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謀天道、定社稷、破亂局，當以利同，以意合，分之以食祿，化之以名義，力不可不強，慮不可不長遠，滿懷希望，常抱死誌，如此，可為之也。
三代以來，帝、王與諸侯共治天下，所用者皆貴族也，似伊尹之流，終有數，亦天時也。
然，步朝堂，論國政，其名不正，言必微也，其勢未成，行必難也。
先聖孔丘初為政，嚐於季氏為吏，後平子為其正名，添為大夫末流。
季氏專權於魯國，危其君，侵其民，此非禮也。
天下失其道久矣，禮樂崩壞，上必有亂政者，在魯三桓也，尤以季氏為最。
水至濁亦存白鱗，有活源也；夜至暗尚有星光，能自耀也。
故雖以仲尼之誌，向禮衛道，上思周公攝政，知功出自其位，德全於己身。
處微末之時，當不拘於道，不困於禮，蓋人皆以利祿為要，生民之願重於聖賢之誌。
力無處宣泄，誌不得施張，則內猶修身以養德，正如《孟子》所言，‘窮則獨善其身’。
所謂失道、違禮，此人欲所致，執政所為，私心甚於公心。
夫欲以己道成天道，以公心勝私心，首要在其位，次者強其力，餘者固其心。
道為根本，此三者，成道之要術，如此，可成也。
既已知其要，然後可以行，不至於有惑也。
自仲尼為政，任中都宰，禮施於要處，政通於上下，一年，四方皆則之。
禮樂，秩序之法，故使民安其所，政有其為，如此，可興焉。
所謂賢者，使民能安其所，政可有其為，性不必高潔，德不必廣博，亦大善。
古之為政也，皆在七言之中，謂‘定、興、治、盛、衰、亂、亡’。
於魯國，國勢雖衰，亂象已生，未至糜爛，猶可用之以禮樂，因其秩序尚存，故力多有施張之處。
夫有為之士，得一器之利而備兵甲，全一域之功而向四方，此人欲也。
時仲尼已有仁政，然魯國之患，在三桓，在國君之威儀不盛，權柄不利，上下失衡，君臣無度。
孔丘欲以禮樂正天下，然周室衰微，幾不可挽回，重在魯國，首要三桓。
三桓勢大，遙想昭公之時，欲除而不能，負身出逃，至死尤悔。
一人之力，寡也，二人之力，盛也，三人之力，勢也。
孔丘之力尚不如昭公之時，而三桓之勢猶重，此謂敵強我弱，為之奈何？
三桓者，專權於魯國，所害者，不在魯民，不在大夫，惟在魯室，猶在魯侯，竊其權而奪其民也。
上失其威，則國必生亂，下專於權，則內必生怨。
故仲尼之為政，治其亂而平其怨，複推禮樂，以圖王興。
此亦魯侯之望，雖非意合，乃以利合，似有同心，或能勠力。
定公進孔丘為司空，後授之以大司寇，相魯國。
孔丘初涉相位，七日，誅少正卯。
少正卯，魯國之大夫，官至少正，仲尼以卯身兼五惡，遂行君子之誅。
五惡者，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
此五者，非人倫之惡，非性命之惡，異於禮樂，殊於廟堂，故所謂賢者惡之也。
魯之大司寇，掌緝捕刑誅之事，然，擅殺少正卯，言不正，名不順，且有違於禮。
世多有疑，有，則可辯聖人之為政；無，則合聖人之仁德。
故較之禮之仁德與政之得失，後人從其無，取之禮樂。
餘從其有，惟論政之取舍。
世有傳言，少正卯廣開私學，收授門徒，孔丘之弟子，多有往之，獨顏回例外。
卯之學，乃刑名律典之學，異於禮樂，迥於孔丘。
古之為政者，登臨高位，多有私心甚於公心，以公濟私者，多見於史冊。
然以仲尼之誌，前不見其欲顯於形，後不見其行露於外，所求者無非複禮興業。
禮樂者，分上下，明遠近，定次序，製數目，尊上而禦下；律法者，分善惡，明利害，同生死，去殊異，維上而治下。
存禮樂，必輕律法；立律法，必小禮樂。
兩者非不可並存，古之賢達，或重禮樂而輔律法，或重律法而輔禮樂，臨事而決之。
然，春秋之時，王道既衰，霸業已明，禮樂存而漸失其道，律法立而未章其勢。
諸國之君主、大夫、貴族，皆得禮樂之利，雖不尊其實，亦護其名。
守禮樂之舊而排律法之新，皆為私欲，似秦之商君、楚之屈子，皆受其害。
於孔丘，則不然。
禮樂，在宗、在威、在別、在數，律法，在一、在信、在同、在變。
兩製不可並用，若用之，當不在首要，當不安一所。
處位愈高，愈是如此。
家國之道，不容憂疑，一經憂疑，輕則損命傷財，重則毀家滅國。
為政之私，不在己欲，貴在守道。
蓋仲尼誅少正卯，不在其私情己欲。因律法迥於禮樂，仲尼欲複推周公之禮，此天敵也。
是故，在政不加其汙，於德自傷己身。
然，此皆吾妄言之，不敢加於聖人。
既已在其位，仲尼內修禮樂，外拒強齊，威儀在身，力愈加盛。
適三桓困於家臣之患，季孫氏有陽虎之亂，叔孫氏有侯犯之亂，據城邑而亂主。
彼之離亂力弱之時，吾之千載難逢之機。
時仲由為季氏宰，進桓子，欲墮三都，名為除家臣之患，實為弱三桓之力。
桓子、武叔受家臣之亂，未能明察，故以其所欲治其慮所在，雖有所損而自圓也。
郈、費兩邑已毀之，至孟孫氏之郕邑，公山斂處進孟懿子，遂不成行。
後三桓合心，力指定公、孔丘，定公軟弱無力，自保猶不能也。
頃刻之間，勢消力散，淒淒然獨行，攜弟子門人，出走魯國。
由是觀之，孔丘之為政，明勢而知禮，尊上而守常，名正而力弱，貴專而乏奇。
上思周公之政，方知孔丘之所以敗亡。
周公七年攝政，位已至極，又得召公、太公之助力，力不可謂不強。
適時成王年幼，周公雖攝政，亦述其意與召公、太公，此三者，皆一人定國之才，威懾群賢之德。
三人意合，周室方無亂也。
後與召公分治天下，方有周八百年之業也。
修禮樂，伐殘殷，攻東夷，築成周，封諸侯，平叛亂，其功赫赫，其德昭昭。
力愈加強盛，勢愈加昌隆，蓋兵鋒之銳利，勝績加於身，諸侯之擁戴，宵小不敢行。
所謂成道之三要，其一二所能致也，莫過於周公。
故，孔丘之所以聖，非在其政也。
後人可望其德，敬其道，因其善修身也。
三代以來，帝、王與諸侯共治天下，所用者皆貴族也，似伊尹之流，終有數，亦天時也。
然，步朝堂，論國政，其名不正，言必微也，其勢未成，行必難也。
先聖孔丘初為政，嚐於季氏為吏，後平子為其正名，添為大夫末流。
季氏專權於魯國，危其君，侵其民，此非禮也。
天下失其道久矣，禮樂崩壞，上必有亂政者，在魯三桓也，尤以季氏為最。
水至濁亦存白鱗，有活源也；夜至暗尚有星光，能自耀也。
故雖以仲尼之誌，向禮衛道，上思周公攝政，知功出自其位，德全於己身。
處微末之時，當不拘於道，不困於禮，蓋人皆以利祿為要，生民之願重於聖賢之誌。
力無處宣泄，誌不得施張，則內猶修身以養德，正如《孟子》所言，‘窮則獨善其身’。
所謂失道、違禮，此人欲所致，執政所為，私心甚於公心。
夫欲以己道成天道，以公心勝私心，首要在其位，次者強其力，餘者固其心。
道為根本，此三者，成道之要術，如此，可成也。
既已知其要，然後可以行，不至於有惑也。
自仲尼為政，任中都宰，禮施於要處，政通於上下，一年，四方皆則之。
禮樂，秩序之法，故使民安其所，政有其為，如此，可興焉。
所謂賢者，使民能安其所，政可有其為，性不必高潔，德不必廣博，亦大善。
古之為政也，皆在七言之中，謂‘定、興、治、盛、衰、亂、亡’。
於魯國，國勢雖衰，亂象已生，未至糜爛，猶可用之以禮樂，因其秩序尚存，故力多有施張之處。
夫有為之士，得一器之利而備兵甲，全一域之功而向四方，此人欲也。
時仲尼已有仁政，然魯國之患，在三桓，在國君之威儀不盛，權柄不利，上下失衡，君臣無度。
孔丘欲以禮樂正天下，然周室衰微，幾不可挽回，重在魯國，首要三桓。
三桓勢大，遙想昭公之時，欲除而不能，負身出逃，至死尤悔。
一人之力，寡也，二人之力，盛也，三人之力，勢也。
孔丘之力尚不如昭公之時，而三桓之勢猶重，此謂敵強我弱，為之奈何？
三桓者，專權於魯國，所害者，不在魯民，不在大夫，惟在魯室，猶在魯侯，竊其權而奪其民也。
上失其威，則國必生亂，下專於權，則內必生怨。
故仲尼之為政，治其亂而平其怨，複推禮樂，以圖王興。
此亦魯侯之望，雖非意合，乃以利合，似有同心，或能勠力。
定公進孔丘為司空，後授之以大司寇，相魯國。
孔丘初涉相位，七日，誅少正卯。
少正卯，魯國之大夫，官至少正，仲尼以卯身兼五惡，遂行君子之誅。
五惡者，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
此五者，非人倫之惡，非性命之惡，異於禮樂，殊於廟堂，故所謂賢者惡之也。
魯之大司寇，掌緝捕刑誅之事，然，擅殺少正卯，言不正，名不順，且有違於禮。
世多有疑，有，則可辯聖人之為政；無，則合聖人之仁德。
故較之禮之仁德與政之得失，後人從其無，取之禮樂。
餘從其有，惟論政之取舍。
世有傳言，少正卯廣開私學，收授門徒，孔丘之弟子，多有往之，獨顏回例外。
卯之學，乃刑名律典之學，異於禮樂，迥於孔丘。
古之為政者，登臨高位，多有私心甚於公心，以公濟私者，多見於史冊。
然以仲尼之誌，前不見其欲顯於形，後不見其行露於外，所求者無非複禮興業。
禮樂者，分上下，明遠近，定次序，製數目，尊上而禦下；律法者，分善惡，明利害，同生死，去殊異，維上而治下。
存禮樂，必輕律法；立律法，必小禮樂。
兩者非不可並存，古之賢達，或重禮樂而輔律法，或重律法而輔禮樂，臨事而決之。
然，春秋之時，王道既衰，霸業已明，禮樂存而漸失其道，律法立而未章其勢。
諸國之君主、大夫、貴族，皆得禮樂之利，雖不尊其實，亦護其名。
守禮樂之舊而排律法之新，皆為私欲，似秦之商君、楚之屈子，皆受其害。
於孔丘，則不然。
禮樂，在宗、在威、在別、在數，律法，在一、在信、在同、在變。
兩製不可並用，若用之，當不在首要，當不安一所。
處位愈高，愈是如此。
家國之道，不容憂疑，一經憂疑，輕則損命傷財，重則毀家滅國。
為政之私，不在己欲，貴在守道。
蓋仲尼誅少正卯，不在其私情己欲。因律法迥於禮樂，仲尼欲複推周公之禮，此天敵也。
是故，在政不加其汙，於德自傷己身。
然，此皆吾妄言之，不敢加於聖人。
既已在其位，仲尼內修禮樂，外拒強齊，威儀在身，力愈加盛。
適三桓困於家臣之患，季孫氏有陽虎之亂，叔孫氏有侯犯之亂，據城邑而亂主。
彼之離亂力弱之時，吾之千載難逢之機。
時仲由為季氏宰，進桓子，欲墮三都，名為除家臣之患，實為弱三桓之力。
桓子、武叔受家臣之亂，未能明察，故以其所欲治其慮所在，雖有所損而自圓也。
郈、費兩邑已毀之，至孟孫氏之郕邑，公山斂處進孟懿子，遂不成行。
後三桓合心，力指定公、孔丘，定公軟弱無力，自保猶不能也。
頃刻之間，勢消力散，淒淒然獨行，攜弟子門人，出走魯國。
由是觀之，孔丘之為政，明勢而知禮，尊上而守常，名正而力弱，貴專而乏奇。
上思周公之政，方知孔丘之所以敗亡。
周公七年攝政，位已至極，又得召公、太公之助力，力不可謂不強。
適時成王年幼，周公雖攝政，亦述其意與召公、太公，此三者，皆一人定國之才，威懾群賢之德。
三人意合，周室方無亂也。
後與召公分治天下，方有周八百年之業也。
修禮樂，伐殘殷，攻東夷，築成周，封諸侯，平叛亂，其功赫赫，其德昭昭。
力愈加強盛，勢愈加昌隆，蓋兵鋒之銳利，勝績加於身，諸侯之擁戴，宵小不敢行。
所謂成道之三要，其一二所能致也，莫過於周公。
故，孔丘之所以聖，非在其政也。
後人可望其德，敬其道，因其善修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