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急於想把日本變成一個“反共堡壘”，華盛頓寬恕了日本戰時的領導人、天皇及皇族和金融界的首腦們，免除了他們對12個亞洲國家的破壞和使之貧窮的責任。隻有為數不多的日本戰時領導人被處決。美國在戰後占領結束時，所有被起訴的日本戰犯都被釋放，包括那些從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控製著東亞最大販毒網絡的黑幫和教父。華盛頓不遺餘力地使那些發動戰爭的人重新得到日本政府的權力，其性質等於在戰後使納粹黨重新在柏林上台。但這在日本卻沒有遭到什麽反對，因為所有反對的聲音都被政治迫害的運動所扼殺，這種政治迫害甚過美國麥卡錫時代的政治迫害。日本極右勢力在戰時搶劫的贓物和日本財閥在戰時從亞洲國家所榨取的利潤的資助下得以復活。
從盟軍占領日本一開始，麥克阿瑟將軍、杜魯門總統、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其他一小部分官員，完全知道日本在戰爭期間搶劫的贓物和日本上層人物所擁有大量財富的情況，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1955年出版的一份由麥克阿瑟司令部起草的有關占領的報告承認：“占領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收集和保護大量儲藏的金、銀、寶石、外國郵票、雕花瓷盤以及在日本為非法的各種貨幣。盡管這些財富的大部分由日本官員收集起來，並由美國軍隊看護，但據了解，這些財產中沒有申報的現金是存在的。”{14}
美國情報機構發現的另一大筆財富是由黑社會教父兒玉譽義夫(kodama
yoshio)得到的價值13億美元的贓物。他作為日本海軍少將參與了在中國和東南亞的金百合行動，並專門負責搶劫亞洲黑社會。另外，他還負責日本在整個亞洲戰時的毒品交易。戰後，兒玉為了從巢鴨監獄出來，避免受到犯有戰爭罪的起訴，他給美國中央情報局1億美元，這筆錢被存入m基金。兒玉還個人出錢創建了兩個政黨，後來合併為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至今，華盛頓仍全力支持該黨。
我們從美國一些法律行為的蛛絲馬跡中可以證實美國得到了金百合行動的贓物，如檢驗桑蒂遺囑的真偽、核對他交稅的情況以及他存在美國、瑞士、香港及其他地方的錢的法律證據。這些材料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表明全世界充斥著秘密帳戶，這些帳戶上的錢是來自金百合計劃的贓物。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桑蒂死後，他的一些大的帳戶上的錢被匆忙地轉到了名為退休少將蘭斯代爾的名下。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這些擁有價值數十億美元黃金的銀行帳戶在沒有明顯理由的情況下易手，這就提出了銀行究竟起到什麽作用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
許多著名的名字與這個離奇的故事有緊密的聯繫。長期擔任花旗銀行主席和執行長的約翰·裏德(john
reed)是與桑蒂的黑錢流動有牽連的關鍵人物，他的名字在與此案有關的訴訟中常被提到。在這些訴訟案中發揮作用的律師中，有一位是舊金山的著名律師梅爾文·貝利(melvin
belli)，他在寫給拉斯維加斯《太陽報》編輯的信中說：“現在我確信世界上許多重要銀行的確為桑蒂存過錢。”貝利在訴訟中寫到：“被告花旗銀行主席和執行長約翰·裏德在花旗銀行為桑蒂所擁有的金塊的兌現過程中發揮了主要的作用，裏德及花旗銀行有係統地出售了而且仍在出售著上述金塊，並將銷售收入挪用。”
在美國進行的其他訴訟確信無疑地證明金百合行動所搶劫的財物的確隱藏在菲律賓。在旅遊勝地碧瑤(位於菲律賓呂宋島西部———譯者)附近，一位名叫羅赫略·羅哈斯(rogelio
roxas)的菲律賓鎖匠發現了隱藏在一隧道裏重達1噸的金佛像和數以千計的小金磚。一聽到羅哈斯的發現後，馬科斯總統派打手沒收了金佛像。羅哈斯後來被捕，並受到拷打和謀殺。1996年，美國聯邦法院判決他的家屬從馬科斯的財產中獲得220億美元的賠償。該案在審理過程中提供了許多有關日本搶劫亞洲財物的證人、文件和照片證據。
1968年，馬科斯總統派了一個高級代表團去日本，與日本達成聯合發掘的交易。根據該代表團一名成員的回憶，他們會見了一名皇室成員，“一名高級官員，他是裕仁天皇的堂兄。他告訴他們，日本在菲律賓藏匿了價值1000億美元的財富，這需要花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來搜尋所有這些財富”。
{15}另一場不同尋常的訴訟是美國前司法部副部長諾伯特·施萊(norbert
schlei)在調查日本神秘的m基金時，被美國財政部“咬”了一口後，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進行的訴訟。
為了擴大競選資金，在出售了數十億美元的日本政府債券後，日本自民黨領導人發現當這些債券到期時，國庫裏沒有足夠的現金來支付這筆國債。為了避免難堪，自民黨總裁田中角榮(tanaka
kakuei)迫使債券持有人接受期票，但期票在設計時故意留有缺陷，以便日後可被說成是偽造的。當他的顧客要求談判兌現這些本票中的一部分時，諾伯特·施萊被逮捕了。
華盛頓和東京堅決否認這些期票(被稱為“57”，在裕仁執政一年後發行)的真實性。但我們有證據顯示它們是由財政部自己印刷和製造的，並在特定的場合下被日本政府秘密地承認。我們複製了日本和瑞士銀行之間的秘密通訊，它們確認了這些期票的真實性。紐約一些與“57”有牽連的金融家還告訴我們，由美國聯邦經濟情報局精心設置的陷害諾伯特·施萊的圈套剛被執行，美國前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從盟軍占領日本一開始，麥克阿瑟將軍、杜魯門總統、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其他一小部分官員，完全知道日本在戰爭期間搶劫的贓物和日本上層人物所擁有大量財富的情況，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1955年出版的一份由麥克阿瑟司令部起草的有關占領的報告承認：“占領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收集和保護大量儲藏的金、銀、寶石、外國郵票、雕花瓷盤以及在日本為非法的各種貨幣。盡管這些財富的大部分由日本官員收集起來，並由美國軍隊看護，但據了解，這些財產中沒有申報的現金是存在的。”{14}
美國情報機構發現的另一大筆財富是由黑社會教父兒玉譽義夫(kodama
yoshio)得到的價值13億美元的贓物。他作為日本海軍少將參與了在中國和東南亞的金百合行動，並專門負責搶劫亞洲黑社會。另外，他還負責日本在整個亞洲戰時的毒品交易。戰後，兒玉為了從巢鴨監獄出來，避免受到犯有戰爭罪的起訴，他給美國中央情報局1億美元，這筆錢被存入m基金。兒玉還個人出錢創建了兩個政黨，後來合併為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至今，華盛頓仍全力支持該黨。
我們從美國一些法律行為的蛛絲馬跡中可以證實美國得到了金百合行動的贓物，如檢驗桑蒂遺囑的真偽、核對他交稅的情況以及他存在美國、瑞士、香港及其他地方的錢的法律證據。這些材料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表明全世界充斥著秘密帳戶，這些帳戶上的錢是來自金百合計劃的贓物。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桑蒂死後，他的一些大的帳戶上的錢被匆忙地轉到了名為退休少將蘭斯代爾的名下。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這些擁有價值數十億美元黃金的銀行帳戶在沒有明顯理由的情況下易手，這就提出了銀行究竟起到什麽作用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
許多著名的名字與這個離奇的故事有緊密的聯繫。長期擔任花旗銀行主席和執行長的約翰·裏德(john
reed)是與桑蒂的黑錢流動有牽連的關鍵人物，他的名字在與此案有關的訴訟中常被提到。在這些訴訟案中發揮作用的律師中，有一位是舊金山的著名律師梅爾文·貝利(melvin
belli)，他在寫給拉斯維加斯《太陽報》編輯的信中說：“現在我確信世界上許多重要銀行的確為桑蒂存過錢。”貝利在訴訟中寫到：“被告花旗銀行主席和執行長約翰·裏德在花旗銀行為桑蒂所擁有的金塊的兌現過程中發揮了主要的作用，裏德及花旗銀行有係統地出售了而且仍在出售著上述金塊，並將銷售收入挪用。”
在美國進行的其他訴訟確信無疑地證明金百合行動所搶劫的財物的確隱藏在菲律賓。在旅遊勝地碧瑤(位於菲律賓呂宋島西部———譯者)附近，一位名叫羅赫略·羅哈斯(rogelio
roxas)的菲律賓鎖匠發現了隱藏在一隧道裏重達1噸的金佛像和數以千計的小金磚。一聽到羅哈斯的發現後，馬科斯總統派打手沒收了金佛像。羅哈斯後來被捕，並受到拷打和謀殺。1996年，美國聯邦法院判決他的家屬從馬科斯的財產中獲得220億美元的賠償。該案在審理過程中提供了許多有關日本搶劫亞洲財物的證人、文件和照片證據。
1968年，馬科斯總統派了一個高級代表團去日本，與日本達成聯合發掘的交易。根據該代表團一名成員的回憶，他們會見了一名皇室成員，“一名高級官員，他是裕仁天皇的堂兄。他告訴他們，日本在菲律賓藏匿了價值1000億美元的財富，這需要花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來搜尋所有這些財富”。
{15}另一場不同尋常的訴訟是美國前司法部副部長諾伯特·施萊(norbert
schlei)在調查日本神秘的m基金時，被美國財政部“咬”了一口後，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進行的訴訟。
為了擴大競選資金，在出售了數十億美元的日本政府債券後，日本自民黨領導人發現當這些債券到期時，國庫裏沒有足夠的現金來支付這筆國債。為了避免難堪，自民黨總裁田中角榮(tanaka
kakuei)迫使債券持有人接受期票，但期票在設計時故意留有缺陷，以便日後可被說成是偽造的。當他的顧客要求談判兌現這些本票中的一部分時，諾伯特·施萊被逮捕了。
華盛頓和東京堅決否認這些期票(被稱為“57”，在裕仁執政一年後發行)的真實性。但我們有證據顯示它們是由財政部自己印刷和製造的，並在特定的場合下被日本政府秘密地承認。我們複製了日本和瑞士銀行之間的秘密通訊，它們確認了這些期票的真實性。紐約一些與“57”有牽連的金融家還告訴我們，由美國聯邦經濟情報局精心設置的陷害諾伯特·施萊的圈套剛被執行，美國前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