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反侵略戰爭中，從光緒皇帝到清政府的多數官員是積極主戰的，有些官員甚至主動請纓赴敵。在海軍和陸軍中，還湧現出眾多的誓死抗敗的愛國將土，或奮勇搏戰，戰功卓著，或壯誌未酬，血染疆場，或被困援絕，寧死不降，表現了崇高凜然的民族節操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日軍所到之處，當地群眾也都自發地展開了抗日鬥爭。台灣人民所進行的反割台武裝鬥爭，尤為慷慨激烈，可歌可泣。但是，無論帝黨的積極主戰還是愛國軍民的英勇鬥爭，都未能挽回戰爭的敗局。
經過甲午一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戰爭暴發戶。日本向戰敗的中國索取賠款規平銀二億兩，再加上贖遼費三千萬兩和威海衛日軍守備費一百五十萬兩，共二億三千一百五十萬兩，約合三億四千七百二十五萬日元。另外，還從中國掠奪了大量的戰利品，包括艦艇、輪船、汽船、軍港設備、機器、槍炮、彈藥、金銀。糧食等等，約略計之，其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才有八千萬日元。這次戰爭掠奪，使日本發了大財。日本前外務大臣井上馨躊躇滿誌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日本財政部門根本料想不到會有好幾億的日元，全部收入隻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都頓覺無比地富裕。”注1
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嚐到了發動侵略戰爭的甜頭，更加刺激了它對外擴張的野心。從此，日本政府便大力擴張軍備，為發動新的戰爭而作準備。早在馬關議和期間，日本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大將即提出，以“擴大利益線，稱霸東洋”為目的，把師團編製加以擴大，以便作為戰略單位使用。三國幹涉還遼事件發生後，日本參謀本部製定了打敗俄國遠東軍隊的擴軍計劃，把師團的建製翻一番，即在原有的六個師團(一個近衛師團除外)的基礎上再增加六個師團。並迅速擴大炮兵和騎兵，使其成為能夠適應近代化戰爭的軍隊。
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大將也提出了龐大的擴充海軍的計劃。“其目標是要在德國或法國同俄國聯合起來時，用以擊沉這兩個國家能夠聯合派到東方來的艦隊。”注2據統計，日本從中國所取得的償金，用於陸軍擴充費為五千七百萬日元，海軍擴充費為一億三千九百萬日元，臨時軍事費為七千九百萬日元，發展軍艦水雷艇補充基金為三千萬日元，共三億零五百萬日元，占償金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注3
根據《馬關條約》第六款，中日兩國還進行了通商行船條約的談判。這次談判歷時一年，雙方於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簽訂了《中日通商行船條約》二十九條。條約規定，日人在中國已開及日後約開的通商口岸有設立工廠企業的自由。本來，通過《馬關條約》第六條，清政府已經為日本新開了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商埠。在這次談判中，中國方麵提出對日人所開工廠征百分之十的內地製造稅，而日方又以此為要挾，脅迫清政府增闢天津、上海、廈門、漢口四處租界。在日本工商界看來，以製造稅而換取四處租界的設立，是一個值得慶幸的成功。因為這樣一來，日本在中國取得了八處專管租界的設立權，比英國還多三處，其“已達一百萬錠並仍在駸駸發展中的各紡織公司的棉紗等各種產品，將滔滔不絕地流進這個巨大市場。”因此，甲午戰爭成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跳板”。“由於巨額賠款的流入，—麵進行以擴充軍備為核心的產業革命，另一方麵獲得了採用金本位製的資金，也就拿到了參加以倫敦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市場的通行證。日本資本主義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國和擁有較多的專管租界，取得了比歐洲列強更為有利的條件，登上了開拓中國市場的新旅程。”注4
於是，日本的企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一八九二年，日本全國有工廠二千七百六十七家，其中使用動力的工廠九百八十七家，共有三萬—千九百一十六馬力；而到一八九六年，工廠數便增到七千六百四十家，其中使用動力的工廠發展到三千零三十七家，共有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九馬力，翻了一番還多。注5經濟力量也大為增強了。
一八九三年，日本全國共有七百零三家銀行，資本約一億一千萬日元；而到一八九八年，便增到一千七百五十二家，資本三億八千萬日元，差不多翻了兩番。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從中國的賠款中拿出五十七萬九千元用來發展鋼鐵，並建立了八幡製鐵所，決定擴大煉鋼計劃，在一八九六年實現年產十八萬噸鋼的目標。一八九八年年底，農商大臣曾彌荒助為取得廉價的鐵礦石，曾計劃向中國貸款，以租借中國的大冶礦山，但未成功。這是日本企圖通過資本輸出而獲得利權的最初嚐試。後來，日本政府便逐步確定了“以國家資本為中心而進行資本輸出這種日本式的特殊的帝國主義政策”。注6
對日本來說，占領台灣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日本首先壟斷了台灣利潤最大的樟腦業，使台灣總督府財政從日本財政中獨立出來。台灣殖民政權又實行所謂“無主地”國有化和進行強製性購買土地，對台灣實行資本擴張。並增加稅收，對台灣人民進行敲骨取髓的壓榨。連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不得不承認，從台灣民眾的納稅能力來看，其負擔太沉重了。日本學者指出：“在台灣內部已經萌發的獨自發展的基礎，已經被這種征服性的掠奪摧毀了。”注7台灣完全成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商品和原料市場。但更為重要的是，占有台灣使日本有了南進的基地。早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前，山縣有朋即向睦仁奏稱：“我國應以本次戰爭為機取新領地於海外。果如斯，則為其守備必須擴張軍備，更何況欲乘連捷之勢趁機成為東洋盟主者乎？蓋以往軍備皆以維持主權線為本，然若欲使本次勝利不致徒勞無效並進而為東洋盟主，則須謀取利益線之擴張。”三國幹涉還遼事件發生後，睦仁授意伊藤博文：“(遼東)半島不必急取，此次戰守已通曉其地理人情，為時不遠，或從朝鮮或從某地再戰之期仍將來臨，彼時取之亦可。”注8日本的北進和南進雖有緩急之分，但對大陸的擴張政策卻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下去。
經過甲午一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戰爭暴發戶。日本向戰敗的中國索取賠款規平銀二億兩，再加上贖遼費三千萬兩和威海衛日軍守備費一百五十萬兩，共二億三千一百五十萬兩，約合三億四千七百二十五萬日元。另外，還從中國掠奪了大量的戰利品，包括艦艇、輪船、汽船、軍港設備、機器、槍炮、彈藥、金銀。糧食等等，約略計之，其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才有八千萬日元。這次戰爭掠奪，使日本發了大財。日本前外務大臣井上馨躊躇滿誌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日本財政部門根本料想不到會有好幾億的日元，全部收入隻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都頓覺無比地富裕。”注1
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嚐到了發動侵略戰爭的甜頭，更加刺激了它對外擴張的野心。從此，日本政府便大力擴張軍備，為發動新的戰爭而作準備。早在馬關議和期間，日本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大將即提出，以“擴大利益線，稱霸東洋”為目的，把師團編製加以擴大，以便作為戰略單位使用。三國幹涉還遼事件發生後，日本參謀本部製定了打敗俄國遠東軍隊的擴軍計劃，把師團的建製翻一番，即在原有的六個師團(一個近衛師團除外)的基礎上再增加六個師團。並迅速擴大炮兵和騎兵，使其成為能夠適應近代化戰爭的軍隊。
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大將也提出了龐大的擴充海軍的計劃。“其目標是要在德國或法國同俄國聯合起來時，用以擊沉這兩個國家能夠聯合派到東方來的艦隊。”注2據統計，日本從中國所取得的償金，用於陸軍擴充費為五千七百萬日元，海軍擴充費為一億三千九百萬日元，臨時軍事費為七千九百萬日元，發展軍艦水雷艇補充基金為三千萬日元，共三億零五百萬日元，占償金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注3
根據《馬關條約》第六款，中日兩國還進行了通商行船條約的談判。這次談判歷時一年，雙方於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簽訂了《中日通商行船條約》二十九條。條約規定，日人在中國已開及日後約開的通商口岸有設立工廠企業的自由。本來，通過《馬關條約》第六條，清政府已經為日本新開了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商埠。在這次談判中，中國方麵提出對日人所開工廠征百分之十的內地製造稅，而日方又以此為要挾，脅迫清政府增闢天津、上海、廈門、漢口四處租界。在日本工商界看來，以製造稅而換取四處租界的設立，是一個值得慶幸的成功。因為這樣一來，日本在中國取得了八處專管租界的設立權，比英國還多三處，其“已達一百萬錠並仍在駸駸發展中的各紡織公司的棉紗等各種產品，將滔滔不絕地流進這個巨大市場。”因此，甲午戰爭成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跳板”。“由於巨額賠款的流入，—麵進行以擴充軍備為核心的產業革命，另一方麵獲得了採用金本位製的資金，也就拿到了參加以倫敦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市場的通行證。日本資本主義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國和擁有較多的專管租界，取得了比歐洲列強更為有利的條件，登上了開拓中國市場的新旅程。”注4
於是，日本的企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一八九二年，日本全國有工廠二千七百六十七家，其中使用動力的工廠九百八十七家，共有三萬—千九百一十六馬力；而到一八九六年，工廠數便增到七千六百四十家，其中使用動力的工廠發展到三千零三十七家，共有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九馬力，翻了一番還多。注5經濟力量也大為增強了。
一八九三年，日本全國共有七百零三家銀行，資本約一億一千萬日元；而到一八九八年，便增到一千七百五十二家，資本三億八千萬日元，差不多翻了兩番。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從中國的賠款中拿出五十七萬九千元用來發展鋼鐵，並建立了八幡製鐵所，決定擴大煉鋼計劃，在一八九六年實現年產十八萬噸鋼的目標。一八九八年年底，農商大臣曾彌荒助為取得廉價的鐵礦石，曾計劃向中國貸款，以租借中國的大冶礦山，但未成功。這是日本企圖通過資本輸出而獲得利權的最初嚐試。後來，日本政府便逐步確定了“以國家資本為中心而進行資本輸出這種日本式的特殊的帝國主義政策”。注6
對日本來說，占領台灣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日本首先壟斷了台灣利潤最大的樟腦業，使台灣總督府財政從日本財政中獨立出來。台灣殖民政權又實行所謂“無主地”國有化和進行強製性購買土地，對台灣實行資本擴張。並增加稅收，對台灣人民進行敲骨取髓的壓榨。連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不得不承認，從台灣民眾的納稅能力來看，其負擔太沉重了。日本學者指出：“在台灣內部已經萌發的獨自發展的基礎，已經被這種征服性的掠奪摧毀了。”注7台灣完全成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商品和原料市場。但更為重要的是，占有台灣使日本有了南進的基地。早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前，山縣有朋即向睦仁奏稱：“我國應以本次戰爭為機取新領地於海外。果如斯，則為其守備必須擴張軍備，更何況欲乘連捷之勢趁機成為東洋盟主者乎？蓋以往軍備皆以維持主權線為本，然若欲使本次勝利不致徒勞無效並進而為東洋盟主，則須謀取利益線之擴張。”三國幹涉還遼事件發生後，睦仁授意伊藤博文：“(遼東)半島不必急取，此次戰守已通曉其地理人情，為時不遠，或從朝鮮或從某地再戰之期仍將來臨，彼時取之亦可。”注8日本的北進和南進雖有緩急之分，但對大陸的擴張政策卻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