫,可以思考“做個真正的偵察員意味著什麽?”的問題。是搜集情報,整理客觀的材料,然後轉送中央,供領導在做政治總結、製定決策時參考?還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個人的結論,簡述自己對未來的看法並提出自己的估計?依薩耶夫認為,如果偵察部門也去關心政策規劃的事,那結果會是建議太多而情報太少。他還認為,如果偵察部門完全服從於一條預先確定下來的政治路線,那將非常糟糕。希特勒就是這樣,他對蘇聯的“軟弱無力”確信無疑。根本聽不進軍人們慎重提出的意見:“俄國並不是想像的那樣軟弱。”依薩耶夫認為,如果偵察部門總想使政治服從於自己,那同樣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個偵察員要十分了解事件發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們提供一係列他認為最合理的決策。依薩耶夫認為,一個偵察員對自己的推測是否絕對正確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對自己推測的充分客觀性他不能有絲毫懷疑,而應當確有把握。
現在當他最後一次著手研究這幾年所搜集到的材料時,施蒂爾裏茨就更應當慎重考慮自己所有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因為這是牽涉到整個歐洲命運的大問題,分析中決不允許出現絲毫差錯。
作者:[蘇]尤裏安·謝苗諾夫
(本書資料收集於網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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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節供思考用的資料(戈林)
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空軍戰鬥飛行員,德意誌帝國英雄。第一次納粹行動失敗後,戈林逃到了瑞典,在那裏當上了一名民航運輸機駕駛員。有一次,他駕機飛行,遇上了狂風暴雨的可怕天氣,但是他竟然奇蹟般地把他駕駛的那架單引擎飛機平安降落在某貴族的宅邸洛克爾施塔特,在這裏他結識了馮·福克上校的女兒卡林娜·馮·肯佐夫夫人,並很快把她從她丈夫的身邊奪走,然後離開瑞典回到了德國。在德國他又與元首希特勒見了麵,決加了國家社會主義黨員1923年11月組織的遊行。遊行中受了重傷,但卻出人意料地未遭逮捕。不久便遷居到因斯布魯克去了,卡林娜比他早來一步,已經在那裏等候他的到來。當時他們囊空如洗,但是他們棲身的那家大旅館的主人也是個國家社會主義黨員,和戈林同在一黨,免費向他們提供食宿。後來“不列顛”旅館老闆把戈林夫婦請到了威尼斯,在那裏他們一直住到1927年德國國內宣布政治大赦令的那天。
大約過了半年,戈林和其他十一名納粹黨人當選為國會議員。希特勒因是奧地利人,未能進入國會。
卡林娜曾給住在瑞典的母親寫信說:“在國會裏戈林和巴伐利亞的馮·埃恩將軍坐在一起。旁邊還坐著一些紅衛隊的刑事犯之類的傢夥,他們戴著大衛王之星和紅星1,其實,大衛王也好,紅星也好,都是一回事。皇太子給赫爾曼打來一封電報,上麵這樣寫道:‘隻有您這樣儀表堂堂的人才是德意誌人的代表’”
1這裏指猶太人和共產黨人。——譯者注。
應當準備新的國會選舉了。按照元首的決定戈林離開了黨的工作,隻擔任國會議員的職務。那時他的任務是與當時社會上的權貴顯要建立聯繫。因為一個企圖奪取政權的政黨必須有廣泛的社會聯繫。根據黨的決定,他在巴登大街租了一所豪華的住宅,在那裏他接待過霍亨往倫親王,科布爾格親王,以及一些資本巨頭、豪富大亨。宅邸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卡林娜了,她姿容嫵媚迷人,誰見了都喜歡;她是瑞典一位顯貴大臣的千金,丈夫又是戰時的英維,一位曾因反對那抵抗不了布爾什維克野蠻主義的西方民主政治而流亡異鄉他國的戰士,所以她深為眾人所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