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空歷史] 《倉鼠劫》作者：常萬生【完結】
文案：李斯本是楚國上蔡的一介布衣，年輕時因見到廁中鼠吃糞便，且驚恐百端；而倉中鼠吃黍米，且從容肥大，由此而頓悟，訣心要做“倉審鼠”。於是，懷抱著“老鼠哲學”的李斯，確立了特立獨行的人格，成功輔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從上<諫逐客書>到施行“統戰政策”；從推行郡縣製到力主“天下為一”……秦朝的一係列重大政策均出自於李斯的個人之手。秦朝的敗亡也與其息息相關。
前 言：略說轉型時代的功利抉擇
李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確立了自己地位的人物。
作為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首席"宰相，其功過是非、成敗榮辱，千載而下時常成為歷代名士們談論的話題：西漢史家司馬遷說他未能始終如一地輔佐秦室，否則"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北宋文學家蘇軾說他向荀子學帝王之術，又"以其學亂天下"；清代桐城派大儒姚鼐說他實際上已經捨棄了荀卿之學，"焚《詩 》 《 書 》、禁學士"隻不過是順應時勢而已……
誠然，名家大儒們的論說都能自成一家之言，但相關評論均從"功秦"或"害秦"的角度出發，很少有人對李斯人格的時代特徵進行論說。其實，以今天的眼光看，李斯的一生，最有價值的當首推其功利思想，而他對功利的抉擇又具有濃厚的時代特徵。
一
說到功利思想，不得不談一談人性的善惡問題。
春秋戰國以來，對於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追名逐利現象，思想家們很早就從人性的本原上進行思考。當時的許多論斷，其範疇和深度，即使到了今天人們依然難以逾越。孔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禮記·禮運 》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荀子也認為，人之天性乃是好利多欲，"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荀子·非相 》）。荀子認為，由於人人都"好利"、"有嫉惡"、"好聲色"，且為與生俱來，因此"人性本惡"，人隻有經過後天教育才能變善。
與荀子的觀點截然相反，孟子主張"性本善"。他認為，人人都有惻隱、羞惡、禮讓、是非之心等"善端"，即善的萌芽、開端。人心有善端，就表現為人性本善；善端若不斷擴充發展，就能成為仁、義、禮、智"四德"；把"四德"發展到完美的程度，"人皆可以為堯舜"（《
孟子·告子上 》）。
此外，還有人認為人性無善無惡、善惡雜混，等等。但無論持何種人性觀，思想家們普遍承認人是好利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天性使然，抑或後天所致。由此而引出義利之爭：孟子反對人們言利，主張"捨生取義"；墨子強調義利並重；商鞅提出"權而索利"；荀子宣稱欲利不可去，求利乃天然合理……
思想家們的爭論認真而又執著，每個人都力圖使世人的行為合乎於他們的說教。這種人性論上的"百家爭鳴"，恰恰是當時追名逐利現象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的體現。自周平王東遷、春秋時代開始以來，到戰國末年以至秦朝，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大的社會轉型期。社會轉型，一方麵表現為生產力快速發展、經濟日漸繁榮，另一方麵表現為民眾的思想意識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轉變、從重"仁義"向重"功利"過渡。尤其是到了戰國中後期，重利的觀念已經有了極大發展：為追求商業利潤，商人階層崛起，商業貿易繁榮；為追求自身學說能被統治者採納，名家大儒們不惜周遊列國；為追求高官厚祿，士階層崇尚實學，敢於積極奔走，毛遂自薦……
司馬遷放眼於秦漢時期的社會現實，精闢地概括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至理名言。這個論斷，同樣也是春秋戰國時代普通民眾心理狀態的真實寫照。
二
李斯正好身處於這樣一個務實的時代。
他繼承了春秋戰國以來有極大發展的現實主義、功利思想，勇於追求個人利益，重視自我價值的實現。少年時代的他，已經有了一顆不安於現狀的心。後來在家鄉當小吏，偶然看到廁中鼠和倉中鼠有著天壤之別，由此而頓悟，確立了積極向上的人生觀。
後來李斯又選擇了求學。他千裏迢迢，拜當代大儒荀況為師，潛心鑽研"帝王之術"。然而，雖身為儒家弟子，但李斯"不唯上、不唯師"，他通過對儒家理論的學習、批判和借鑑，思想上傾向於更為現實、更為功利的法家，最終"離經叛道"，"脫儒入法"。這個選擇顯然是理性的，有進步意義。這是因為，理想主義的儒家學說表麵上雖號稱"顯學"，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列國統治者的真正重視，而現實主義的法家客觀上卻得到了普遍推行。
為了追求富裕生活與優越地位，李斯將滿腔熱情與不懈追求傾注在了強盛的秦國身上，大膽地前往秦國謀求發展。他毫不顧忌地追求名利，費盡心機地博取功名，由此而形成了一種不畏萬難、特立獨行的人格。後來他終於如願以償，獲得了渴望已久的客卿、廷尉、丞相等職位，在血色中築起了生命的輝煌。
文案：李斯本是楚國上蔡的一介布衣，年輕時因見到廁中鼠吃糞便，且驚恐百端；而倉中鼠吃黍米，且從容肥大，由此而頓悟，訣心要做“倉審鼠”。於是，懷抱著“老鼠哲學”的李斯，確立了特立獨行的人格，成功輔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從上<諫逐客書>到施行“統戰政策”；從推行郡縣製到力主“天下為一”……秦朝的一係列重大政策均出自於李斯的個人之手。秦朝的敗亡也與其息息相關。
前 言：略說轉型時代的功利抉擇
李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確立了自己地位的人物。
作為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首席"宰相，其功過是非、成敗榮辱，千載而下時常成為歷代名士們談論的話題：西漢史家司馬遷說他未能始終如一地輔佐秦室，否則"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北宋文學家蘇軾說他向荀子學帝王之術，又"以其學亂天下"；清代桐城派大儒姚鼐說他實際上已經捨棄了荀卿之學，"焚《詩 》 《 書 》、禁學士"隻不過是順應時勢而已……
誠然，名家大儒們的論說都能自成一家之言，但相關評論均從"功秦"或"害秦"的角度出發，很少有人對李斯人格的時代特徵進行論說。其實，以今天的眼光看，李斯的一生，最有價值的當首推其功利思想，而他對功利的抉擇又具有濃厚的時代特徵。
一
說到功利思想，不得不談一談人性的善惡問題。
春秋戰國以來，對於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追名逐利現象，思想家們很早就從人性的本原上進行思考。當時的許多論斷，其範疇和深度，即使到了今天人們依然難以逾越。孔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禮記·禮運 》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荀子也認為，人之天性乃是好利多欲，"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荀子·非相 》）。荀子認為，由於人人都"好利"、"有嫉惡"、"好聲色"，且為與生俱來，因此"人性本惡"，人隻有經過後天教育才能變善。
與荀子的觀點截然相反，孟子主張"性本善"。他認為，人人都有惻隱、羞惡、禮讓、是非之心等"善端"，即善的萌芽、開端。人心有善端，就表現為人性本善；善端若不斷擴充發展，就能成為仁、義、禮、智"四德"；把"四德"發展到完美的程度，"人皆可以為堯舜"（《
孟子·告子上 》）。
此外，還有人認為人性無善無惡、善惡雜混，等等。但無論持何種人性觀，思想家們普遍承認人是好利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天性使然，抑或後天所致。由此而引出義利之爭：孟子反對人們言利，主張"捨生取義"；墨子強調義利並重；商鞅提出"權而索利"；荀子宣稱欲利不可去，求利乃天然合理……
思想家們的爭論認真而又執著，每個人都力圖使世人的行為合乎於他們的說教。這種人性論上的"百家爭鳴"，恰恰是當時追名逐利現象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的體現。自周平王東遷、春秋時代開始以來，到戰國末年以至秦朝，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大的社會轉型期。社會轉型，一方麵表現為生產力快速發展、經濟日漸繁榮，另一方麵表現為民眾的思想意識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轉變、從重"仁義"向重"功利"過渡。尤其是到了戰國中後期，重利的觀念已經有了極大發展：為追求商業利潤，商人階層崛起，商業貿易繁榮；為追求自身學說能被統治者採納，名家大儒們不惜周遊列國；為追求高官厚祿，士階層崇尚實學，敢於積極奔走，毛遂自薦……
司馬遷放眼於秦漢時期的社會現實，精闢地概括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至理名言。這個論斷，同樣也是春秋戰國時代普通民眾心理狀態的真實寫照。
二
李斯正好身處於這樣一個務實的時代。
他繼承了春秋戰國以來有極大發展的現實主義、功利思想，勇於追求個人利益，重視自我價值的實現。少年時代的他，已經有了一顆不安於現狀的心。後來在家鄉當小吏，偶然看到廁中鼠和倉中鼠有著天壤之別，由此而頓悟，確立了積極向上的人生觀。
後來李斯又選擇了求學。他千裏迢迢，拜當代大儒荀況為師，潛心鑽研"帝王之術"。然而，雖身為儒家弟子，但李斯"不唯上、不唯師"，他通過對儒家理論的學習、批判和借鑑，思想上傾向於更為現實、更為功利的法家，最終"離經叛道"，"脫儒入法"。這個選擇顯然是理性的，有進步意義。這是因為，理想主義的儒家學說表麵上雖號稱"顯學"，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列國統治者的真正重視，而現實主義的法家客觀上卻得到了普遍推行。
為了追求富裕生活與優越地位，李斯將滿腔熱情與不懈追求傾注在了強盛的秦國身上，大膽地前往秦國謀求發展。他毫不顧忌地追求名利，費盡心機地博取功名，由此而形成了一種不畏萬難、特立獨行的人格。後來他終於如願以償，獲得了渴望已久的客卿、廷尉、丞相等職位，在血色中築起了生命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