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資本主義以戰爭為契機而迅速發展起來。這種發展是以擴軍備戰為動力的，使日本迅速走向帶有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於是，日本開始成為遠東的主要戰爭策源地。此後的半個世紀中，它多次發動對外擴張的侵略戰爭，最後終於遭到徹底的失敗。可見，甲午戰爭的勝利也為日本的最後失敗埋下了伏因，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終敗亡的起點。
甲午戰後日本的崛起，改變了遠東國際形式的格局。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國際形勢的基本格局是英俄的對立和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而為亞洲強國，開始擠進了列強的行列。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淪為受列強支配、宰割的對象。本來，在遠東的爭衡中，英國是占據上風的。可是，甲午戰爭後，俄國和法國都加強了它們在遠東的侵略活動，德國開始參加遠東地區的爭奪，美國則先是兼併夏威夷和從西班牙手中奪取菲律賓，繼而提出獨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所有這些，都是對英國在遠東的傳統的優勢地位的挑戰。於是，列強在遠東地區的角逐日趨激烈，預示著一個更加動盪不安的時代的到來。
甲午戰爭的失敗，對整個中國社會震動之大，影響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中國從前隻被西方大國打敗過，如今竟被東方小小的島國日本打敗了，不僅割國土，賠巨款，喪利權，蒙受奇恥大辱，而且進一步刺激了列強侵略中國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中國的民族危機愈益深重了。
清政府為償付日本的巨額賠款，隻能向西方列強大舉外債。甲午戰前的三十餘年間，清政府曾向英、德各國商人借債二十五次，總額才四千一百餘萬兩。到甲午戰爭爆發時，這些外債絕大部分已經償清。從甲午戰爭爆發到中日議和期間，清政府又向英商銀行和通過德商銀行借了四筆外債，共合四千三百多萬兩。以上借款雖皆以海關為擔保，但數額不巨，而且其經濟性質大於政治性質，對中國的危害還不是太大。清政府為償付日本賠款而舉借的外債，情形就完全兩樣了。先後向俄、法、英、德四國三次大借款，總計三億兩，連本帶利共六億多兩。其數額之巨大是十分驚人的。這三次外債的償還期，或三十六年，或四十五年，都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如第三次續借英德洋款，合同言明：以海關稅收、蘇州凇滬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鹽厘為擔保；本借款起債後十二個月內中國保證不向他國借款，償還期為四十五年，中國不得提前一次清還或改變其他還法，此次借款未付還時，中國總理海關事務應照現今辦理之法辦理。通過這次借款，英、德兩國便控製了中國部分重要的財政行政權，而且其期限竟然長達四十五年。列強假此龐大債務攫取了大量利權，使中國處於列強的枷栲壓榨下長期不能自拔。
與此同時，虎視眈眈的列強乘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先是在一八九五年，德國即向清政府要求設立天津、漢口兩處租界，作為還遼的報酬。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又以巨野教案為藉口出兵占領膠州灣。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強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其中，規定將膠州灣租與德國，為期九十九年；德國有權建造由膠州到濟南的鐵路，並享有鐵路沿線三十裏以內的開礦權。這樣，德國終於實現了蓄謀已久的侵略野心，不僅把膠澳地區奪取到手，變成直接統治的殖民地，而且把侵略魔爪伸向山東內地，從而控製了山東全省，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隨後，俄國以“助華”為名騙取清政府的同意，將軍艦開進旅順口，從此賴著不走。並脅迫清政府於三月二十七日、五月七日先後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和《續訂旅大租地條約》。這兩項條約規定俄國租借旅大二十五年，並有建造南滿鐵路的權利，使它實現了長期夢寐以求的對中國東北的控製，從而大大加強了在遠東的戰略地位。同年四月十日，清政府與法國互換照會，承認中國滇、桂、粵諸省領土不割讓或租與他國，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英國藉口維持大國的均勢，強迫清政府於六月九日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承認九龍及大鵬、深圳二灣為其租借地，定期九十九年；七月一日簽訂《訂租威海衛專條》，規定中國將劉公島並威海灣內諸島及威誨全灣沿岸以內十英裏的地方租與英國，租期與俄國駐守旅順之期相同。一八九九年八月，日軍在鼓浪嶼登陸，迫使清政府於十月二十五日簽訂《廈門日本專管租界條款》，取得了在廈門設立租界的權力。並企圖占領整個廈門地區，將福建以至浙江劃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十一月十六日，法國又強迫清政府簽訂《廣州灣租界條約》，將廣州灣租與法國，亦以九十九年為期。自從德國強占膠州灣後，帝國主義各國紛紛接踵效尤。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或奪占海港，威爭劃勢力範圍，把中國的大好河山分割得支離破碎，整個神州呈現出一幅觸目驚心的圖景。列強的蠶食鯨吞，使中國麵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國將不國，何以圖存？這個問題，還從來沒有如此嚴重地擺在中國人民的麵前。豆剖瓜分的危險，給中國人民敲響了警鍾，促進了民族的覺醒。
“滅洋！”農民群眾最先響亮地喊出了這個口號。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把鬥爭的鋒芒直接指向了帝國主義列強。早在一八九四年的夏秋之交，山東、安徽交界一帶農民即以“滅洋”為口號而開展鬥爭。是年十月，有一位官員奏報朝廷道：“外患不除，內憂恐起。近聞山東曹濮、安徽穎毫各地，伏莽欲動，假‘興華滅洋’為名。”注9這種鬥爭，起初主要是以反洋教的形式而出現的，而且範圍日益擴大。一個傳教士到該地區進行了調查，說起事的農民專“與天主教作敵，凡天主教堂，思盡燒毀，天主教人，思盡殺滅。聚眾數萬人，在曹縣，城(成)武縣、單縣、沛縣、蕭縣、碭山縣、考城縣、蘭儀縣所有教堂，燒毀的不少。”注10其後，鬥爭發展到山東、直隸交界一帶，更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這些鬥爭彼伏此起，最後匯合成了具有全國規模的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到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梨園屯發動起義，正式打出了“黃色而鑲以黑邊”的旗幟，“上標‘扶清滅洋’四字”。注11這次起義，可以視為義和團運動的起點。從此，“扶消滅洋”便成了義和團運動的主要口號，這個口號的提出，反映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客觀事實，但也況明了農民群眾沒有科學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與清政府的關係。這樣，在他們自發反帝鬥爭的實踐中便產生了極其矛盾的現象：一方麵，高呼“滅洋”口號而盲目排斥洋人洋物；另方麵，則打出“扶清”旗幟而蒙受即將淪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的欺騙和利用。可見，幾千年來的農民運動盡管到此時增添了反帝的內容，卻仍然無法擺脫皇權主義的束縛。因此，甲午戰後以農民為主體的群眾自發反帝鬥爭，從根本上說來並沒有超出舊式農民起義的範圍。這正是“扶清滅洋”口號的歷史局限性所在。
甲午戰後日本的崛起，改變了遠東國際形式的格局。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國際形勢的基本格局是英俄的對立和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而為亞洲強國，開始擠進了列強的行列。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淪為受列強支配、宰割的對象。本來，在遠東的爭衡中，英國是占據上風的。可是，甲午戰爭後，俄國和法國都加強了它們在遠東的侵略活動，德國開始參加遠東地區的爭奪，美國則先是兼併夏威夷和從西班牙手中奪取菲律賓，繼而提出獨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所有這些，都是對英國在遠東的傳統的優勢地位的挑戰。於是，列強在遠東地區的角逐日趨激烈，預示著一個更加動盪不安的時代的到來。
甲午戰爭的失敗，對整個中國社會震動之大，影響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中國從前隻被西方大國打敗過，如今竟被東方小小的島國日本打敗了，不僅割國土，賠巨款，喪利權，蒙受奇恥大辱，而且進一步刺激了列強侵略中國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中國的民族危機愈益深重了。
清政府為償付日本的巨額賠款，隻能向西方列強大舉外債。甲午戰前的三十餘年間，清政府曾向英、德各國商人借債二十五次，總額才四千一百餘萬兩。到甲午戰爭爆發時，這些外債絕大部分已經償清。從甲午戰爭爆發到中日議和期間，清政府又向英商銀行和通過德商銀行借了四筆外債，共合四千三百多萬兩。以上借款雖皆以海關為擔保，但數額不巨，而且其經濟性質大於政治性質，對中國的危害還不是太大。清政府為償付日本賠款而舉借的外債，情形就完全兩樣了。先後向俄、法、英、德四國三次大借款，總計三億兩，連本帶利共六億多兩。其數額之巨大是十分驚人的。這三次外債的償還期，或三十六年，或四十五年，都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如第三次續借英德洋款，合同言明：以海關稅收、蘇州凇滬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鹽厘為擔保；本借款起債後十二個月內中國保證不向他國借款，償還期為四十五年，中國不得提前一次清還或改變其他還法，此次借款未付還時，中國總理海關事務應照現今辦理之法辦理。通過這次借款，英、德兩國便控製了中國部分重要的財政行政權，而且其期限竟然長達四十五年。列強假此龐大債務攫取了大量利權，使中國處於列強的枷栲壓榨下長期不能自拔。
與此同時，虎視眈眈的列強乘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先是在一八九五年，德國即向清政府要求設立天津、漢口兩處租界，作為還遼的報酬。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又以巨野教案為藉口出兵占領膠州灣。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強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其中，規定將膠州灣租與德國，為期九十九年；德國有權建造由膠州到濟南的鐵路，並享有鐵路沿線三十裏以內的開礦權。這樣，德國終於實現了蓄謀已久的侵略野心，不僅把膠澳地區奪取到手，變成直接統治的殖民地，而且把侵略魔爪伸向山東內地，從而控製了山東全省，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隨後，俄國以“助華”為名騙取清政府的同意，將軍艦開進旅順口，從此賴著不走。並脅迫清政府於三月二十七日、五月七日先後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和《續訂旅大租地條約》。這兩項條約規定俄國租借旅大二十五年，並有建造南滿鐵路的權利，使它實現了長期夢寐以求的對中國東北的控製，從而大大加強了在遠東的戰略地位。同年四月十日，清政府與法國互換照會，承認中國滇、桂、粵諸省領土不割讓或租與他國，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英國藉口維持大國的均勢，強迫清政府於六月九日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承認九龍及大鵬、深圳二灣為其租借地，定期九十九年；七月一日簽訂《訂租威海衛專條》，規定中國將劉公島並威海灣內諸島及威誨全灣沿岸以內十英裏的地方租與英國，租期與俄國駐守旅順之期相同。一八九九年八月，日軍在鼓浪嶼登陸，迫使清政府於十月二十五日簽訂《廈門日本專管租界條款》，取得了在廈門設立租界的權力。並企圖占領整個廈門地區，將福建以至浙江劃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十一月十六日，法國又強迫清政府簽訂《廣州灣租界條約》，將廣州灣租與法國，亦以九十九年為期。自從德國強占膠州灣後，帝國主義各國紛紛接踵效尤。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或奪占海港，威爭劃勢力範圍，把中國的大好河山分割得支離破碎，整個神州呈現出一幅觸目驚心的圖景。列強的蠶食鯨吞，使中國麵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國將不國，何以圖存？這個問題，還從來沒有如此嚴重地擺在中國人民的麵前。豆剖瓜分的危險，給中國人民敲響了警鍾，促進了民族的覺醒。
“滅洋！”農民群眾最先響亮地喊出了這個口號。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把鬥爭的鋒芒直接指向了帝國主義列強。早在一八九四年的夏秋之交，山東、安徽交界一帶農民即以“滅洋”為口號而開展鬥爭。是年十月，有一位官員奏報朝廷道：“外患不除，內憂恐起。近聞山東曹濮、安徽穎毫各地，伏莽欲動，假‘興華滅洋’為名。”注9這種鬥爭，起初主要是以反洋教的形式而出現的，而且範圍日益擴大。一個傳教士到該地區進行了調查，說起事的農民專“與天主教作敵，凡天主教堂，思盡燒毀，天主教人，思盡殺滅。聚眾數萬人，在曹縣，城(成)武縣、單縣、沛縣、蕭縣、碭山縣、考城縣、蘭儀縣所有教堂，燒毀的不少。”注10其後，鬥爭發展到山東、直隸交界一帶，更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這些鬥爭彼伏此起，最後匯合成了具有全國規模的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到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梨園屯發動起義，正式打出了“黃色而鑲以黑邊”的旗幟，“上標‘扶清滅洋’四字”。注11這次起義，可以視為義和團運動的起點。從此，“扶消滅洋”便成了義和團運動的主要口號，這個口號的提出，反映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客觀事實，但也況明了農民群眾沒有科學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與清政府的關係。這樣，在他們自發反帝鬥爭的實踐中便產生了極其矛盾的現象：一方麵，高呼“滅洋”口號而盲目排斥洋人洋物；另方麵，則打出“扶清”旗幟而蒙受即將淪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的欺騙和利用。可見，幾千年來的農民運動盡管到此時增添了反帝的內容，卻仍然無法擺脫皇權主義的束縛。因此，甲午戰後以農民為主體的群眾自發反帝鬥爭，從根本上說來並沒有超出舊式農民起義的範圍。這正是“扶清滅洋”口號的歷史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