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八家同作一井田，耕作時同住一個棚子，一夫一婦分田一百畝，按十分之一繳納租稅，就能夠使國家豐裕、人民富足，讚歌不絕於耳。這是唐、虞時代的政策，也被夏、商、周三代所遵循。秦朝實行不道德的政策，增加賦稅以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竭盡了民力，毀壞了聖人的製度，廢除了井田。從那開始，富貴人家併吞貧苦人民財產的現象出現了，貪婪卑鄙的行為發生了，強者占田以千萬計數，而弱者竟連立錐之地都沒有。還設置買賣奴婢的市場，跟牛馬同欄，專橫地控製著平民和奴隸的命運。奸詐殘暴之徒，藉此牟取暴利，甚至強搶強賣好人家的妻子兒女，違抗了上天的心意，違反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準則。《書經》裏是說過：‘我就是要奴役你，侮辱你！’可那是對誰說的？隻有不遵守天命的人，才應該受到這樣的懲罰呀！漢朝減輕了土地稅，按三十分之一徵稅，但是經常有代替勞役的稅賦，病殘而喪失服勞役能力的人，也要按規定繳納這些額外的稅賦。而且還有惡霸豪強侵犯欺壓，利用租佃關係掠奪財物。說是按三十分之一徵稅，實際上已經徵到了十分之五！父子夫婦一年到頭臉朝黃土背朝天，所得的收入都不足以維持自己的生存！富人家裏的牲口，都有吃不完的糧食，而窮人呢，連酒渣糠皮都吃不飽！這麽一來，闊佬們因驕奢而作邪惡的事，窮人們因貧困而作邪惡的事，全都會觸犯刑律，罪人層出不窮。予從前擔任要職的時候，曾經命令把全國的公田按人口規劃為井田，那時就出現過嘉禾的祥瑞。後來因為遭到了反賊和叛亂頭目的幹擾，而被迫中止。現在於要重新施行這個利國利民的政策，把全國的田地改名叫王田，奴婢改名叫私屬，全都嚴禁買賣！凡是家庭人口中男丁不滿八人，而占有田畝超過一井即九百畝的，要把多餘的田畝分給親屬和鄉鄰。原來沒有田、現在應當分得田的，按有關規定辦理。敢有反對井田這種聖人首創的製度的，以及無視法律惑亂民眾的，一定要嚴懲不貸，仿照偉大發派祖考虞舜懲罰四凶的成例，把他們流放到四方極遠的窮荒僻壤去！”
平心而論，王莽對當時社會土地、奴隸製度的認識在相當程度上是符合實際的，提出的政策也挺能感動許多人，特別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中的中小地主階層。但是王莽讓井田製曾經擁有過的輝煌歷史把眼給晃花了，忘了一條兒：井田製是奴隸製社會的土地國有製，興於商周，滅於戰國，早就讓位於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製了。西漢是封建社會，它所實行的土地私有製的一個根本特徵，就是土地買賣、土地兼併，土地所有權主要是通過買賣而不停地運動，這種運動，是任何人為的力量都無法阻止的。所謂“風俗自淳而趨於薄也，猶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孟子老先生鼓吹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的恢復井田製的理想，其實永遠隻能停留在紙麵上。
王莽的王田製，其核心是變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製為封建的土地國有製，基本要點為三：一、土地所有權歸國家，禁止自由買賣；二、男了不滿八口而田過九百畝的，退出超額部分；三、無田的農民按一夫一婦百畝授田。設想是不錯，但時代不同了，這個脫窠於商周井田製的王田製，在實踐中是那麽舉步維艱，最終還是趨於失敗。
它有三個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一，王田製是與豪族地主等大土地所有者妥協的產物。因為它規定“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把多餘的土地獻出來，這本來就有空子可鑽。“口不盈八”，八個人也是它，一個人也是它。家中男丁不滿八個的地主可以通過分家析產的辦法，使每個男丁保住九百畝土地；而男丁超過八口的地主就更不用愁了。他過了八了，不受限製。
第二，一夫一婦授田百畝的規定是無法實現的。根據史書中的有關記載進行推算，西漢末年、新朝初年時的全國土地，按戶平均分配的話，則每戶隻能攤到六十八畝，這還不算地主們用種種辦法比如分家析產留下的“政策允許”部分，也沒考慮到地區差別。一夫一婦一百畝，想得倒是挺好，可地呢？地有那麽多嗎？還有，政策中沒說佃戶和奴婢參加不參加分田，如果奴婢也參加分田，擁有奴婢的地主官僚貴族無形中又增加了份額，如果不參加，地主就得以自己份內的土地去養活奴婢，肯定不樂意。還有佃戶，如果參加分田，他們僱主的地就會無人耕種，隻能拋荒，如果不參加，一夫一婦一百畝的規定不又成了一紙空文？更何況，重新授田實施起來的難度很大，地主土地私有製已經延續了將近五百年，土地占有的實際情況異常複雜，不同所有者的土地犬牙交錯，根本沒有辦法劃分成方方正正的井字塊兒。
第三，土地不準買賣的規定是根本行不通的。土地買賣是地主土地私有製與生俱來的土地兼併主要手段，單憑一紙行政命令很難改變和違背經濟規律。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麵分析一下，一方麵是貴族官僚、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賈，他們占有土地的欲壑幾乎是永遠也填不平的，他們必然要利用政治特權大量購進有時甚至是強行購進肥田美地，在王因政策公布後，他們又會盡可能迅速和大量地把手中本應交出去的田地賣出，使其轉化為金錢。不讓買賣怎麽行？另一方麵是廣大的小自耕農，荒年惡歲時他們要出賣土地以交納租賦和抵償債務，經濟情況上升時他們又要買進土地作為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條件。不讓買賣又怎麽行？實際上，不準買賣上地的法令幾乎遇到了當時社會所有階級的不滿和反抗，因之而被“流放到四方極遠的窮荒僻壤”的，差不多每天都有。
平心而論，王莽對當時社會土地、奴隸製度的認識在相當程度上是符合實際的，提出的政策也挺能感動許多人，特別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中的中小地主階層。但是王莽讓井田製曾經擁有過的輝煌歷史把眼給晃花了，忘了一條兒：井田製是奴隸製社會的土地國有製，興於商周，滅於戰國，早就讓位於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製了。西漢是封建社會，它所實行的土地私有製的一個根本特徵，就是土地買賣、土地兼併，土地所有權主要是通過買賣而不停地運動，這種運動，是任何人為的力量都無法阻止的。所謂“風俗自淳而趨於薄也，猶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孟子老先生鼓吹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的恢復井田製的理想，其實永遠隻能停留在紙麵上。
王莽的王田製，其核心是變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製為封建的土地國有製，基本要點為三：一、土地所有權歸國家，禁止自由買賣；二、男了不滿八口而田過九百畝的，退出超額部分；三、無田的農民按一夫一婦百畝授田。設想是不錯，但時代不同了，這個脫窠於商周井田製的王田製，在實踐中是那麽舉步維艱，最終還是趨於失敗。
它有三個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一，王田製是與豪族地主等大土地所有者妥協的產物。因為它規定“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把多餘的土地獻出來，這本來就有空子可鑽。“口不盈八”，八個人也是它，一個人也是它。家中男丁不滿八個的地主可以通過分家析產的辦法，使每個男丁保住九百畝土地；而男丁超過八口的地主就更不用愁了。他過了八了，不受限製。
第二，一夫一婦授田百畝的規定是無法實現的。根據史書中的有關記載進行推算，西漢末年、新朝初年時的全國土地，按戶平均分配的話，則每戶隻能攤到六十八畝，這還不算地主們用種種辦法比如分家析產留下的“政策允許”部分，也沒考慮到地區差別。一夫一婦一百畝，想得倒是挺好，可地呢？地有那麽多嗎？還有，政策中沒說佃戶和奴婢參加不參加分田，如果奴婢也參加分田，擁有奴婢的地主官僚貴族無形中又增加了份額，如果不參加，地主就得以自己份內的土地去養活奴婢，肯定不樂意。還有佃戶，如果參加分田，他們僱主的地就會無人耕種，隻能拋荒，如果不參加，一夫一婦一百畝的規定不又成了一紙空文？更何況，重新授田實施起來的難度很大，地主土地私有製已經延續了將近五百年，土地占有的實際情況異常複雜，不同所有者的土地犬牙交錯，根本沒有辦法劃分成方方正正的井字塊兒。
第三，土地不準買賣的規定是根本行不通的。土地買賣是地主土地私有製與生俱來的土地兼併主要手段，單憑一紙行政命令很難改變和違背經濟規律。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麵分析一下，一方麵是貴族官僚、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賈，他們占有土地的欲壑幾乎是永遠也填不平的，他們必然要利用政治特權大量購進有時甚至是強行購進肥田美地，在王因政策公布後，他們又會盡可能迅速和大量地把手中本應交出去的田地賣出，使其轉化為金錢。不讓買賣怎麽行？另一方麵是廣大的小自耕農，荒年惡歲時他們要出賣土地以交納租賦和抵償債務，經濟情況上升時他們又要買進土地作為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條件。不讓買賣又怎麽行？實際上，不準買賣上地的法令幾乎遇到了當時社會所有階級的不滿和反抗，因之而被“流放到四方極遠的窮荒僻壤”的，差不多每天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