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改革運動由先兆成為現實之初，神學異端的歷史仿佛在重演：1512年，24歲的神甫路德獲得了神學博士學位，不過，他越來越感覺到按照天主教教會規定的方式修道，自己是可不能通過走上"蒙神赦罪而得救"的道路，以最終解除自己"心靈之痛苦"的，甚至經院哲學也隻能將自己的心靈引入死胡同。於是，如何才能得到拯救成為路德縈繞於心的問題，最後形成了所謂因信稱義的神學命題——靈魂得到拯救的人在上帝麵前被稱為義，因而不在於本人的善行所積下的的功德，而在於上帝的恩典和人對上帝的虔誠信仰。
這一因信稱義的神學命題，與正統神學對於稱義的解釋之間出現了明顯的差異，因為按照正統神學的說法，稱義就是人性的一種真正改變，是由於分享了神的義，因而"從罪人變為義人"是一個行善功的過程。然而，路德認為即使在人因信稱義之後，也不可能有所謂的功德，唯一的功德是屬於基督的，這就是基督已經為人贖罪。
正當路德熱心地宣講自己提出的這一因信稱義的神學命題的時候，教皇藉口修繕羅馬聖彼得大教堂需要經費，派人到德意誌各地兜售贖罪券。於是，在1517年10月31日，路德公開在教堂大門上貼出《九十五條論綱》，以"歡迎辯論"的姿態指出：隻有基督的功德才能有助於赦罪。結果使得贖罪券的銷路大減，有些地方甚至無人購買。這樣，一場製裁異端的鬧劇又將重新上演，似乎歷史的悲劇會再度重現。9.44 走進上帝的居所
然而，中世紀已經結束，對威克裏夫與胡斯的異端裁判早已是一個世紀以前的事情。不幸的是，羅馬教皇與教廷沒有能夠意識到這一點，仍然以為可以故計重演："無論任何人，如果認為羅馬教會在赦罪問題上無權如它實際所行的那樣作，這樣的人就是宣傳異端"。於是，在1518年8月它命令路德到羅馬受審，而此時的路德，在德意誌諸侯的有力支持下，對此不加理會。隨後，路德在有關辯論之中明確地論證《聖經》的權威至上，否認教皇權威，讚揚威克裏夫與胡斯的神學思想，走上與羅馬教皇對抗的道路。
1520年，路德發表了一係列重要文章，提出教皇無權幹預世俗政權，強調教會如果不能夠自己進行改革，將由國家來進行挽救；與此同時，路德還指出羅馬教會是"打著神聖教會與聖彼得的旗幟的、人間最大的巨賊和強盜"。最為關鍵的是，路德宣布教皇不是《聖經》的最後解釋者，信徒人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相通，而無需神甫來作為《聖經》教義闡釋的中介。同年10月，教皇派代表前往德意誌，宣讀開除路德教籍的通諭，而路德在諸侯與市民的支持下，決定進行公開對抗，毫不退讓，寫出了《反對敵基督者的通諭》，並當眾燒毀了教皇的通諭。
路德這個反對敵基督者大聲疾呼："如果他們還要繼續妄逞狂暴的話，我以為除了國王和諸侯採用暴力，武裝自己，討伐流毒於全世界的惡漢，並且不用語言而用武器去製止他們的暴行之外，沒有更好的方法和藥方去對付他們了。我們既用刀劍懲治盜賊，絞索懲治殺人者，烈火懲治異教，為什麽我們不運用百般來討伐這些身為教皇、紅衣主教、大主教而又傷風敗俗不配為人師表的羅馬罪惡城中的蛇蠍之群，並且用他們的血來洗我們的手呢？"由此可見，路德堅持進行宗教改革，不怕與天主教徹底決裂的決心。
盡管在教皇的壓力之下，不得不演出一場諸侯綁架路德的雙簧戲，使所謂的異端裁判成為沒有被告到場的缺席審判，以便敷衍教皇，而路德則藉此機會隱居起來。在隱居期間，路德用民族語言將《聖經·新約》翻譯成德語譯本，使《聖經》能夠真正成為每一個德意誌人的信仰之源。也就在路德隱居的幾個月的時間內，路德主張的擁護者開始行動起來，震撼天主教的宗教改革運動終於掀起，預示了新教即將崛起的基督教發展的前景。
如果說宗教改革運動的異端挑戰，是針對天主教企圖實行基督教神學思想壟斷與教會權威專製的，那麽，這也不過是對於所謂的中世紀的黑暗進行的一次現實證明。然而，中世紀並非是漆黑一團，而是光明與黑暗並存，特別是對於西歐文化的發展來說，應該是以光明為主的。雖然這一光明與上帝之道之間保持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之中，正是在上帝之光的照臨之下，不僅文化的思想傳統得到了延續，而且文化的藝術表達也同樣進行了拓展。正如基督教的神學思想是整個西方文化思想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一樣，基督教的藝術創造已經成為整個西方文化藝術發展不可分離的構成。
也許，由於基督教的藝術，特別是中世紀基督教的藝術，在神學思想的直接影響之下，更加注重的不是人的藝術創造的個人自由，而是如何藝術地表達出人對於上帝的信仰，因而也就使其具有形象性的啟示與體驗性的接受的雙重特徵，促使基督教的藝術在進行宗教預言的藝術表達之中喚起宗教熱情，在宗教熱情的藝術表達之中堅守宗教信仰，從而在理性與感性趨於和諧的宗教虔誠之中進行對於天國的理想性追求。
這就直接影響到藝術表達的對象與範圍將主要以《聖經》文本為基礎，而藝術表達的手段與方式則主要以教義傳播為前提，因而藝術表達的現實形態以群體性與動態性相結合的綜合藝術為主要選擇；這也就是說，基督教的藝術表達，無論是時間藝術之最的音樂，還是空間藝術之最的建築，都是在圍繞著布道活動而逐漸綜合起來的：在真摯的讚美與心靈的吟唱，如同天籟般的流淌所瀰漫而成的莊嚴肅穆的氣氛之中，在崇高的嚮往與精神的飛升，如同天穹般的擴展所延伸而成的神秘聖潔的感受之中，人與上帝在進行著無言而直接的對話。
這一因信稱義的神學命題，與正統神學對於稱義的解釋之間出現了明顯的差異，因為按照正統神學的說法，稱義就是人性的一種真正改變，是由於分享了神的義，因而"從罪人變為義人"是一個行善功的過程。然而，路德認為即使在人因信稱義之後，也不可能有所謂的功德，唯一的功德是屬於基督的，這就是基督已經為人贖罪。
正當路德熱心地宣講自己提出的這一因信稱義的神學命題的時候，教皇藉口修繕羅馬聖彼得大教堂需要經費，派人到德意誌各地兜售贖罪券。於是，在1517年10月31日，路德公開在教堂大門上貼出《九十五條論綱》，以"歡迎辯論"的姿態指出：隻有基督的功德才能有助於赦罪。結果使得贖罪券的銷路大減，有些地方甚至無人購買。這樣，一場製裁異端的鬧劇又將重新上演，似乎歷史的悲劇會再度重現。9.44 走進上帝的居所
然而，中世紀已經結束，對威克裏夫與胡斯的異端裁判早已是一個世紀以前的事情。不幸的是，羅馬教皇與教廷沒有能夠意識到這一點，仍然以為可以故計重演："無論任何人，如果認為羅馬教會在赦罪問題上無權如它實際所行的那樣作，這樣的人就是宣傳異端"。於是，在1518年8月它命令路德到羅馬受審，而此時的路德，在德意誌諸侯的有力支持下，對此不加理會。隨後，路德在有關辯論之中明確地論證《聖經》的權威至上，否認教皇權威，讚揚威克裏夫與胡斯的神學思想，走上與羅馬教皇對抗的道路。
1520年，路德發表了一係列重要文章，提出教皇無權幹預世俗政權，強調教會如果不能夠自己進行改革，將由國家來進行挽救；與此同時，路德還指出羅馬教會是"打著神聖教會與聖彼得的旗幟的、人間最大的巨賊和強盜"。最為關鍵的是，路德宣布教皇不是《聖經》的最後解釋者，信徒人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相通，而無需神甫來作為《聖經》教義闡釋的中介。同年10月，教皇派代表前往德意誌，宣讀開除路德教籍的通諭，而路德在諸侯與市民的支持下，決定進行公開對抗，毫不退讓，寫出了《反對敵基督者的通諭》，並當眾燒毀了教皇的通諭。
路德這個反對敵基督者大聲疾呼："如果他們還要繼續妄逞狂暴的話，我以為除了國王和諸侯採用暴力，武裝自己，討伐流毒於全世界的惡漢，並且不用語言而用武器去製止他們的暴行之外，沒有更好的方法和藥方去對付他們了。我們既用刀劍懲治盜賊，絞索懲治殺人者，烈火懲治異教，為什麽我們不運用百般來討伐這些身為教皇、紅衣主教、大主教而又傷風敗俗不配為人師表的羅馬罪惡城中的蛇蠍之群，並且用他們的血來洗我們的手呢？"由此可見，路德堅持進行宗教改革，不怕與天主教徹底決裂的決心。
盡管在教皇的壓力之下，不得不演出一場諸侯綁架路德的雙簧戲，使所謂的異端裁判成為沒有被告到場的缺席審判，以便敷衍教皇，而路德則藉此機會隱居起來。在隱居期間，路德用民族語言將《聖經·新約》翻譯成德語譯本，使《聖經》能夠真正成為每一個德意誌人的信仰之源。也就在路德隱居的幾個月的時間內，路德主張的擁護者開始行動起來，震撼天主教的宗教改革運動終於掀起，預示了新教即將崛起的基督教發展的前景。
如果說宗教改革運動的異端挑戰，是針對天主教企圖實行基督教神學思想壟斷與教會權威專製的，那麽，這也不過是對於所謂的中世紀的黑暗進行的一次現實證明。然而，中世紀並非是漆黑一團，而是光明與黑暗並存，特別是對於西歐文化的發展來說，應該是以光明為主的。雖然這一光明與上帝之道之間保持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之中，正是在上帝之光的照臨之下，不僅文化的思想傳統得到了延續，而且文化的藝術表達也同樣進行了拓展。正如基督教的神學思想是整個西方文化思想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一樣，基督教的藝術創造已經成為整個西方文化藝術發展不可分離的構成。
也許，由於基督教的藝術，特別是中世紀基督教的藝術，在神學思想的直接影響之下，更加注重的不是人的藝術創造的個人自由，而是如何藝術地表達出人對於上帝的信仰，因而也就使其具有形象性的啟示與體驗性的接受的雙重特徵，促使基督教的藝術在進行宗教預言的藝術表達之中喚起宗教熱情，在宗教熱情的藝術表達之中堅守宗教信仰，從而在理性與感性趨於和諧的宗教虔誠之中進行對於天國的理想性追求。
這就直接影響到藝術表達的對象與範圍將主要以《聖經》文本為基礎，而藝術表達的手段與方式則主要以教義傳播為前提，因而藝術表達的現實形態以群體性與動態性相結合的綜合藝術為主要選擇；這也就是說，基督教的藝術表達，無論是時間藝術之最的音樂，還是空間藝術之最的建築，都是在圍繞著布道活動而逐漸綜合起來的：在真摯的讚美與心靈的吟唱，如同天籟般的流淌所瀰漫而成的莊嚴肅穆的氣氛之中，在崇高的嚮往與精神的飛升，如同天穹般的擴展所延伸而成的神秘聖潔的感受之中，人與上帝在進行著無言而直接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