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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戰略 作者：[美]肯特·格林菲爾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聯盟建立的初期，它的成員們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而且仍然有理由懷疑他們能否達到他們遠大的戰略目標時，一種不是把一切都服從於軍事考慮的戰略，的確是冒險的。1944年中期，顯然他們已經擁有可以相當迅速地達到其預定目標的手段。即使到那時，允許他們的一些軍事決定脫離嚴格的軍事路線這個問題，直到最後也沒有在西方盟國之間造成任何嚴重的分歧。
關於邱吉爾先生進入巴爾幹地區的夙願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曾引起人們的重視。羅斯福是斬釘截鐵地反對這種想法的，指出巴爾幹是美國輿論不允許他使用美國部隊的地方。吹得更為振振有詞的是邱吉爾先生渴望出動一支盟國部隊，在狄托的非正規部隊支援下，穿過伊斯特拉和盧布爾雅那之間的間隙向維也納進軍。這一行動可能使我們的部隊先於俄國人進入維也納。但是1944年11月，俄國人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們是否應當不同意盟軍執行其向義大利和地中海進軍的計劃( 這項計劃如果成功，將使他們處於向維也納挺進的地位) ，而堅持要他們在法國北部開闢第二戰場。在德黑蘭，史達林挺身而出，強烈支持橫渡海峽的進攻，但是一年以後，他卻建議從伊斯特拉向維也納推進，“支援通過匈牙利前進的紅軍”。
西方盟國在聯合使用他們的部隊方麵是否應當服從於政治考慮，這個問題在戰爭末期變得嚴重起來。直到蘇軍席捲波蘭以及介於蘇聯和蘇軍與盟軍在德國腹地的會合點之間的其他國家時，才出現這個問題。史達林使人們有越來越多的理由懷疑他在不背離大家都同意的戰略的情況下，正在利用這一戰略賦予他的軍事力量把這些國家一勞永逸地變成共產主義衛星國。赫伯特·菲斯先生在他所著《邱吉爾、羅斯福和史達林》一書中，十分清醒而透徹地考察了所有的根據。……邱吉爾先生通過盟國之間的磋商，首先是同他的“偉大朋友”羅斯福先生的磋商發出警報，而且調子愈來愈緊急。他首先試圖說服羅斯福先生，在他們兩人間和他們同史達林之間，就劃分解放了的歐洲的政治軍事勢力範圍達成一項工作協議。羅斯福先生表示拒絕。他的行動所依據的設想是，不管我們是否同意，蘇聯都能夠在東歐和中歐拿到它所想要的東西。無法使他( 羅斯福) 相信：我們隻有靠軍事上不合作的威脅，才可望從史達林那兒得到的東西，是值得冒俄國在軍事上同我們疏遠的危險的。這樣，純軍事戰略再次占了上風。
最後，在1945年4 、5 月間，這時憂心忡忡的邱吉爾先生鼓吹英、美、法軍隊迅速突入德國，與俄國人會師，並且必須等到史達林放鬆對東歐和中歐的控製時，才撤退到預先安排的各自的占領區。當時的總統杜魯門先生認為，這樣做將會失去讓蘇聯坐到聯合國裏來的最後一次機會，而對美國人來說，一個有效的聯合國組織是盟國最重要的政治目的。
在戰爭的最後階段，聯盟再也沒有共同危險這條鋼鐵紐帶把它維繫在一起，那時的問題已不再是能否勝利，而是什麽時候勝利，因此，這個時期聯盟的成員國看來可以比較放心地爭奪戰後的政治地位了，而美國卻全力以赴地反對西方盟國背離軍事戰略，直到取得完全勝利。到這時，羅斯福先生才不愉快地注意到史達林的所作所為，他的總統繼任者杜魯門先生也是這樣。但是，他們兩人都堅持一項政策，即竭盡所能反對對他們的任何一個盟國承擔政治義務，直到取得勝利為止。當時，美國人正享有英國人再也不能成功地加以對抗的權力。兩位總統始終一貫地為他們的軍事參謀長們開綠燈，而他們的參謀長們則始終一貫地拒絕那些不是以軍事效果為根據的決定。1945年4 月底，當邱吉爾先生鼓吹在俄國人到達以前，搶先解放布拉格，解放盡可能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土在政治上如何有利時，馬歇爾將軍( 他肯定是三軍參謀長中最有政治家才能的一位) 寫信給艾森豪將軍說：“就我個人而言，除了後勤，戰術和戰略的考慮之外，我不願意為純政治目的而拿美國人的生命去冒險。”
無論是當時的三軍參謀長或是兩位總統，都不是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進行政治冒險，但他們都同樣確信美國的政治氣質和利益要求他們一舉打倒破壞和平的暴徒，讓美國士兵和水兵重返家園。這種信念在美國的傳統和思維習慣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於無法使人相信還有任何其它政策在政治上是切實可行的。羅斯福先生和杜魯門先生不得不使自己確信，而且顯然他們已經確信了，這種政治上超脫的政策和他們建立一個有效的聯合國組織這一政治目的是可以一致起來的。
美國的看法占了上風，因為在戰爭的這個階段，美國在西方聯盟中的份量已經占壓倒優勢。英國的動員、生產和軍事力量到1943年達到了頂峰。翌年春天，也就是橫渡海峽進攻時，英美兩國所部署的部隊大致不相上下。此後，英國人在軍事上的貢獻保持原來水平，或有所下降，而美國的軍事貢獻則有增無已。到1945年，美國所能投入戰略決策天平上的砝碼已經是決定性的了。
進攻日本本土的決策說明，在上述條件下所作出的決策可能產生何等重大的影響。美國人戰勝日本的軍事計劃，從1943年製定計劃開始就包含著一項準備工作，即在戰勝德國之後，從歐洲抽調部隊進攻日本本土。計劃者們希望說服蘇聯從中國大陸上打擊日本軍隊，以此減輕美國的負擔。當1943年10月和稍後11月的德黑蘭會議上，史達林表示同意這樣做的時候，美國計劃者們才鬆了一口氣，並且感到欣慰。1944年，隨著“霸王”行動的開始和順利進展，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現在可以更有把握地估計，德國投降之後，他們將有多少部隊可以部署到太平洋，這時他們專心致誌地製定了一項戰略計劃，以便收拾日本。他們確信進攻日本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將是一場持久而流血的作戰，因此，他們非常重視史達林的合作。
關於邱吉爾先生進入巴爾幹地區的夙願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曾引起人們的重視。羅斯福是斬釘截鐵地反對這種想法的，指出巴爾幹是美國輿論不允許他使用美國部隊的地方。吹得更為振振有詞的是邱吉爾先生渴望出動一支盟國部隊，在狄托的非正規部隊支援下，穿過伊斯特拉和盧布爾雅那之間的間隙向維也納進軍。這一行動可能使我們的部隊先於俄國人進入維也納。但是1944年11月，俄國人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們是否應當不同意盟軍執行其向義大利和地中海進軍的計劃( 這項計劃如果成功，將使他們處於向維也納挺進的地位) ，而堅持要他們在法國北部開闢第二戰場。在德黑蘭，史達林挺身而出，強烈支持橫渡海峽的進攻，但是一年以後，他卻建議從伊斯特拉向維也納推進，“支援通過匈牙利前進的紅軍”。
西方盟國在聯合使用他們的部隊方麵是否應當服從於政治考慮，這個問題在戰爭末期變得嚴重起來。直到蘇軍席捲波蘭以及介於蘇聯和蘇軍與盟軍在德國腹地的會合點之間的其他國家時，才出現這個問題。史達林使人們有越來越多的理由懷疑他在不背離大家都同意的戰略的情況下，正在利用這一戰略賦予他的軍事力量把這些國家一勞永逸地變成共產主義衛星國。赫伯特·菲斯先生在他所著《邱吉爾、羅斯福和史達林》一書中，十分清醒而透徹地考察了所有的根據。……邱吉爾先生通過盟國之間的磋商，首先是同他的“偉大朋友”羅斯福先生的磋商發出警報，而且調子愈來愈緊急。他首先試圖說服羅斯福先生，在他們兩人間和他們同史達林之間，就劃分解放了的歐洲的政治軍事勢力範圍達成一項工作協議。羅斯福先生表示拒絕。他的行動所依據的設想是，不管我們是否同意，蘇聯都能夠在東歐和中歐拿到它所想要的東西。無法使他( 羅斯福) 相信：我們隻有靠軍事上不合作的威脅，才可望從史達林那兒得到的東西，是值得冒俄國在軍事上同我們疏遠的危險的。這樣，純軍事戰略再次占了上風。
最後，在1945年4 、5 月間，這時憂心忡忡的邱吉爾先生鼓吹英、美、法軍隊迅速突入德國，與俄國人會師，並且必須等到史達林放鬆對東歐和中歐的控製時，才撤退到預先安排的各自的占領區。當時的總統杜魯門先生認為，這樣做將會失去讓蘇聯坐到聯合國裏來的最後一次機會，而對美國人來說，一個有效的聯合國組織是盟國最重要的政治目的。
在戰爭的最後階段，聯盟再也沒有共同危險這條鋼鐵紐帶把它維繫在一起，那時的問題已不再是能否勝利，而是什麽時候勝利，因此，這個時期聯盟的成員國看來可以比較放心地爭奪戰後的政治地位了，而美國卻全力以赴地反對西方盟國背離軍事戰略，直到取得完全勝利。到這時，羅斯福先生才不愉快地注意到史達林的所作所為，他的總統繼任者杜魯門先生也是這樣。但是，他們兩人都堅持一項政策，即竭盡所能反對對他們的任何一個盟國承擔政治義務，直到取得勝利為止。當時，美國人正享有英國人再也不能成功地加以對抗的權力。兩位總統始終一貫地為他們的軍事參謀長們開綠燈，而他們的參謀長們則始終一貫地拒絕那些不是以軍事效果為根據的決定。1945年4 月底，當邱吉爾先生鼓吹在俄國人到達以前，搶先解放布拉格，解放盡可能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土在政治上如何有利時，馬歇爾將軍( 他肯定是三軍參謀長中最有政治家才能的一位) 寫信給艾森豪將軍說：“就我個人而言，除了後勤，戰術和戰略的考慮之外，我不願意為純政治目的而拿美國人的生命去冒險。”
無論是當時的三軍參謀長或是兩位總統，都不是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進行政治冒險，但他們都同樣確信美國的政治氣質和利益要求他們一舉打倒破壞和平的暴徒，讓美國士兵和水兵重返家園。這種信念在美國的傳統和思維習慣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於無法使人相信還有任何其它政策在政治上是切實可行的。羅斯福先生和杜魯門先生不得不使自己確信，而且顯然他們已經確信了，這種政治上超脫的政策和他們建立一個有效的聯合國組織這一政治目的是可以一致起來的。
美國的看法占了上風，因為在戰爭的這個階段，美國在西方聯盟中的份量已經占壓倒優勢。英國的動員、生產和軍事力量到1943年達到了頂峰。翌年春天，也就是橫渡海峽進攻時，英美兩國所部署的部隊大致不相上下。此後，英國人在軍事上的貢獻保持原來水平，或有所下降，而美國的軍事貢獻則有增無已。到1945年，美國所能投入戰略決策天平上的砝碼已經是決定性的了。
進攻日本本土的決策說明，在上述條件下所作出的決策可能產生何等重大的影響。美國人戰勝日本的軍事計劃，從1943年製定計劃開始就包含著一項準備工作，即在戰勝德國之後，從歐洲抽調部隊進攻日本本土。計劃者們希望說服蘇聯從中國大陸上打擊日本軍隊，以此減輕美國的負擔。當1943年10月和稍後11月的德黑蘭會議上，史達林表示同意這樣做的時候，美國計劃者們才鬆了一口氣，並且感到欣慰。1944年，隨著“霸王”行動的開始和順利進展，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現在可以更有把握地估計，德國投降之後，他們將有多少部隊可以部署到太平洋，這時他們專心致誌地製定了一項戰略計劃，以便收拾日本。他們確信進攻日本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將是一場持久而流血的作戰，因此，他們非常重視史達林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